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芸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研究颇有建树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著作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的作品如《本真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黑格尔》（Hegel）、《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都被陆续翻译成汉文。2017年，他的扛鼎之作《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又经历重重困难，终于出版，更成了汉语学界的大事件。

泰勒的研究领域极为开阔，涉及神学、政治、法律、哲学、艺术、文学等诸多学科，而他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始终是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语言动物》（The Language Animal）序言中，泰勒再三申明自己为何关注此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就开始通过对后浪漫主义诗人的考察思考浪漫主义与后浪漫主义语言观的问题。“我认为语言与各种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纬度。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们能帮助我们更加到位地理解这一点。”［1］不仅如此，他已经着手写作一本以“后浪漫主义诗学”为主题的新书，作为《语言动物》的第二卷。

在《本真性的伦理》《自我的根源》《世俗时代》《语言动物》中，不难找到他对浪漫主义诗学、后浪漫主义诗学的语言问题所做的大量精彩论述。而处于浪漫主义与后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诗歌正是他展开讨论的一个重要底本。在《本真性的伦理》中对里尔克的引用有4处，在《世俗时代》中对里尔克的诗歌主要有2处分析，在《自我的根源》中对里尔克诗歌的引用更是超过了10处。

布兰·J·布曼（Brian J.Braman）在《意义与本真性：罗纳根和泰勒论人类生存本真状态的困境》一书中曾注意到泰勒对里尔克的讨论。对泰勒而言，里尔克代表着一种“上帝显现艺术的典型”（a paradigmatic example of epiphanic art），里尔克向读者展示神显（epiphany）①epiphany来源于古希腊语ἐπιφάνεια,epiphanea，常翻译为显现、惊异的出现（manifestation，striking appearance），在基督教的语境中，特指上帝的临在、上帝的显现。20世纪初，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诠释下，又获得了“顿悟”的意义，特指人物突然获得对自身与周遭环境完全崭新的看法和认识。在泰勒的中译本中，常常被翻译为“显现艺术”。而笔者认为，泰勒对该词的使用介于“神显”与“顿悟”之间，或有时，又兼有两层含义。“不仅仅是精神的彰显，也是一种整全的自我充盈”，“艺术打开了探寻的疆域，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2］。

可见，泰勒对浪漫主义诗学、后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值得关注，泰勒与里尔克的关系更是一个新的领域。本文试图围绕泰勒对里尔克诗歌的分析，讨论世俗时代中后浪漫主义诗学的语言问题。文章的第一部分简要描述了泰勒对浪漫主义诗学、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的关注，为全文提供进一步论述的基础。第二部分评析泰勒对里尔克诗歌的诠释。第三部分回到泰勒对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语言观的理解，指出泰勒在世俗时代的语境中，如何接续里尔克的局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从而结束全文。

一、“更微妙的语言”

在泰勒的思想体系中，“更微妙的语言”是一个关键核心词，这组词语大量出现在《本真性的伦理》《自我的根源》《世俗时代》之中。《本真性的伦理》第8章、《自我的根源》第5编的小标题便是“更微妙的语言”，但这两本书对此概念并没有做相应的定义，在《本真性的伦理》提及此短语来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未做进一步梳理［3］104。

直到《世俗时代》，泰勒才解释该语词的来源。他主要借鉴犹太裔的批评家厄尔·瓦塞尔曼（Earl Wasserman）《更微妙的语言：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The Subtler Language:Critical Readings of Neoclassic and Romantic Poems）中 的重要观点。“更微妙的语言”（the subtler language）原始出处来自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The Revolt of Islam，1817年）第7章第32小节的片段：“在沙滩上，我画地成图，如编织思想的经纬，/清晰，基础的形状，最微小的变化/更微妙的语言在语言精炼之中/这便是在老克罗托内隐晦的教导中/诸真理的关键。”［4］这里的老克罗托内（Crotona）指代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曾在意大利南部小城克罗托内开坛授课，宣讲关于自然、宇宙、宗教之类的隐微教导。在雪莱的诗歌中，“女主角辛西娅（Cythna）有一种雌雄同体的直觉能力”［4］，她能够从沙地上的字母中学习真理，从自然中领会精义。这与毕达哥拉斯推崇“万物皆数”“数皆和谐”精神一脉相承。

