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涓,谢 谦

明末至清初，以天童、三峰为代表的法门之争开始后，僧诤活动便此伏彼起。这一时期的僧诤，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禅门诤讼的“绝唱”。自此以后，针对宗门教理系统而有深度的诤讼再也没有出现，且动用皇权来干预佛教内部讼争亦属空前绝后。(1)刘元春：《中国佛教禅法精神与实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事实上，清初僧诤不仅是简单的宗门教理之争，在这一表象下，掩盖着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关涉政治与宗教、新朝与故遗、遗民群体内部分化及遗民僧个体身份认同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对清初僧诤的关注，无疑是探究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期佛门生态、遗民僧群体心态、政权与佛教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在清初佛法相对盛行的东南，僧诤活动更为激烈。陈垣曾将东南法门纷争总结为临济与曹洞之诤、天童派之诤、新旧势力之诤三部分，而就济、洞两家来看，在其列举的三个典型——《五灯严统》之诤、晦山天王碑诤、《五灯全书》诤之外，(2)陈垣：《清初僧诤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更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僧诤事件，均是此时佛门生态的重要呈示方式。其中，岭南曹洞宗法嗣澹归今释针对临济宗雪槱真朴新修《曹溪通志》所发之诤，尤其值得注意。这场诤讼表面上是济、洞门户之争，实际又是新旧势力之诤，表现出遗民僧对僧中新贵失节的鄙视，对清朝统治者试图借新贵控制佛门遗民的抗拒，对政治干预佛门制度的不满。

一、新修《曹溪通志》诤讼发端

新修《曹溪通志》为清初雪槱真朴住曹溪南华寺时，受时任韶州知府马元之托，在憨山德清所撰旧本《曹溪通志》基础上重修而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刊刻。(3)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按照澹归说法：“志成，颇有哗者。予在仙城时，马公持新本嘱予别撰，予再辞不获。”(4)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段晓华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48页。澹归即南明朝给事中金堡，出南明朝后落发，入岭南天然函昰门下，开丹霞山别传寺。照其年谱，澹归住仙城时间为康熙十一年秋，客于古龙藏精舍。由此可知，诤讼于此年便已开始。澹归在其制止侍者觉熏欲反击雪槱的信件中有“吾往归宗，不欲留滞”之言，(5)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43、154页。可知至少在康熙十二年澹归往归宗侍疾天然函昰前，诤讼依然在持续。

澹归所诤《曹溪通志》新编纂者雪槱真朴，福建漳州人，俗姓徐，举人。明亡后拒仕新朝，祝发为僧，入木陈道忞门下，名真朴。顺治间道忞北上，雪槱因时任书记而得以随从，随侍记录、编次道忞《北游集》，(6)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第133、214页。南还后先住福建太平寺，康熙初往惠州，弘法于准提阁，后住曹溪南华寺。(7)释超永：《五灯全书》，《续藏经》第14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530a页。对雪槱其人，全祖望评价颇高，他在《太白山中吊二公子》跋中称：“时道忞之徒不欲随行者，二公子之外，尚有沙门雪槱，名真朴，亦高节。”(8)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八，《清代诗文汇编》第3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0b-291a页。陈垣也在《清初僧诤记》中称：“然其(木陈道忞)弟子中不以应召为然者，亦大有人在，《续甬上诗》五十，钱圣月光绣《入太白山赠西照、雪槱两师》诗，注云：‘时两师随弘觉老人应召，归自都下，非其志也。’”(9)陈垣：《清初僧诤记》，第72页。全祖望隐晦雪槱入京之事实，称其不愿随木陈道忞入京，陈垣则转述钱光绣说法，称其虽然入京心中亦颇不然，二者皆冠之以高节遗民僧之誉，有为其入京行迹辩护之意。

