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宇

秦灭巴蜀是秦国走出秦地，实施统一战略的重要一步。秦拥有巴蜀后，地理和资源优势得到极大提升，取得了对东方六国尤其是对最强大的对手楚国的战略优势，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秦对巴蜀的成功兼并和改造，对于实现统一大业功不可没。学界对于秦兼并及成功改造巴蜀的重要意义多有研究，王子今教授指出：“秦国统治者较早意识到抢先占据蜀地的意义，并以军事政治实践的这一成功为此后政治史的演变规定了方向。”(1)王子今：《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113页。段渝教授指出，秦灭巴蜀后，“采取了郡县制与羁縻制式分封制相结合的政策，分步骤对巴、蜀实施改造，并根据两地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从根本上使巴蜀从原来的独立王国转变为统一王朝之内的郡县，‘法令由一统’，成为以秦王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光荣之一员”。(2)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3、26页。

然而，秦灭巴蜀之初，在两地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在原蜀地，忠于蜀王的反秦势力并未因蜀王被推翻而停止反抗，蜀王子安率旧部数万余人伺机反攻。在原巴地，巴王子所率反秦势力在江州东部负隅顽抗，以豪族大姓为核心的原有部落集团仍完整存在，其势力并未因巴国灭亡而受影响。可以说，此时秦在巴蜀的统治并不稳固，反秦叛乱随时可能发生。同时，秦灭巴蜀后，其领地与主要对手楚国大面积相连接，若此时巴蜀政局不稳，楚国随时可能出兵攻秦。秦分巴蜀置汉中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化解上述风险、优化对楚战争的布局、推进统一战略顺利进行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学界对于这一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的关注仍有不足，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重要课题进行新的探讨。

一、汉中的军事价值与军事争夺

《华阳国志》中多处记载了秦灭巴蜀后，分巴蜀设立汉中郡的史实，如“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汉中郡，本附庸国，属蜀。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3)《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卷三《蜀志》、卷二《汉中志》，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3、29、15页。《史记》中也有记录：“(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4)《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7页。需要强调的是，秦设立汉中郡与设立巴郡、蜀郡有所不同。一方面，巴郡和蜀郡是在原巴国与蜀国的基础上改为郡，而汉中郡则是重新设置的郡一级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分巴蜀”意味着将原巴国与蜀国属地的部分区域分割出来，与原有楚汉中的部分领地重新整合，组成与巴蜀两郡同级的行政机构。这说明，汉中单独设郡是秦灭巴蜀后，为应对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而做出的新的举措和战略布局。

(一)汉中的地理形势与军事价值

汉中之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巴、阴平，北接秦川”,(5)《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第15页。所处位置地缘优势突出。在自然地理形势上，汉中北有秦岭屏障，西北向东南由巴山环绕。其地对于北方的秦国与南部的蜀国意义最重，《舆地纪胜》称汉中为“秦之坤，蜀之艮，连高夹深，九州之险也。阴溪穷谷，万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无土”。(6)《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205页。汉水由汉中东流，出秦、巴山地后，可抵达中原地区，嘉陵江由北向南经汉中流入巴地。独特的地形条件，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易守难攻的军事优势。

汉中不仅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由北上关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和南下巴蜀的金牛道、米仓道、洋巴道(又称荔枝道)组成的蜀道以汉中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交通网络，可北通秦陇，南达蜀地。史念海先生在评价汉中对于南北军事争夺中的意义时指出，“汉中一隅的得失，往往影响到其它各处，尤其是南北对立时的都城”，“一般来说，无论从秦岭以北向南进攻，或者从巴蜀向北进攻，都是先夺取汉中，并以之为基地，再继续前进的，如果越过汉中而冒然前进，则不仅失去这样的基地，而且会招致汉中城驻军截断后路的”。(7)《史念海全集》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9、193页。汉中不仅陆路交通发达，水路交通亦十分便利。汉水由汉中东流通往荆襄与长江连接，嘉陵江由北向南流入巴地，其中沿汉水流域东进通道军事价值更高。宋杰先生指出：“在汉中之东，自盆地东端的成固沿汉水而下，可以从秦岭、巴山之间的缺口向东到达西城，后人称为‘西城道’。循汉水东进过旬阳、锡县(今陕西白河)，至郧关(今湖北郧县)，东去陆路可入南阳盆地，抵达名都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这就是历史上的‘旬关道’。从郧关东南顺流而下，则到达江汉平原的北方门户——重镇襄阳。”(8)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这表明，相对于关中，秦通过汉水攻楚更为便捷。

