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平

摘 要：清代黄河治理与清朝统治的稳定关系密切，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因此经常派遣钦差督察治河工程，除防止治河工程中舞弊和疏漏外，在官员业务不熟、推诿扯皮时、在皇帝需要了解实情以及处理紧急治河事务时，朝廷也会派遣钦差大臣处理河务，对于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钦差，朝廷也会严肃处理。

关键词：清代;钦差;治河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2-0132-03

清朝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有限。黄河、淮河、长江、运河等河流经常出现决堤现象，给沿岸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破坏。为了减轻河患，清朝中央政府拨付大量资金治理河道，河患大为减少，对清朝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河道治理过程中，朝廷经常派出钦差大臣直接指挥和监督治河工程，本文拟对其派遣钦差的原因略作探讨。

一、治水中官员业务不熟时需要派遣钦差

清朝时期没有专门培养水利工程的学校，水利工程人才主要是靠自学和传承与阅历。所以，一些在其他方面很有才华的官员在治河上不一定称职，甚至因工程处理不当造成重大河工事件。如乾隆六年（1741）七月，吏部右侍郎杨嗣璟奏，总理南河水利工程副都统德尔敏，大理寺卿汪漋“不谙地方情形，罔恤民间疾苦，或短发夫价，或任意放水，或将挑河之土，堆入民田，耗帑累民”，请交督抚查核。乾隆即令总督杨超曾、河道总督高斌查明情由具奏。①可见清朝统治者对河工的重视，对不熟悉业务的官员一经查实，坚决撤换。

对于工作成绩不佳者，朝廷会派出钦差大臣查办，如康熙十六年（1675）二月，九卿议覆，差往验勘河工工部尚书冀如锡等上疏朝廷说：河道总督王光裕全无治河之才，以致河工溃坏，并疏请将王光裕革职，另拣贤能担任河臣，才会对河道有益。康熙遂革去王光裕总河任，派遣吏部侍郎折尔肯、副都御史金俊为钦差，前往会同新任总河察审。②康熙十六年七月，刑部等衙门议覆，差往河工吏部侍郎折尔肯等上奏疏，原任河道总督王光裕，莅任以来，不将堤岸修筑坚固，以致新旧堤岸屡屡冲决，淹没民田房产，至属员侵蚀冒销，又不题参，王光裕应革职，杖一百。原任淮扬道今升浙江按察使张登选、原任管河同知管尽忠，俱拟斩监候。康熙同意了此意见。③对此，朝廷派钦差进行详细的调查并给予严肃的处理，没有治水才能是难以胜任河道总督之职的。

对重大河务朝廷往往派熟悉河道业务的钦差直接督办。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奏请于淮、扬一带开筑河道闸坝。乾隆认为此项工程重大，汪漋本籍江南，于彼处情形较为熟悉;且曾监修浙江海塘，于水利工程谅亦谙练，因此即命其前往江南总办此工，会同督、抚、河臣妥议。不久又命汪漋偕通政使德尔敏办理江南水利工程。

通过钦差巡视与查处，警示河务官员不仅要尽职尽责，还要熟悉业务，以便做到科学决策，把河务工作做到最好，把灾害降到最低。

二、治水中官员推诿扯皮时需要派遣钦差

雍正对于浙江海塘的修筑非常关心，不惜花费重金，派多名大臣进行督修，但“不料经理诸臣，各怀私意，彼此参差，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④，导致雍正十三年六月风浪溃堤之事，虽已奋力抢修，但雍正仍担心其不能捍御秋潮。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决定派遣大学士朱轼为钦差前往督修海塘工程，令其“到浙之日，稽查指受，总理大纲”，“若大臣中有怀私龃龉者，著朱轼据实参奏”，“若文武官员等有营私作弊，或怠玩因循者，朱轼即行纠参，从重治罪”。⑤派出钦差大臣到治水一线也是为了加强对治水工程的监督，确保工程质量。