事实上，时人在介绍雪槱真朴时，对其入京之事的态度，与后来的全、陈二氏并不一致。马元在《重修曹溪通志序》中说：“盖雪公为石斋黄先生里人，木陈和尚高座。木和尚诏入对，因事纳忠，多所启沃，观其语录，可佐史材。雪公时在纪室，天下事洞若观火。”(10)释真朴：《重修曹溪通志》，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2辑第205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序言，第23-24页。马元作为清朝官员自然无需讳言雪槱随木陈入京之事，且对其入京之行颇为推重，而遗民陈恭尹以此来恭维雪槱，则知入朝之事对雪槱而言，并不触其忌讳。陈氏在《立秋日送雪槱和尚开法曹溪》中称：“济上家风得大机，白云高坐见人稀。绝无人处千花绕，欲有行时一叶飞。溪水生香迎桂棹，岭猿随众候山扉。宫中赐出袈裟在，礼向西来旧祖衣。”(11)陈恭尹：《独漉堂集》，郭壤忠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以木陈受赐朝廷袈裟为荣耀，借此赞美作为法嗣的雪槱。可注意的是，雪槱入住曹溪南华寺乃因尚可喜等人延请其师木陈道忞，道忞因受诏入京而由其门下代替。(12)木陈道忞：《布水台集》，《禅门逸书》初编第10册，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第34页。因此，钱光绣所谓“归自都下，非其志也”的说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感偏私，也未可尽信。

澹归与雪槱的交往，有迹可考始于康熙五年。澹归为营建丹霞，托钵惠州，住锡准提阁，行化时常由雪槱作陪，行化对象亦多为与雪槱交好者如严洁吾、叶挺英等。澹归离开惠州时，曾作《留别雪槱禅师》二首：

瑞开阁上此重临，水浅蓬莱草自深。不分大声谐里耳，便劳孤掌结同心。虚舟带月还前浦，密竹围烟荡远岑。识得杨岐来路正，一般屋漏两知音。

老大须眉映雪霜，远峰仍旧对虚堂。浅机莫构云门峻，深夏徒沾别甑香。宝座更高风愈冷，衲衣虽厚路还长。五湖不少扁舟兴，越水吴山约未忘。(13)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三，第62、63页。

诗中澹归表达了与雪槱重逢的欣喜，表示他们虽分别为曹洞、临济法嗣，却有共同的隐逸之志与不仕新朝的气节，在家国情感层面颇为投契。同时，澹归自谦年老才钝，虽获高名，但还需继续修持，期待有朝一日能与雪槱游赏、悟道于山水间。可见同为遗民僧，二人此时颇有惺惺相惜之情。对于雪槱随木陈应诏入京之事，澹归诗中只字未提。不过，入京的事实毕竟存在，在二人情深意切时可以讳而不语，却终究成为日后分道扬镳时可借以生发的把柄。

二、《曹溪通志》诤讼过程

澹归对雪槱重修之《曹溪通志》意见颇多，其中最主要者有二：一是雪槱篡改余靖《法堂碑记》，二是在“继席宗匠”一条中添加明代以后住持名录。表面来看，这两点诤讼一则针对济、洞门户而发，二则针对政治干预佛门制度而发。然而细考澹归激烈的言辞、幽微的心态，可知其有更深所指。

(一)余靖《法堂碑记》诤

按照澹归说法，讨伐雪槱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在重修《曹溪通志》时，擅自篡改志中《南华寺法堂碑记》一文。该文为北宋余靖所撰，自六祖大鉴之后，列住持南华寺者为青原行思、石头希迁等，即曹洞宗法系。而雪槱却将原文中青原行思改为南岳怀让，石头希迁改为马祖道一，即临济宗法系。事关两家门户，且曹溪作为禅宗发源地，有其不同凡响的意义，自然引起澹归等曹洞宗法嗣不满。以此为导火索，澹归对雪槱展开了激烈抨击。