汉中不仅具有地理优势，“气候居南北之适中，物产兼东西之共有”的优势，使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有了更好的凭借，为养民、屯兵，进而支援战争创造了条件。

前述表明，利于攻守的地理环境、多条道路汇集的交通枢纽位置及物产丰富的经济条件，使汉中对于秦、楚、巴、蜀而言“恒成争地”。(9)《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第15页。其军事价值如张浚所言：“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523页。

(二)秦、蜀、巴、楚的早期汉中争夺

秦国与蜀国对汉中的争夺，有着久远的历史记录。《华阳国志》记载，蜀国历史传说中的先王“卢帝”执政时，曾经“攻秦，至雍”。(1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28页。至春秋战国时期，双方的争夺更为频繁。《史记·秦本纪》记载，“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来朝”。对于后两者，《史记·六国年表》记述为“蜀取我南郑”“蜀人来”，并且还记载，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左庶长城南郑”，说明秦此时从蜀国手中夺取南郑，并修筑城防阵地以防蜀。至躁公二年(前441)，蜀国反攻，破秦收复南郑，《秦本纪》与《六国年表》均记载此年“南郑反”，表明蜀国在此时期曾收复南郑。秦惠公十三年，秦再次南下，“伐蜀，取南郑”。(12)《史记》卷十五《秦本纪》、卷十五《六国年表》，第199、200、205、697、713、727页。之后蜀军反击，并重新占领南郑。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秦与蜀对汉中的争夺既频繁又激烈。

楚国在与秦、巴联合灭掉庸国后，原属庸的汉中东部汉水谷地大部成为楚之领地。随着楚国向西扩展，在占领安康盆地后，置楚汉中郡。《史记·楚世家》载：“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史记·秦本纪》也曾记载：“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13)《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卷五《秦本纪》，第1730、202页。此时秦国因久衰新振，无暇南顾，未与楚争夺汉中，但巴楚之间确在此发生过战争。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巴国不仅曾与楚、邓、申、庸、秦等国有过交往，还加入了争夺汉中的行列。《战国策》曾载：“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14)《战国策》卷三十《燕策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55页。据此分析，巴国此时在汉中拥有部分领地。《华阳国志》记载：“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扦关、阳关及沔关。”(15)《华阳国志》卷一《巴志》，第9页。沔关位于沔水(汉水)之上，表明了巴楚双方在汉中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争夺。此外，《华阳国志》还记载：“汉中郡，本庸国地。周匡王二年，巴、秦、楚灭庸，其地分属秦、巴。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后为蜀。恒成争地。”对此，任乃强先生注释说：“巴、秦、楚分割庸地，巴以功望特高，得地最多。大抵自房、竹迤西北，至于黄金、子午、祥川、旱麓，沔水以南，大巴山区与沔东山谷群蛮、百濮之地，皆附于巴。沔水以北大平原区，为秦所有。……楚国则得方城以南之地而已。……入于战国，楚益强而巴益弱，汉中竟为楚地，则房、竹必亦入楚矣。”(1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1、63-64页。由上可见，进入战国后，因楚益强而巴益弱，在双方争夺汉中过程中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巴在汉中的领地不断为楚所蚕食。

通过对汉中地理大势及军事价值的分析，以及对秦、蜀、巴、楚之间早期汉中争夺历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汉中对于各方争夺者的重要意义。占有汉中，就掌握了军事争夺中的优势和主动，失去汉中，将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从这一点看，秦灭巴蜀后，无论与之相邻的楚国还是巴蜀两地的反秦势力，都不可能放弃对汉中的争夺。对于此时的秦国来说，保证对汉中的绝对掌控权，不仅可以使其在巴蜀的统治更为主动，还可以提升对楚战争的优势。因此，汉中郡的设立，是秦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重要战略决策。

二、秦灭巴蜀后所面临的军政形势

秦拥有巴蜀后，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得到极大提升，为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面对新领地复杂的形势，能否制定有效的治理政策，将直接影响秦统一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一)秦对巴蜀的战略定位

