试论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

2021-01-07陈丽莎鲁梦晓

新西部 2021年12期

陈丽莎鲁梦晓

河南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地形的过渡地带，河道形态复杂，黄河多支流，同时易发水患。历代黄河治理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治理、从简单到全面治理的过程。随着人们防范洪水、治理水患的实践活动日益增多，对于治河的认识和如何治河的理论知识也愈发的科学，从而制定出符合规律且實用的策略。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哺育一代代人，使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融合，万姓同根，万姓同源。但是历史上人类过度的生产活动，破坏了黄河的生态环境，黄河面临着水患，灾害也影响了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才能够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黄河的治理，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的重要影响

黄河之水滋养了中原一代代的人，中原正是有了黄河水的滋润变得繁荣。然而黄河也是一条忧患之河，在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困扰。

黄河带来丰腴的水土资源，促进农业的发展。首先，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低，土质较为疏松，并且土地渗水性好，适宜农作物生长;其次，在新石器时期我国“中高纬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变得更适宜人类生存，农业在中高纬度地区普遍发生……在这样一个迁移过程中，中纬度的黄河流域就成为汇聚南北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地区，故而这一区域最早绽放出中华文明的曙光”;[1]第三，黄河水提供了充足的灌溉用水。

河南地理位置特殊，处于地形的过渡地带，河道形态复杂，黄河多支流。“河南境内自三门峡至孟津，为黄河最后的峡谷河道;自孟津至郑州，南岸为黄土丘陵，北岸为平原，为峡谷河道向宽浅河道的过渡地带;自桃花峪以东，至兰考东坝头，河道宽浅，最宽达20公里，为典型的游荡性河道，也是淮河、海河水系的分水岭。”[2]“盖河自昆仑历关陕以至河南，则伊、洛、渭、沁诸水合焉。水愈多，势愈盛。而自三门七律以下，地皆浮沙，最易汕刷。故自汉迄今，东冲西决，未有不始自河南者也。”[3]由于降水不均，黄河流量猛增，引发洪水。《晋书·五行志》记载：“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又据《水经注·伊水》记载，洛阳伊阙左壁上石刻铭文：“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已，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4]

此外，人为原因也造成黄河泛滥决口。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发展，人们有了工具伐木。过度砍伐树木，林地开垦变为耕地，使平原地区森林缩小甚至消失。“就平原地区而论……河南西部伊洛河流域的洛阳王湾、锉李和偃师二里头等处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皆发现有遗存的木炭……凡此皆足以证明这些平原地区在那时一定都有过大片的森林。”[5]“远在往古，农业最早发展的地区多在平原。黄河中游这样的平原有关中的泾渭流域，晋南的汾沫流域，河南的伊洛河的下游，太行山南诸地。这些地方森林地区的缩小和消失，大致是汾沫流域、伊洛河下游和太行山南等处略早于关中泾渭流域。”[6]“伊洛河下游适于农业的发展，而人口又众多，土地的开垦也就较为迅速。战国末年，洛阳附近农田的扩展就到了一定的限度。”[7]各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引黄河抵挡外敌。在河南长垣，魏惠王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8]“赵惠文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9]在今河南开封，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10]金哀宗天兴三年，“蒙古兵决黄河寸金淀之水，以溉南军，南军多溺死。”河水夺涡入淮。[11]明崇祯十五年，为阻止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至汴堤以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则涸为平地。”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扒开花园口大堤使黄河夺淮入海等。[12]

黄河大改道对黄河周围环境造成很大破坏。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经平原、济南，流向千乘入海。当时王莽以为河水东去，从此他在元城的祖坟可不再受黄河之害，未予堵塞，以致黄河又一次大改道。[13]王莽为了保障他在元城的祖坟安全，主张不堵决口，听任河水东决。结果黄河和济水分流处的堤防严重崩塌，黄河、济水和汴水各支流交相泛滥，兖州、豫州数十县受灾。[14]唐昭宗乾宁三年，夏，四月，辛酉，河涨，将毁滑州城，朱全忠命决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15]自然灾害加上人为决堤，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给周围的人带来灾难。

历代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

在古代社会中，人们缺少对黄河科学的认识，常将他们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盲目地与上天联系起来。但是在大量的实践中，人们逐渐掌握了黄河的规律，对于黄河水患有了更科学的认识，预防与治理黄河水患，也由开始的盲目、迷信变得更加科学，注重方法。

最早治理黄河的例子有共工治水和大禹治水。因为之前很少治洪成功，共工和大禹治水的故事被人们口耳相传。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共工曾用堕高堙庳，也就是削高就低的方法治水，[16]就是采用“堵”的方式治水。在尧舜统治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治水。鲧采用是共工以堵治水的方式，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导致治水失败，被杀。其子禹采用和以往治水不同的方式，即疏导的方法。据《国语·周语下》记载，“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高高下下，疏川道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噢，合通四海。”[17]大禹疏通河道，使洪水分别流入大江大河，最后引向大海。经过大禹的治理，洪水散去，大禹的事迹被人们代代传颂。但在这一时期，人们还缺乏主动防范水患的意识，都是在遇到洪水灾害时被动应对。