最初，澹归表示，虽痛恨雪槱的篡改行为，视之为法门耻辱，但鉴于之前法门诤讼带来的祸患，并不愿由此再掀两门斗争。因此，在给同门乐说今辩的信中指斥雪槱：“改余襄公《法堂记》，以就其私，正是可鄙。”又在给侍者觉熏信中谈及此事：“雪槱改余襄公之文，以就其私说，此便不堪置齿牙间。……吾辈见之，惟有深以为耻，常自检点，勿令有一念堕在此魔气中。岂复与之较是非？即使说得是非明白，亦无人听，不如付之一笑之为得也。”澹归劝说法弟乐说与侍者觉熏，谨以此为戒便可，不必与之较短长。更在给觉熏的第二封信中，制止其欲采取措施与雪槱针锋相对的建议，勒令他将聪明才智放在真参实究上，不要徒逞人我生灭之心。(14)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124、153、154页。

然而，澹归虽劝他人不计较，称自己不愿说破，但却终究未能做到付之一笑。他在《曹溪新旧通志辨证》开端辩解说：“随所阅处，有所见辄为标出，或似正误，或似拾遗，或似刊谬，得数十则，与及门观之，使知著述之难，亦不呈诸马公也。昔贤有云：只应存己之是，不可摘人之非。予得无犯此咎。虽然，有是即有非，何妨明白。若徒博忠厚之名，则不识水潦鹤者，争以阿难为耄昏，亦自误人不浅。”(15)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48页。本着“拾遗”“刊谬”的目的，使门人以之为戒，不愿挑起事端；但同时又以“何妨明白”的宗旨，不愿“徒博忠厚之名”。从中不难窥见澹归内心的挣扎，最终其伉直易发的个性还是使他大撰文章，反复谴责雪槱的篡改行为，昭告其罪责，同时辨明济、洞位次。

澹归抨击雪槱，先是作《记雪槱改余襄公法堂碑事》，以激烈冷峻的言辞，从法门之不幸——顺治十一年(1654)因《五灯严统》引发济、洞两家诤讼开端，冠以挑起争端之雪槱以法门罪人的罪责；接着借“为洞宗者”之口，揭示雪槱篡改《曹溪通志》包藏祸心，指出揭发昭告其龌龊罪行的必要性。尽管澹归始终以宽容不屑的姿态评价雪槱行径，自述不愿挑起法门事端，但其字里行间仍暴露出他对这件事的深恶痛绝。(16)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一，第405-406页。后来他又针对雪槱所修《曹溪通志》摘发勘误，作有《曹溪通志新旧凡例折衷》及《曹溪新旧通志辩证》。虽其辨误多的当可取，但由其随时例举、反复痛斥雪槱篡改《法堂碑记》、偷换门户行为来看，他的矛头依然主要指向雪槱。如《曹溪通志新旧凡例折衷》“继席宗匠”一条，澹归在慨叹僧人因无语录流传，以致不载于佛门世谱时，便顺手列举雪槱篡改之事：“故予尝慨然，以为宗门之见于传灯者，徒有语耳，而其人之真伪已不可辨。即如数百年后，余襄公之文，雪公不难变换其章句，况于爱憎之心移张作李，指有为无，何可胜数！”悲愤痛斥之意在在难忘。又如他在《曹溪新旧通志辩证》中说：“雪槱朴公修《曹溪通志》，太守马公子贞所托重也，志成，颇有哗者。……但雪公易青原、南岳位次及暗改余襄公文，致此烦言耳。”将“颇有哗者”的原因归结为雪槱改《法堂碑记》，文中更有“药山俨、天皇悟同出于石头，道吾智、云岩晟同出于药山。《旧志》称药山出天皇，道吾出云岩，盖误耳。新修志改余襄公碑记，则私而横矣”；“余襄公记云：初大鉴以诸佛大法眼藏传青原思，思传石头迁，如是展转相传，至今长老缘师为十世矣。……雪公搦管时惟恐其不的确，遂至郎当，正是作贼人心虚耳。特拈出为余公刷耻”等说。(17)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34、48、51、55页。可谓紧抓雪槱把柄不放，反复论说，斥其篡改行为“专而横”且不懂作文之法，肆意改动使伟人蒙耻，大有以道义自任为余公雪耻之意味。