《史记·张仪列传》记述：“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张仪认为应该伐韩，司马错则言：“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惠王听从了司马错之言，“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17)《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2281-2284页。《华阳国志》也在多处记叙了公元前316年的秦灭巴蜀之战，以及战后秦对巴蜀实施的部分统治政策。

秦灭巴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领地的扩张，还包含着更长远的战略目标。“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18)《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29页。司马错这一表述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巴蜀两地的资源和地理优势，将巴蜀打造成为未来灭楚和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而秦最高统治集团实际已将司马错的建议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秦灭巴蜀只是全国统一战略的开始。

(二)巴蜀归秦后的军政形势

古巴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19)《华阳国志》卷一《巴志》，第2页。秦灭巴后，于公元前314年置巴郡，巴与楚在汉中相连的广大地域，因此而变成了秦楚的战争前沿。由于巴王子所率反秦势力仍在江州以东负隅顽抗，巴地以豪族大姓为核心的部落集团也完整存在，其势力并未因巴国的灭亡而受到影响，此时秦若激化矛盾，必将引起他们的反抗。此外巴楚接壤，若巴地政局不稳，则楚国随时可能发动攻击。与此同时，在蜀地，忠于蜀王的反秦势力并未因蜀王被推翻而停止反抗，蜀王子安在南中地区率旧部三万余人伺机反攻。对于这种“戎伯尚强”的局面，仅采取“乃移秦民万家实之”(20)《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29页。的应对策略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蜀地百姓在国家灭亡后对新的统治心存怀疑而处于观望之中，蜀郡统治集团内部也屡屡生变。

可以说，拥有巴蜀后，秦国的地理和资源优势得到极大提升，但是要真正将优势转化为胜势，秦还有诸多难题亟待解决。其中巴蜀改造尤为重要，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统一战略能否顺利推进。前文已叙，秦对巴蜀的战略定位是将两地建成统一全国的战略后方，充分利用巴蜀的资源推进统一战争。通过梳理秦在巴蜀实施的一系列改造政策，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对在巴蜀所面临形势的基本判断。

秦灭巴蜀后，并未将二者视为征服之地而进行大肆奴役和残酷压迫，而是将两地定位为秦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予以改造和提升，欲求其富。由于要应对与中原诸国的战争，秦国并未派大军进驻巴蜀。相反，为防止两地反抗势力的反叛，争取两地社会对秦统治的认同和拥护，秦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造模式，在各项政策的制定上表现得既宽容又灵活。

秦对巴地的改造，在政治上并未照搬秦原有的统治政策，而是根据巴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羁縻制和郡县制相结合的施政方针。《后汉书》记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21)《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1页。这表明秦在巴地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并未彻底改变其原有的以血缘集团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而是保留其大姓统治传统，并采取封王、赐爵、加大经济扶助的政策，赋予其统治基层的权力，通过他们实施秦的各项制度、政策和法令。在经济层面上，秦对原巴地的少数民族实行优惠的徭役、赋税政策。《七国考》引《通典》注曰：“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22)董说：《七国考》卷二《秦食货》，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9页。秦昭王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巴地这一攻楚的战略要地，借助板楯蛮猎杀白虎、为民除害这一有利时机与之订立盟约：“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这种免租减赋、严秦宽夷政策的实施，达到了社会稳定、“夷人安之”的效果。(23)《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2页。

因蜀地的局面相对较为复杂，秦对蜀的政治改造采取了有步骤、分阶段的策略。在行政治理结构上，采取郡县制与分封制双轨并行的制度，既设立蜀郡，又“贬蜀王更号曰侯”，(24)《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2284页。以蜀为侯国，“以陈壮为相。……以张若为蜀国守”。(25)《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29页。这种双轨并行政治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实现蜀地稳定过渡的目标。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反复后，到秦昭王时，才全面实行郡县体制，完成了对蜀地的政治改造。而在经济基础中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上，秦并没有将秦国的土地制度立即在蜀地推行，只是在郡县制在蜀地全部实施以后，才进行了土地私有化改革。