春秋时期，人们开始主动建筑堤坝防御黄河水患。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和鲁、宋、卫等国的国君在葵丘会盟，各国签订盟约。据《孟子·告子章句下》记载：“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18]在盟约中禁止建堤防，说明当时堤防已经很普遍，人们有了主动防范洪水的意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汉代在总结前人治理黄河的基础上开始有了新的尝试。《汉书·沟洫志卷二十九》中记载贾让针对黎阳的洪水隐患提出治河的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即改道北流，中策即挖漕渠，下策即填补。[19]贾让的治河三策，综合考虑各种利弊，不仅考虑了如何治河，还考虑百姓，提供不同的治河方法。汉代也逐渐通过一些大型工程治理黄河。《后汉书卷七十六》记载：“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徊注，无复溃漏之患。”[20]由于大型工程所跨区域面积大，弯道过多，河水流经这些区域流速减慢，使得泥沙堆积，产生浅滩。并且黄河水量不稳定，河段水量不均，汛期时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王景针对这些问题指导工人进行了裁弯取直、疏浚浅滩、加固险段等工作。

唐代治河采用分洪的方式，把洪水分到几个河道，最后注入黄河。唐宪宗元和八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是年“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及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发动万余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河道，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河分注故道，作为分洪道，下流再回到黄河，滑州遂无水患。[21]

宋代认识到黄河大改道带来的危害，尝试把河水回归古道，却没有成功。但是宋代治河技术有了进步，越来越重视实践，用更科学的方法治河。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一次根据一位普通河工的建议合龙成功的实例。高超建议把埽分为三节，一节二十步;先在迎水面放下第一节，沉到水底后，水虽然不断流，但水势已经减了一半。接着再下第二节，即使还过一点水，只是小漏，影响不大，下第三节埽时因已能在平地施工，更加容易，下到底后，口门就迅速堵合断流。旧法的再次失败和商胡堵口的成功，证明了高超来自实践的方法切实可行。[22]

元代开展大型的治河工程。“至正十一年，元惠宗下诏中外，令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堵口治河。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归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贾鲁堵口时采取疏、浚、塞并举的措施，对故河道加以修治。黄河归故后，自曹州以下至徐州河道，史称“贾鲁河”。[23]明代治理黄河实地考察，注重实践，尊重自然规律，并且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新的治河理论。潘季驯四次治河中，多次深入工地，观察地势水情，从事堤防工程。他还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并总结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为了达到束水攻沙的目的，他主张将两岸的分水口全部堵住，改分流为单一河槽。[24]清代黄河前期统治者对于治理黄河极为重视，设置了完备的治理机构和防御措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黄河接连发生决口。这一时期黄河水灾频繁，且间隔短，规模大，堵筑时间长，花费巨大。特别是仪封十六堡决口与青龙岗决口规模巨大，堵筑时间均在两年以上，且难以治理。[25]

民国时期开始设立近代化的水文站，植树造林。“民国八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在河南陕县设立水文站，观测水位、流量、含沙量、降雨量等。”[26]“民国十七年，河南河务局先后在博爱刘庄、开封斜庙、武陟嘉应观及莲花池建立第一、二、三造林场，总面积640亩。”[27]

新中国成立后，建成了三门峡、小浪底水利枢纽。小浪底水利枢纽与三门峡水库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集减淤、防洪、防凌、供水灌溉、发电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都是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联合运用，共同调蓄凌汛期水量，对于治理黄河流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人们享受着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便利的水运等等大自然馈赠的礼物。但是同时要面临的是黄河水患，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历代黄河治理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治理、从简单到全面治理的过程。随着人们防范洪水、治理水患的实践活动日益增多，对于治河的认识和如何治河的理论知识也愈发的科学，从而制定出符合规律且实用的策略。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通过世世代代的实践，我们对黄河的认识更加理性、科学，因此我们在与黄河相处时就更加的“自由”。当然，我们也要时刻牢记，我们所享受的“自由”是以尊重“必然”规律为前提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和我们的母亲河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绝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这是人类思想境界的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自然环境，才能从自然界获取源源不断的发展资源。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保证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虽然面临黄河治理的严峻形势，但只要坚定了这种信念，把黄河治理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保护，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新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刘壮壮，樊志民.文明肇始：黄河流域农业的率先发展与文明先行[J].中国农史，2015（5）：17.

[2]张新斌.论河南段黄河为中华文化圣河[J].学习论坛，2008（2）：61.

[3][25]刘旭东.乾隆后期（1775-1795）黄河河南段水灾治理研究[J].安徽大学，2014：13，

[4][11][13][21][23][26][29]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编.黄河志卷1黄河大事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1）：24+51+17+33+53+143+150.

[5][6][7]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05：233-234+244+245.

[8]李民等编著.古本竹书纪年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11）：165.

[9][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M].中华书局，1959（9）：1803+1820.

[10][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M].中华书局，1959（9）：234.

[12]王渭泾.黄河治乱与河南兴衰[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8（4）：23.

[14][22][24]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M].中华书局，2020（9）.

[15][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点校本·卷二百六十[M].中华书局，1956（6）：8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