除指斥雪槱外，澹归还专门作文辨明济、洞两家位次。先作《五灯是非两遣说》，借主客对话的文本构建方式追溯曹洞、临济两家源流，批判以费隐通容为代表的临济宗混乱世系，改天皇为南岳下一支，抹杀云门十七代机缘，并“列无明慧经于未详法嗣，及湛然圆澄来源无踪”。讽刺费隐辱没其法祖，不仅得罪曹洞，亦为临济之罪人。后半部又自然引入雪槱篡改余襄公《法堂碑记》一事，斥责雪槱“易青原为南岳，易石头为马祖，易展转相传自天皇以逮智门，不遗一名氏，自以为巧矣密矣。当其发意，当其下笔，未知作何面目，自视何肺肠？有识旁观，代其入地，而不知愧”。(18)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一，第79-81页。将雪槱篡改之事与《五灯严统》之诤并举而大加挞伐，又将费隐与雪槱并举为法门罪人。后又作《青原南岳先后说》，辨析临济、曹洞开山者位次先后，斥责雪槱对两家次序“以私意变乱于其间”而“不知所以为志之主”。大致来说，文中批判集中在三点：一是从《曹溪通志》旧志中青原、南岳传记入手，厘清了青原先于南岳，指出雪槱篡改世系，可谓大逆不道，狂悖而不可容忍；二是斥雪槱修《曹溪通志》在篡改余襄公之文外，并改动其中据实所录如陈思进、杨起元之序，使《曹溪通志》失却其文献价值；三是讽刺雪槱能“以外道兵奴之法抑青原”，不外乎因有“极灼天之势，擅遍地之胤”。(19)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59-61页。言下春秋，与雪槱之师木陈道忞受召入京，为清朝新贵，雪槱亦仗势而为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雪槱的批评，还是对济、洞门户位次的辩白，除了教理冲突，澹归的矛头还指向雪槱及其背后仰仗皇权的佛门势力，是对佛门中借重朝廷势力进行门户压制行为的强烈不满。

(二)继席宗匠之诤

雪槱在“继席宗匠”一条补入明代以后宗匠，澹归对此行为亦大有意见。从澹归称“雪公有三是，如兴废沿革并入建制规模，一是也；增入继席宗匠，二是也；表章憨师中兴曹溪一段因缘，三是也”来看，他对增补这一举措是赞同的，令他不满的是所增补人物，为此他先后作《继席宗匠总论》《继席宗匠后论》批判该行为。从两文罗列材料可以看出，澹归对雪槱编排“继席宗匠”这一条目的意见，大致有三：一是认为雪槱收录历代继席宗匠不全，仅罗列宋元以来有语录存世者十五人，无语录传世者概未收录，使诸多高僧大德湮没不传；二是指出雪槱分“继席”“提纲”为二，且单列法语于传记之外，既显冗杂，又不合规矩；三是反对雪槱改憨山德清《旧志》中以“都纲”指代明以后住持名号，擅自增补明以后住持曹溪者名录的做法，认为自明代设都纲以来，住持任免受部札府帖掌控，造成住持之道大乱，风气败坏，不可收拾，古今住持已不可同日而语，不配再称住持。(20)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34、43-45页。以上三点，最为激烈的就是增补明以后住持这一点。因此，他建议沿袭旧例，使“继席宗匠”所录起自普遂，到七十一代终。其七十二代之后，按憨山德清《旧志》，书于“都纲”下，延续憨山正名取义、春秋心法之意。

无论是针对篡改《法堂碑记》所发之诤，还是对“继席宗匠”添加明以后住持的反对，在门户之争、政教之争的表象外，处处隐然指向对雪槱及其背后权势的斥责。

三、澹归发动《曹溪通志》僧诤的原因

雪槱重修《曹溪通志》时篡改古人记录而引发的此次僧诤，既是济、洞两家的门户之争，又是佛门中遗民与新贵的较量，还牵涉佛门对当世政权干涉的反抗。因此，这次僧诤发生的原因可谓既复杂又曲折，其中既有民族情绪与宗教担当，又有当事者个人性情原因，详论如下。