瓦塞尔曼在书的绪论结尾处“断章取义”地引用此句“最微小的变化/更微妙的语言在语言精炼之中：/诸真理的关键”［5］，便是要指出雪莱深谙诗歌语言的秘密：意义有句法性，语言的结构便是思想的结构。瓦塞尔曼的诗歌批评研究最重要的关注点也在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浪漫主义诗歌中大量出现的“宇宙的语法”（cosmic syntax），其本质便是将应和论（correspondence）与象征的森林（forest of symbols）进行重新编码。浪漫主义诗人的职责不再仅仅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而是能够指出符码秩序与形而上学意义之间存在关联的先知者。倘若说，过去的诗歌语言可能根植于共识的意义之上，那么，现在的诗歌语言存在于语言的敏感性中。诗人成为语言世界的创造者，担负起寻找“更微妙的语言”的责任。

泰勒在借鉴瓦塞尔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之从浪漫主义诗歌批评领域带入了社会学跨学科的领域之中，并进一步指出“旧的秩序连同它所建立的意义背景的衰落，如何使浪漫主义发展新的诗意语言成为必需”［6］548。诗人们发现在面对周遭的自然世界，现成的词汇已经难以描述所见的自然，所以他们必须一边写诗、一边重新发展出新的词汇去描绘自然。

同样，这种不足感也体现在绘画和音乐领域中。以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年）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画家在画中努力呈现一个自然的象征主义世界，以瓦格纳为领军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也迈出向“绝对”音乐探索的步伐。在诗歌、绘画、音乐的背后都勾连着原有形而上学、宗教共识的终结，万物秩序破碎，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世界观。

不可否认，浪漫主义艺术同样能够在人心中引发共鸣，但其背后的本体论的支撑，很可能便是“虚无”。在瑞士神学美学家巴尔塔萨看来，这便是“忧郁的荣耀”［7］。与巴尔塔萨相比，泰勒的评价较为委婉，一方面，他承认这种艺术也具有某种“人类学”的“奥秘”“深度”，在启蒙祛魅之后，要在已经用机械论术语解释的宇宙中，重现描述宇宙想象，诗人艺术家们更要挣扎地“重新发现一种更深刻、更完满的愿景”［8］408。象征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作为一个多义词“象征”，“为所指提供通道”［8］408，它既需要艺术家的创造力，又为揭示“半隐藏的意义”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这样的作品也会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宗教信仰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模糊地带，诗人们只是在审美领域中寻找神圣感、道德感。如同聆听音乐和旅行郊游都会被追加上神圣严肃的意义，但身处其中的主体很可能越来越趋向不信仰任何宗教，仅仅强调自己的“宗教感”，突出自己的灵性追求，乐于将自身引入一个现代缓冲的身份中。

故而，针对这种状况，泰勒总结道，如果一种语言是微妙的，它的特征可能是本体上不确定的、表演性的、脆弱的［8］756，所以，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浪漫主义诗学便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特征。

从泰勒引用的浪漫主义诗学文献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借鉴了弗兰克·科摩德《浪漫主义形象》、艾布拉姆斯《微风阵阵》《镜与灯》、休·奥纳《浪漫主义》、夏尔·罗泽纳、亨利·泽纳尔《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雨果·弗里德里希《现代抒情诗的结构》、帕斯卡尔·皮埃《波德莱尔》等书籍中的观点。这几位文学理论家都是20世纪浪漫主义诗学研究的翘楚，泰勒在此之上的研究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二、泰勒对里尔克诗歌诠释

在泰勒看来，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想对现代人认知结构影响深远。只有真正理清了浪漫主义运动中复杂的发展趋势、各种暗流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后世俗时代的现代性问题有真正深入的评估。因此，泰勒对雪莱、席勒、华兹华斯、里尔克等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诗人都有较深的研究。

虽然未以里尔克的诗歌为题写就一篇文章，但在泰勒的著作中引用里尔克的诗歌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文本，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众所周知，里尔克被誉为20世纪对德语语言贡献最大的诗人之一，他对诗歌语言的探索自然是无法回避的重点。

在《本真性的伦理》中第8章“更微妙的语言”章节，泰勒主要讨论的是现代文化的“主观化”运动。他将这个运动分为“方式”主观化与“行动的质料或内容”的主观化［3］99。在现今时代里，方式的主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质料主观化也成为必然。泰勒试图在艺术的领域，以本真性伦理来阐发其中的差别，而他采用的最重要材料就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下面简称《哀歌》）。