从秦对巴蜀所实施的渐进式改造政策中可以看出，以苛政酷刑闻名的秦国统治者在巴蜀两地制定的各项制度却极为宽松，这一方面反映出秦国政策制定的务实性与灵活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秦国最高统治集团对巴蜀复杂的形势有着清醒而准确的认识。

(三)秦楚形势出现新变化

秦国与楚国作为战国时期势力强盛的诸侯大国，所处区域和势力范围本不在同一区域。秦人早期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的渭水一带，而楚人的控制区域则在长江流域的汉水一带，两国在春秋时期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此时期，秦国一直将与楚同处长江流域的巴蜀作为牵制楚国的手段，故“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26)《华阳国志》卷一《巴志》，第3页。随着秦与楚的实力不断增强，两国的政治敌视与军事争夺逐渐升级。

汉水流域上游由汉中盆地、安康盆地和汉水东部的秦巴谷地三部分组成，秦、楚、巴三国灭庸后，原属庸国的汉水东部谷地为楚占有。在秦占据汉中盆地前，楚人向西扩张进入安康盆地，设楚汉中郡。楚威王曾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张仪也曾游说楚怀王：“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27)《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卷七十《张仪列传》，第2261、2290页。由此可见，秦楚两国的地位与实力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会爆发战争。而地处楚国西部与秦地相接的楚汉中郡，就成为楚对秦攻防的前沿之地。

信陵君曾对魏王说：“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司马贞《索隐》亦云：“道犹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险路。从秦向楚有两道，涉谷是西道，河内是东道。”《史记·韩世家》也记载“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时，秦国使者公孙昧云：“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28)《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卷四十五《韩世家》，第1857、1858、1873页。从中可知，秦攻楚的主要路线是武关道，而“楚汉中”的辖地丹阳就位于武关道上。由此表明，汉中不仅是秦楚两国之间战争的必争之地，对于两国实现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

秦灭巴蜀之前，其综合国力虽然经商鞅变法而逐渐强大，但仍不足以单独抗衡六国合纵阵线的联合进攻。即使相对于疆域广阔的楚国，秦的领地相对较小，战略资源有限，军事上并无绝对的优势。但秦灭巴蜀后，彻底改变了与楚国的地缘关系与战略形势。一方面，因与楚国相邻的巴蜀领地均归于秦，秦在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与楚地大面积相连。而秦的领地处于长江、汉水两江上游，对楚地理优势明显。尤其是秦占有了地处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对楚国的威胁更大。秦若沿汉水攻楚,呈高屋建瓴之势,可直接威胁楚的核心地带。因此,无论从国家安全的层面，还是立足长远战略的视角，楚必将在巩固原有楚汉中领地的基础上，力争夺取汉中盆地。另一方面,楚所控制的汉中东部区域,犹如横亘在秦与巴蜀之间的屏障,不仅严重阻隔秦国与巴蜀的联系，北上更可直接威胁秦国的大本营关中，南下亦可随时攻击秦的新领地巴蜀。为保障两地的安全和联络的畅通，秦亦必力夺楚汉中。此时的地缘形势表明，秦楚对汉中的军事争夺在秦灭巴蜀后已不可避免。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占有汉中盆地。为防止出现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秦惠文王使张仪入楚。张仪谓楚怀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怀王听任之，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这一离间之计直接导致齐楚联盟破裂，齐转而与秦交好。之后张仪并未依约献地，楚怀王大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29)《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2287-2288页。秦楚之间以汉中为中心的丹阳之战爆发。

关于战争的具体过程，《史记》有如下记载：“(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30)《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十五《六国年表》、卷四十《楚世家》、卷七十《张仪列传》，第207、733、1724、2288页。《战国策》亦载：“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31)《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第412页。丹阳之战之后，秦国得到了包括安康盆地在内的原“楚汉中”大量领地，将其与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原巴蜀部分领地合并置汉中郡，治所南郑。

综上所述，秦灭巴蜀以及秦楚丹阳之战后，对于主要对手楚国的战略优势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保持这些优势并将此转化为胜势，秦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如何争取巴蜀两地的民心，使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真正拥护秦的统治，使巴蜀两地真正成为统一全国的后方基地。其二，如何限制和消灭两地反秦势力，防止内乱发生，尤其是阻止两地反秦势力与楚国合流，致使秦处于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其三，在防止六国特别是楚国寻机攻秦的同时，做好进一步攻楚的战略布局。结合“分巴蜀”和将原属“楚汉中”的领地合并设郡可以看出，汉中郡的设置是秦根据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军政形势做出的新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举措既考虑了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又兼顾了长远战略的布局。