(一)佛门话语权的争夺——遗民僧群体与新朝统治者的对抗

澹归对雪槱重修《曹溪通志》的诤讼，表面看来是从曹洞宗立场出发的曹洞、临济两家门户地位之争，实质上也是遗民僧群体借佛门庇护，对清朝统治者的反抗。清廷在南下过程中，为减轻统一的阻力，一度默许乃至鼓励士人逃禅。当时士大夫皈依佛门且有师承关系可查者有近百人，他们大多皈依当时的佛团领袖，在丛林有一定话语权。(21)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93页。完成统一后，朝廷势力开始介入丛林事务，对主导逃禅风气的遗民士人群体及其丛林支持者进行压制。为此，顺治帝博访禅门耆宿，寻找可利用的佛门棋子，先后召玉林通琇、木陈道忞入京。受召返回后，木陈道忞便多次挑起僧诤，与遗民僧继起弘储等争夺丛林权势。因此，联系到雪槱的出身，澹归在诤讼中多将矛头指向修志者品行及其依附清廷势力这一行为，绝不是偶然所发，而应视为有的放矢的指责。

首先，雪槱入住南华寺，缘于其师木陈道忞之力。南华寺为平南王尚可喜出资助修。(22)释真朴：《重修曹溪通志》，第266-269页。在此之前，尚可喜曾延请木陈前去住持。据木陈《赴召上京不及应曹溪之命，寄复岭南二王诸宰辅》中“金地遥招已点头，天书旋忽降龙楼”，(23)木陈道忞：《布水台集》，第34页。可知他已同意尚可喜等住曹溪之请，却因受顺治征召而不能前往，因此派其门下天拙禅师代之入住。(24)释真朴：《重修曹溪通志》，第266-269页。康熙十年，韶州知府马元延请木陈另一弟子雪槱真朴入住。这种徒承师席的住持任免方式在此时并不少见，即如澹归师兄石鉴今覞，亦曾代天然函昰任庐山归宗寺住持。(25)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44页。然天拙已代木陈，雪槱再入主，已非严格的徒承师席；而曹溪南华寺地位特殊，既为济、洞二家发源地，又是历代岭南禅林之冠；且木陈道忞已由明遗民僧转而为清朝新贵僧，延请雪槱的韶州知府马元又极推重雪槱入京之事。由此观之，雪槱的入住，很大程度是受惠于木陈。这对遗民僧而言，在情感上很难服膺。

再者，木陈道忞北上归还后，开始为朝廷在佛门张目，不断挑起僧诤，更增遗民不满。(26)陈垣：《清初僧诤记》，第34-35页。实际上，作为僧之遗民者，木陈道忞最初颇具故国之悲，在“甲申之变”后的十五年中，一直以礼祭和诗文表达其故国之思，(27)姜伯勤：《论木陈道忞》，《潮学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4页。且在被继起弘储复明案牵连时，颇具担当地给继起写信，要求代其受过，以使继起有更多机会施展复明抱负，(28)木陈道忞：《布水台集》，第399页。其血性与担当令人敬佩。然而一旦为顺治帝所召，便“神光幸是同今古，日日与君对碧眸”地迫不及待，欢喜入京奔赴新朝，而自京城归来后更是大肆炫耀势力，向为清廷所警觉的三峰禅系法嗣、遗民僧继起弘储等人挑起僧诤，(29)刘敬：《宗派与社群：清初逃禅的宗教文化解读——以复社逃禅群体为切入点》，《南开学报》2017年第3期，第93-100页。颇有仗势压人之意。在与继起争讼时，还掌掴前来调解的遗民僧熊开元。(30)陈垣：《清初僧诤记》，第72页。至此，作为丛林新贵，木陈俨然成为清廷在佛门中抑制逃禅群体的利器，而重燃天童、三峰两派旧诤，也使遗民僧群体受到釜底抽薪式夹击，生存处境更加复杂艰险。(31)以上参见陈垣：《清初僧诤记》，第72、35-36页。