如何理解《哀歌》的天使呢？在泰勒看来，不能以天主教中世纪以来的天使传统来理解里尔克的“天使”，应该从里尔克的感性经验去阐明何为天使。浪漫主义初期，诗人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新诗歌语言，从模仿的诗歌到创造的诗歌，其背后深刻的变革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哲学现象，而是一套新的宇宙观，新的语言句法。

当然，也不能说里尔克创造的天使秩序与古老的天使秩序具有同等的地位，而是要认识到这些天使虽然与传统天使不同，但仍然与人类有关，与语言有关，“她们不可能与某个阐述语言分离，而这个语言实际上是她们的要害成分。这个语言反过来根植于诗人个人感性之中，只有那些感性像诗人的感性一样与之共鸣的人们，才能理解它”［3］106。进一步说，里尔克的天使虽然与传统的天使大相径庭，但她们仍然根植于一个更大的传统之中。这好比当我们误用语法造句说话，我们所用的语言仍然从属于这个语言系统。同理，即使我们不再相信诗歌背后伟大的存在之链，我们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更大秩序的一部分。

以里尔克的《新诗集》（Neue Gedichte）为例，泰勒认为这些诗歌是从“事物内部阐明事物”，故而读者去品鉴这些诗歌的时候，能够引起共鸣的是这些“物”，而不仅仅是“自我”。因为里尔克的诗歌谈论的“不是自我，而是某个超越的东西”［3］108。同样，虽然《哀歌》晦涩难懂，但它们试图告诉我们的“涉及我们的困境，生者与死者的关系，人类的脆弱和出现在语言中的理想化的力量”［3］109。这些超出自我的思考常常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兴趣。

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浪漫主义与后浪漫主义之间出现的分水岭。后浪漫主义出现了“方式的主观化”，而非“质料的主观化”［3］108。“方式的主观化”指的是诗人可以展示引导读者进入某一个自我的领域。而“质料的主观化”则是强调诗人在诗歌中只是表达自我。由于人们容易将质料与方式混淆，所以常常将这种主观化导入极端的个体主义，最终丧失了个体之间可以互相理解的可能性。

泰勒对于“质料”与“形式”主观化的区分，颇具洞见。这种细微的差别往往容易被忽视。在里尔克的《新诗集》研究中，往往用“客观化”来表述，即诗人虽然描写的事“物”（Dinge/thing），但其实是以内在的情绪寻找客观对应物。对“物”关注，恰恰说明之前，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被挑战，诗人观察世界方式的革新。在浪漫主义时代，自我与自然常常连在一起。之后，原有归属感丧失，诗人们更要寻找一种“更强烈、更内在的联系感来补偿”［3］111。所以，物诗便是诗人试图进入物的内部，寻找更内在的联系。“主观化”还是“客观化”最终取决于观察者从哪个角度出发。

到了《自我的根源》，泰勒对里尔克的诗歌文本的引用和分析越发精彩。例如在第23章“后浪漫时代的视野”中，泰勒沿着诺瓦利斯的路径，试图在内部寻找事物的秩序，以里尔克的《新诗集》中最成功的《豹》（Der Panther）为例，更详细地阐述了浪漫主义诗人可以将读者“带入豹子的内心世界，但是，这又不可避免地使得豹子成了我们自己的被异化的内在深度性的符号”［6］619。进而言之，这首物诗写的还不是作为“他者”的豹，而是作为主体的诗人，依然是一种“自我关注的语言形式”，最终可能还是指向对“主体的神秘力量”的颂赞［6］620。这里涉及“上帝显现的艺术”的中心问题，即后浪漫主义的诗人一方面以主体为中心，另一方面又试图不直接谈论自我的形式的存在。

这便与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对里尔克诗歌的分析有了联系，依然还是关注“主观性的问题”。而在第24章“现代主义的显现”中，泰勒再次指出，里尔克的《哀歌》中第9首的片段“这些事物，枯萎地活着，知道你们在赞扬它们”，最集中地体现了“非中心化和内在化”［6］704。或许，这也正是为何海德格尔专门诠释里尔克诗歌的原因，里尔克与海德格尔都知晓“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就是精确地理解主观主义”，里尔克“尽可能好地和最不自我放纵地”内在化［6］704。也因为如此，泰勒认为：“里尔克已经使我们超越了表现主义，超越了后叔本华的神话，超越了对显现的力量的单纯赞美的诱惑，来到显现本性的中心问题——不只是作为我们的行为，而是作为我们自己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交易。”［6］705或言之，《哀歌》中的显现艺术既可以克服主观化的倾向，又可以葆有神秘主义的力量。它可能是非个性化的意志的多种变形，也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非人格的神秘主义，或者是某种构造框架的集合。