三、秦分巴蜀置汉中郡的战略意义

从秦灭巴蜀后的政治、军事、经济走势来分析，“分巴蜀置汉中郡”作为秦灭巴蜀后所制定的重要政策，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对新领地的统治能力，化解地域扩张中所产生的诸多新风险，推进统一战略顺利实施，均具有积极意义。

(一)保障秦对巴蜀改造政策的顺利推进

秦灭巴蜀后，对两地政治形势的分析是客观务实的，既考虑到了巴蜀的反秦势力依然存在并一时难以彻底征服这一客观事实，又考虑到激进的统治或将激化矛盾，使更多的社会群体演变成为反秦势力的可能。实行宽松、优惠的政策，意在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提高两地资源整合效率，加快巴蜀社会对秦统治的认同。但蜀地的反秦势力并未因此而停止反抗，之后仍然发生了“相壮杀蜀侯来降”“蜀侯煇反”“(秦昭襄王)疑蜀侯绾反”(3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7、210页；《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30页。等多次动乱。分巴蜀设汉中郡，把汉中从巴蜀的管控中分割出来，既保障了关中和巴蜀之间的联络安全，又极大提高了秦对巴蜀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同时还压缩了巴蜀两地反秦势力的活动空间。

《舆地纪胜》记载：“秦白起尝为汉中太守，筑城以控制夷獠。”(33)《舆地纪胜》卷一百九十，第7428页。《史记》亦云：“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34)《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2331页。表明白起、任鄙曾担任汉中郡的郡守。虽然史书对秦设汉中郡后的首任郡守没有明确记载，但以上记叙证明了秦分巴蜀设汉中郡后，郡守是由秦国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直接接受中央政府领导，而非由蜀侯指派并管辖的这一事实。同时，任命白起、任鄙等秦之重臣为郡守，证明了秦设汉中郡绝非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而是秦中央政权在新形势下所进行的长远战略布局。

从地理形势上分析，汉中是连接秦与巴蜀的咽喉和纽带，对于南北双方战略意义重大。汉中盆地与关中盆地有秦岭横亘，与四川盆地有巴山阻隔，相比穿越秦岭的艰难，由汉中翻越巴山入蜀则显得相对容易。在古代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汉中与巴蜀的各方面交流相比与关中的交流更通畅、频繁。在秦蜀对汉中的长期争夺中，蜀国占有绝对优势，汉中长期属蜀，无论主流政治还是民间文化更趋同于蜀，社会形态与百姓的生活习俗亦与巴蜀更为接近。自然环境使巴蜀和汉中在地理上形成了统一体。巴蜀相对封闭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该地区极易形成割据，这种割据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多次上演。以军事地理的视角分析，割据的巴蜀必须拥有汉中这一天然屏障，才能有效防范北方势力的进攻，缺失汉中的防御，割据将难以持久。正如三国时期杨洪所言：“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35)《三国志》卷四十一《蜀书·杨洪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3页。若汉中仍归于巴蜀，那么巴蜀和汉中仍为一体，可能成为反秦势力联系拓展的一个区域，对秦改造和统治巴蜀不利。若巴蜀出现叛乱，分裂势力就可依靠秦岭、巴山两层屏障而拒秦，给秦带来重大损失。秦“分巴、蜀置汉中郡”，就等于将巴蜀和汉中这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打破，把汉中置于秦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中，使秦可以顺利通过秦岭的险阻，直接面对巴蜀，保证了巴蜀反秦势力叛乱之时，秦军可以及时进入巴蜀平叛。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蜀“相壮杀蜀侯来降”。秦武王元年(前310)，秦使甘茂平叛定蜀，诛杀陈壮。公元前301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36)《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7、210页。令蜀侯煇夫妇自裁并“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秦昭襄王“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37)《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29-30页。以上记述表明，秦灭蜀后，蜀地的反秦势力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叛乱活动一直存在，对蜀地的稳定和秦的统治曾构成极大威胁。此时作为“秦巴咽喉，襟陇带蜀”的汉中就成为影响政局走势的关键区域。秦若掌控汉中，则巴蜀无险可守，秦军可长驱直入平定叛乱。若将汉中划归巴蜀，则巴蜀和汉中将融为一体，自然天成，反秦势力若叛乱成功，就可依靠秦岭、巴山险阻而北拒秦军，再次形成割据，甚至还可能通过汉中与楚军联合，置秦军于被动。