作为遗民僧的澹归，面对此种情景，必然心生不满。被木陈掌掴的熊开元素与澹归有旧，(32)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42页。且其所在之三峰禅系与澹归所在岭南曹洞宗关系密切。据《胜朝粤东遗民录》：“函昰既为僧，住归宗寺，与嘉鱼熊开元、新城黄端伯、休宁金声游，以禅悦相契。”入清后熊开元出家为僧，仍“以书偈与函昰相问讯”。(33)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第1294页。函昰亦屡次派弟子往江南参学，其逃禅弟子今岩“礼继起禅师，当机有省，付以大法”，(34)徐作霖、黄蠡等编：《海云禅藻集》，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第33页。成为熊开元的法门弟昆。出于诸种关系，澹归对木陈及其门下此等行为定有意见，但又因各种因素考虑，他于此处不便明言。新修《曹溪通志》之诤，极可能是澹归借题发挥，对以木陈为代表的新势力表达不满，替僧中遗民群体及临济三峰禅系打抱不平。

(二)僧官制度与佛门乱象——佛教对政治参与的抗拒

澹归是由儒入释的遗民僧，与单纯寄身寺院的遗民相比，他的一大特点便是出家之后即热心投入法门建设中，因此他也常从佛教立场出发，批判明代以来的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早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发端，但历代都较为松弛，至明代得到较为彻底的整顿。开国伊始，朱元璋便重视对佛门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于京城设僧录司，各府、州、县分别设置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各有僧官，按照品级，分掌各部门佛教事务。所设僧官虽不支俸，但有品级高下，并区别服饰颜色等。洪武二十五年，又改定僧录司，各官依品给禄。(35)《明太祖实录》，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第2262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得以建立，并贯穿有明一代。

明代这些为僧官划分品阶、发放俸禄、以俗世官吏干涉佛门住持选任的政策，都易使僧官在任用选拔上产生诸种弊病。尤其在明中后期，随着朝廷政局的腐败加剧，僧官的任免除规定的选拔考试外，又出现荐举、卖官鬻爵、徒承师业等途径。这就更使僧官选拔沾染官场习气，寺院住持修为水准参差不齐，腐败加剧，佛门前途堪忧。明后期，湛然圆澄便痛心于僧官制度对佛教的影响，指出在人才选拔上，僧官的选拔任命过分受制于世俗权力，失去了佛门自主机能，运作时不可避免地受世俗不良风气侵染，导致高德因不愿过度受制于世俗权力、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消极避让，寺院管理人才流失。而甘心沦为世俗附庸的僧人则通过纳银、请托等非法途径进入管理部门，依靠地方官吏推举的僧官制度，使营求者不注重修行而更注重世缘的营求。住持素质参差，僧纪败坏，佛徒伪滥，遗患佛门。(36)湛然圆澄：《慨古录》，河北禅学研究所：《禅宗宝典续编》，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第510-511页。

清朝僧官制度沿袭明代，弊病依然存在，因此澹归在《书住持题名后》批评称：

右宋、元所称住持，皆以匡徒领众而坐方丈者，自智度至此七十一代，其再为住持者三人，仅六十八人嗣法，上堂语录多无可考，然犹存其名者，所以寄仰止而思古道之盛也。至七十二代憨公清，《旧志》注“都纲”二字，则继席之法始坏，删之者，所以清流品而悲末法之衰也。明末至于今，宗门之裔间有至者，不无提唱；然曹溪相沿，别有住持，今本来堂方丈，其所世居，嘻，殆于久假不归矣。(37)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44页。

痛斥明以来住持靠营求、违损、编语录等方式博得虚名，从而坐大道场，以及住持不以真参实究、十方常驻之兴为念，摇尾乞怜于权贵，借权势压制法门等行径。

澹归与湛然圆澄近乎一致的论调，说明二人出发点一致，俱以佛门前景为念，抗拒政治对佛教的干扰，力图维护佛教内部的教理与僧制。但具体到澹归这里，因其身份的特殊，对佛门秩序的维护，本身也是其借以抗拒雪槱及其背后清廷政治势力的表达，只有维护了佛教在政治面前的独立性，寄身其中的遗民才能得到安全与自由的保障。