乾隆二十二年，淮、徐水患，乾隆认为徐州各处工程，必须亟为整顿，因督抚诸臣无暇兼顾，所以派遣梦麟等前往监修。六月，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言：开浚时，可以责成地方官办理，等完工后，再请钦差查验等等。尹继善在奏折中流露出对于由钦差督修河工的不满。对于尹继善的覆奏，乾隆大为不悦，认为“甚属乖谬，足见其因陋就简之锢习，始终牢不可破”，并谕曰：“至其所奏，相度开浚时仰恳责成地方官。俟工完后，再请钦差查验等语，尤为语中有刺。朕因徐州各工，必须亟为整顿，而督抚诸臣，实无暇兼顾，是以遣梦麟等在彼监修。现据奏荆山桥茶城等工，俱已告竣，可见实力筹办，自能奏效，若非朕特遣梦麟至彼，何以如许工程，竣功迅速若此。至伊等如果有借端需索扰累，及干预地方等事，何妨据实陈奏。而必隐跃其词乎。”⑥说明皇帝对地方官治水是不放心的，而钦差更可以直接传达皇帝的旨意，监督地方治水官员的行为，以保证工程质量。

当面对洪水滔天、困难重重时，一些责任心不强、能力有限的官员缺乏担当、推诿扯皮、贻误工期、造成灾害。钦差的派遣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减少了灾害的影响，稳定了社会秩序。对于同样推诿的钦差，朝廷也同样严肃处理。如康熙时，河臣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论河工事，久未决，朝廷即命工部尚书萨穆哈、礼部左侍郎穆成额前会同江苏巡抚汤斌勘议。汤斌认为应该疏浚高邮、宝应等州县的下河，使积水逐渐归于大海，这样做“开一尺有一尺之益，开一丈有一丈之益”。钦差尚书萨穆哈等因靳辅欲于下河筑堤束水入海，因此还奏朝廷开浚无益。康熙二十五年，汤斌升任礼部尚书至京，于乾清门陛见，当康熙询问到“下河开海口事”，汤斌回答与以前相同。康熙就对萨穆哈、穆成额问责。康熙诘问二人，“各语塞”，遂褫其职。⑦對在治河这样的大事中不敢担当的官员是要坚决问责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绝不姑息。

三、治水中皇帝需要了解实情时需要派遣钦差

清代官员们为了政绩往往报喜不报忧，但从上报的材料朝廷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才有皇帝不断微服私访，探查民情。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朝廷不断派出钦差，了解实情。如康熙十一年黄河决口。六月，康熙帝派遣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为钦差前往视察决口情形，了解被灾地区的情况，向灾民传达朝廷的慰问。回京后将灾情绘图进呈。⑧康熙十五年十月，谕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尹桑阿曰：“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特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勘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勘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雍正十年（1732），总督程元章奏报朝廷，海宁潮势自东而西，侵仁和县界，石、草各塘坍卸，形势非常危险。大学士等请特简大臣通盘筹划，以垂永远。雍正帝于十一年正月派遣海望偕直隶总督李卫勘浙江海塘。⑨朝廷派遣钦差是为了拿到第一手的治水资料，以便能正确的决策。

乾隆四年三月，乾隆帝关于是否应开新运口的事情拿不定主意，“惟有命大学士鄂尔泰乘驿前往，庶与朕亲临阅视相同”⑩。因此派遣当时最为信任的大臣大学士鄂尔泰视察黄河，为黄河是否应另开新运口提出建议。乾隆七年十一月，江南淮、徐、凤、泗等处被灾，乾隆帝对江南的河防水利非常关心，因大学士陈世倌屡次陈奏，乾隆“见其有中肯綮者，必有以成底绩之功”，即派遣他驰驿前往被灾之处，会同周学健等查勘办理。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御史朱续经自天津巡漕事竣复命，请设专司河务大臣，以资办理永定河防汛工程。虽然乾隆仍令直隶总督兼司河务，并且认为河务工程的督办，最有效地是随时派遣大臣办理，若专门设立人员管理反倒会拘泥于成见，于河务并无裨益。因此，乾隆派尚书阿桂、侍郎裘曰修为钦差至直隶各属，“会同地方大员，详勘应行修防浚筑事宜”，而且这样做“较之设立河员，与地方官立异掣肘者固属有利无弊。且嗣后遇有應行修浚之工，随时特派大臣督理查勘，自足收相机集益之效”。B11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崔应阶奏请兴挑荆山桥旧河，去除淤泥使其畅通。于是乾隆命协办大学士公兆惠于第二年年初春驰驿前往，会同尹继善、叶存仁、崔应阶相度会议。B12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当钦差阿里衮查勘天津淀河堤岸时，“村民见有钦差前往，踏勘筑堤，无不欢欣踊跃，佥云从此子子孙孙皆可永远沾恩，且堤内之地亦可尽成膏腴，实与居民有益等语”B13。说明百姓对钦差的期待与信任。