秦通过分置汉中郡，很好地化解了这一风险，在取得地缘战略优势的同时，还使秦对巴蜀的统治更为主动，处置巴蜀叛乱更为及时，政令传达和文化融合更为高效。

(二)优化对楚战略布局

秦所置汉中郡的地理范围大致如下：“自沔阳、成固至新城、上庸，时皆汉中郡之地。”其中丹阳“谓丹水之阳。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岭山，东至析入钧水，其水盖在弘农丹水、析两县之间，武关之外也。秦、楚交战当在此水之阳。楚师既败,秦师乘胜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汉中,其势易矣”。(38)《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页。由此可见,秦汉中郡的范围不仅是楚之“汉中”，还包括秦从原巴蜀所分离出的南郑等众多地域。对于秦国来讲，同关中相比，由汉中攻楚不仅缩短了行军路线，提高攻击效率，还可以利用汉中的丰富资源，更好地保障军需供给。

丹阳之战的胜利标志着秦国完全控制了汉水中上游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包抄，汉中也因而成为抗楚的又一重要战略前沿。此时，设置一个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一级行政机构，统筹支持战争的顺利进行，就显得尤为重要。汉中郡设立后，秦以汉中为基地，对楚国进行了多次军事战争。楚怀王十八年(前311)，“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39)《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1724、1727、1729、1735页。秦以汉中郡为伐楚基地，至今还留下了很多秦军当年布防的遗迹。《舆地纪胜》记载，房州境内的望楚山、秦王城就和秦楚战争有关。望楚山因“秦军登山，以望楚国，故亦名望楚山”。秦王城则“在竹山县南一里。……秦时筑，唐景龙中掘得石。云秦白起伐楚，于此下寨”。(40)《舆地纪胜》卷八十六《房州》，第3084页。

历史的走势表明，作为攻楚的又一重要前沿基地，汉中郡的设立，使秦对楚的战争统筹更全面，保障更有力。“分巴、蜀置汉中郡”体现出了秦最高统治者的战略视野。

(三)促进巴蜀社会对秦统治的认同

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汉中在秦与巴蜀之间各种联系中的枢纽地位，使汉中成为秦与巴蜀之间政令传达、交通运输、文化交流、人口迁移的重要中转站。可以说，秦灭蜀后，汉中对于秦的重要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与军事上，在经济、文化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分巴蜀置汉中郡，使汉中的行政关系与巴蜀脱离，直接由秦中央政府掌控与管理。全新的治理体系加快了汉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融入秦国的进度。由于同巴蜀地域相连，秦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就会通过汉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巴蜀，这对于促进巴蜀两地经济发展和加快其对秦文化的认同亦将起到积极作用。《华阳国志》在描述蜀地归秦后社会生活景象时总结道：“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4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第33页。这其中汉中郡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四、结 语

恩格斯曾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 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6页。这说明，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是国家统治中的一项基本功能，这种国家功能的实施并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国家在治理社会中意志和期望目标的体现。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的行政目标重点不尽相同，行政区划的设置和调整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秦灭巴蜀后，分巴蜀设汉中郡，是秦国中央政权面对新形势所进行的战略重新布局。其中包含了通过加强对新领地的中央控制能力，从而防范巴蜀分裂、瓦解反对势力、促进两地社会发展、布局对楚战争的更多政治考量。汉中郡的设立，使秦国中央政府掌握了统治巴蜀和对楚战争的主动权，很好地实现了前期所设定的将巴蜀打造成统一全国之后方基地的战略目标。这一举措使加强中央控制的区域制衡政策通过行政区划设置得以实现，是秦国中央政权加强全局控制，保证社会稳定的积极尝试。这一政策还成为历代统治集团经常使用的工具，运用于国家治理之中，虽然目标不同，实施方式多样，但在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加强民族融合，巩固国防安全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