但对于“显现”，泰勒还是有一定批判的。在他看来，上帝的显现也是一种“现代诱惑”，因为它对自我的肯定可能变成未来主义那样任性的翱翔，也可能变成超现实主义那样自我隐藏。“显现艺术的本性自身使得人们很难说清楚究竟要赞颂什么：是退缩到主体之后或之外，还是主体的神秘的力量。”［6］620可见，泰勒一方面承认显现艺术在克服主观化的努力，一方面对其背后最终指向何处，充满了隐忧。

到了第25章“结论：现代性的冲突”部分，泰勒再次大段引用《哀歌》第7首：“其中一个依旧幸存的地方，/先前在其面前祈祷、敬慕、跪拜的事物——/既然如此，它就进入了不可见的世界。”［6］732进而指出里尔克“把世界变成内在性的需要同我们当代人造世界的实体的丧失联系起来”［6］731，一语中的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环境中那些原能产生共鸣的东西在丧失，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也在丧失，现代事物越来越短暂。故而诗人们选择内在化便成了一种必然。

不仅如此，泰勒进一步指出为何自己会在著作中多次谈及里尔克。在他看来，“读里尔克是为了得到对我们更进一步的、更强劲的直觉的表达，得到对这样一种方式的表达，即世界并非单纯是为我们面对的客体的总和，它要进一步向我们提要求。里尔克以‘赞许’和‘使内在化’的比喻表示了这种要求，这些比喻似乎提出了注意、仔细研究、尊重存在的东西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尽管与我们这语言的存在物相关联，却并非单纯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它发源于世界。在这个范围内难以澄清，只是因为我们深陷于个人共鸣的语言中。但是，对我们极其重要的某种东西，是在这里通过不管怎样摸索和破碎的片面性的东西所表达的存在。宣布这整个类型的没有客体的思维，就是招致巨大的自我伤害。”［6］747

简言之，泰勒认为里尔克的诗歌以某种直觉的方式表达了后浪漫主义诗人对世界的认识。此时的世界不再是具有神圣秩序的世界，不再是各种客体的总和，而是碎片化的世界，任何尝试表现这个破碎世界背后重要之物的努力，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冒险。在缺乏外在之物坚实基础的情况下，自我的探索也成了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故而，此时的“赞许”和“使内在化”都是现代自我对自身的不断肯定。一方面，它依旧体现人性的辉煌顶点；另一方面，它也宣告人类只能靠自己去直面可怕深渊的困境。这正揭示《哀歌》的辉煌与脆弱交织、赞歌与哀歌并存的状况。

在《世俗时代》中，泰勒对于里尔克的阐释和引用较少，主要在第五部分“信仰的条件”中，通过引用《哀歌》第2首反思希腊阿提卡墓碑的手势，泰勒认为里尔克表达了“现代性中反复出现的洞见”［8］717，即对日常生活重要性的肯定。故而，在泰勒看来，在表现现代生活上，里尔克仍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者。

三、从个人主义走向群体秩序

从泰勒对里尔克诗歌的分析，不难看出泰勒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主观化”“内在化”的探索上，基本围绕着“更微妙的语言”这一关键词展开。可以看出里尔克对语言的探索代表着浪漫主义诗人们对“新的语言”的探索，诗人们试图建立一种具有“建构性、启示性的语言”，以便重新与更高更深的事物接触。但其悖谬性也在于此。后世俗时代中，诗歌失去了存在链条、神圣秩序的参照系，诗性语言变得极为脆弱。里尔克就是在这种高度紧张感中探索着“从可见世界向不可见世界”转化的问题，探索着“世界内在空间”的问题。