针对地方官提出的治河方案，皇帝往往还要派钦差进行核查，才能作出最后决策。嘉庆十二年，南河云梯关外陈家浦漫口，由射阳湖旁趋海口，两江总督铁保、江南河道总督戴均元请改河道径由射阳湖入海。十月，嘉庆命托津偕刑部尚书吴璥驰赴南河会勘。B14治水钦差的大量派遣，为朝廷治水决策提供了更多的真实信息，使朝廷在治水的选人用人方面和工程决策中可以尽量的减少失误。

四、治水中的危急任务派遣钦差处理

对于治河过程中出现的危急情况，地方官员处理不了的，朝廷也会派遣钦差临时督办。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黄河在河南祥符（今开封）三十一堡决口，当地河官和地方大员抢救不力，致使汹涌的黄河洪水直冲开封，造成全城被围，城内水深达五六尺。同时，汹涌的黄水还直下东南，横扫河南境内的陈留、杞县、通许、鹿邑、睢州、柘城等地以及安徽境内所属5府23个州县，黄滔所过，哀鸿遍野。当时河南巡抚牛鉴和东河总督文冲二人均束手无策，企图放弃开封迁民于洛阳，另立省城。朝廷急命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为总理河务。王鼎了解林则徐过去做过东河河总，熟悉河务，办事认真、处事有方。于是上疏朝廷请留在流放途中的林则徐襄办黄河堵口工程，得到道光皇帝的批准。道光二十一年五月，皇帝下令“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B15。林则徐接旨后日夜兼程前往祥符（今开封），到达后即与王鼎同住黄河六堡工地一线督导堵口工程，深入决口河段察看险情，提出具体堵口方案。王鼎完全赞同，急令所有官员抓紧干秋季节，一方面组织灾民筹备秸料，一方面调集人力进占口门，动工兴筑正坝、上边坝和下边坝三道挑水坝，并开挖引河。次年二月五日，堵口合拢前夕，七日上午，原宽三百零三丈的口门全部合龙，河水由引河回归故道。B16这次堵口工程进行了8个月，对后世治河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派往办理河工的钦差按照朝廷的要求监督河工，勘察河情，制定治河方案，及时汇报各种河工情况，对朝廷制定治河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治河钦差大多数为熟悉河务的大臣，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尽可能地杜绝河患的发生，或比较有效地减轻了河患带来的灾难。

注释

①《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乾隆六年七月壬辰。中华书局，1986年，第1113页。

②《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五，康熙十六年二月丙辰，中华书局，2012年，第837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六十八，康熙十六年七月己亥，中华书局，2012年，第895页。

④⑤《清世宗实录》卷一五八，雍正十三年七月壬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15页。

⑥《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一，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己丑，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页。

⑦⑨⑩B14王仲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518、1220、1201、2465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三十九，康熙十一年六月辛丑，中华书局，2012年，第528页。

B11《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九，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己酉，中华书局，1986年，第498页。

B12《清高宗实录》卷七〇一，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年，第500页。

B13《清高宗实录》卷七八〇，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乙丑朔，中华书局，1986年，第579—580页。

B15B16《林则徐集》上册，“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5—28页。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