对于里尔克的这种语言诗学努力，泰勒还是认可的，他多次赞许里尔克诗歌中存在着“反浪漫主义”、反主观化的倾向。因为“主观化”是更可怕的事，主观化会彻底地磨平意义，进而丧失对秩序、共识的兴趣。而“上帝的显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显现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美学思想，也包含着道德根源。“显现就是我们得到了与某些事物的接触，在那儿，接触或者培育了并且（或者）自己就构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意义的实现或整体性”［6］615。可见，里尔克的诗歌方式主观化，质料不主观化，里尔克始终寻求的是更大的超越，寻找更深的冒险。里尔克始终试图从个人独唱出发走向万物共鸣，这与泰勒一直致力的工作彼此呼应。而泰勒又认为里尔克的努力需要进一步推进，不仅仅停留在审美领域、诗歌文学领域，更应该扩展到语言、哲学、文学、道德、伦理等诸多领域。

进而言之，在泰勒看来，当原有的存在链条和公正建立的秩序被改变之后，形而上学或神学要在个人的视野中体现，必然落实在特殊的感受性中。从里尔克的诗歌中，读者仍旧可以寻找到那些形而上学、神学的吉光片羽。当他的诗歌融入日常世俗生活中，在语言通常的祈使性用途中，读者还是能够感受到形而上学、神学乃至信仰的力量。

但只是停留在这里，显然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再次从语言回归到存在之中。在一次以“更微妙的语言”为主题的访谈中，泰勒再次强调，那三位一体的上帝仍然在做工，只是人们不再以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的方式去理解上帝。“更微妙的语言”回应了这种失落。它展示人们心里存留的一种更深的渴望，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宇宙。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是诗歌、艺术、视觉艺术或是其他艺术。它使得我们感觉我们还是归属于某种更大的东西，用华兹华斯的话就是“一种更深的连接”［9］，因为我们被一种强力的不确定性驱使着，渴望进入更深的冒险。

由此可见，泰勒的语言观继承浪漫主义诗学语言观传统。发端于哈曼、赫尔德和洪堡的浪漫主义诗学认为，语词不仅仅指称我们已经看到的事物，而是通过“象征”“隐喻”“神话”“叙述”等诸多方式，打开语词背后的意义世界。语言不只是我们日常交流的工具和中介，更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环绕着我们的文化，语言具有的构成性力量会进而塑造文化。

故而，语言问题是现代性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泰勒看来，在日益世俗化的语境中，日常语言变得平庸无力，空洞无物，陷入了海德格尔式的“闲谈”（Gerede）。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诗人们认为新诗可以扭转这种堕落，如马拉美评价爱伦坡那样，诗人们可以“赋予人间俚语俗语最纯真意义”［8］871。浪漫诗人担任起创造者和预言家的工作，他们工作的实质便是对“我”的强调，对单一“诗言”的聚焦。泰勒承认这种“单一诗人之言”也有“某种真理”，一个词或短语也有可能存在新转向，但更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整体诗的共鸣，“真正的共鸣是那些把说者与听者相连、把作家与读者相连，以及最终把共同体连起来的那些共鸣”［8］871。诗人写作的目的是要“抵达他人，并要触动人们在被揭示的或释放的‘存在’中走到一起”［8］871。即从个人主义走向社群主义，诗人们才能真正扎根在更深的土壤之中。

除了这种对“单一诗言”的强调，另一种方式谈论后浪漫主义诗学语言问题的进路，则是犹太思想家阿多诺和本雅明等人开启的回归犹太神秘传统中的“名称”讨论，即在意义的整体论中理解语言，原初的亚当的语言，语词能够指称其实在的本质。

这两种方式都有益于我们在世俗时代里重新审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重新思考后浪漫主义对于现代认同、自我主题的思考。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泰勒的“更微妙的语言”。在一些学者看来，“更微妙的语言勾连着世界的某些方面：用哲学化的用语来表达，即它们有一个意向性对象，但在这对象还未没有被广泛地接纳，未达成共识之前不得不使用诗化的语言”［10］11。质言之，“更微妙的语言”是在明确给出对象特征之前，不得不采用的修辞手段。此时，文学语言正发挥了本身语言特质，以自身的模糊多义性有效地为宗教、哲学、伦理等领域的对话建立了平台。

泰勒似乎暗示我们，“更微妙的语言”是理解世俗时代乃至后世俗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从这个角度看，更微妙的语言就是语言的内部框架，即便它们的内容包含着明显的宗教性含义，但表达的方式是世俗性的。”［10］12这种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的表达，或许正是一种崭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