(三)伉直敢言，遇事辄发——澹归性格的决定作用

澹归发动的这次诤讼，也与其个性关系密切。澹归为人刚正不阿，伉直敢言，对秩序、体统和事实有着固执的坚守。早在南明永历朝，澹归便以不畏权贵，广泛弹劾诸人而闻名，(38)邵廷采：《西南纪事》第2册，香港：新华书局，1990年，第12页。此次新修《曹溪通志》之诤，显然也是澹归性格在佛门的展现。然而，过清易寒，过直易刻。这种刚直的个性也使澹归性格有遇事辄发，不容人小过的缺陷，易陷入明末士子意气之争的泥沼。因此，针对雪槱所发之诤，除秉持正义，纠正佛门乱象的目的外，未必没有些许个人意气成分在其中。

作为清初岭南名僧，澹归在当地颇有名望。由《清代禁毁书目》可知，多地县志皆因澹归参修，或沿用其编修体例而遭禁毁，(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29页。可见诸多方志的编写都曾请其参加。澹归对此很是自豪，曾在文中称：“即如公以志书为据，请问《韶州新志》修自何人？当日马子贞太守以志稿专属老僧，见仁化稿中窜入陈家一段，此等机关，难瞒明眼，老僧若一笔抹煞，太守岂有异同？”(40)澹归和尚：《徧行堂集》四，第298-299页。颇有以修志骄人的情态。事实上，澹归也确实不乏修造才能。从《曹溪通志新旧凡例折衷》可见，澹归对《曹溪通志》体例亦有自己的编排见解和意见。他的建议虽颇为中肯，但因夹杂对雪槱篡改曹溪住守名单的怨气，批判重点集中在对雪槱篡改青原、南岳的行为上，并借对明代之后僧官制任免住持的不满，极力反对将雪槱名姓列入《曹溪通志》住持名录中。这样一来，意气之争的成分更加明显。这在其《与心照大师》信中，得以更明确地展示：

承谕修《曹溪志》者，颠倒上祖位次，已悉尊指。……近来法门中人爱炒爱闹，将谓此一移换，先后之间，便足撑拄门庭，光扬法道，其实到某眼中，不值得一声冷笑。……作此见解，构此是非，又将谓此移换，彼此之间，更足撑拄门庭，光扬法道，正是屈抑己灵，玷辱先圣，脊间无骨，眼里无筋，却又向此狭劣场中，伏暧昧之机关，起瞋忿之剑戟，迷中倍人，深可怜悯。所以古之作者阙疑远嫌，贵于体裁不失，亦使心术无偏。如今末流难足语此，某痛之耻之，几不欲闻之。……噫，出家人吃却闲饭了，无端向故纸堆中逞人我、寻是非，痴绝淡绝！(41)以上参见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二，第36-37、128-129页。

情绪激动，几近破口大骂，极易让人回忆起他在南明朝廷与政敌对骂的情状，及其被视为“五虎”之虎牙而令朝中畏惧的个性。

除对《曹溪通志》的诤讼，澹归还曾与曹洞之东苑禅系觉浪道盛发生过争执。据成鹫《舵石翁传》：“适闻博山嗣法，啧有烦言，师以书记上书于天界阆公，陈说我华首心印，亲承面授，非皮履直裰之比。阆公得书，颇不快意，咸咎师以越俎，师不为动。”(42)成鹫和尚：《咸陟堂集》第1册，曹旅宁等点校，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79页。澹归初入天然函昰门下，便因天然住庐山栖贤寺引发觉浪门人不满而写信给觉浪，替天然辩解。觉浪与澹归法祖宗宝道独一辈，得澹归书信，怪其越上不逊，致书斥责，澹归不以为然，可见其好辩个性至宗门而未稍息。

最后，《曹溪通志》亦因澹归“文字狱”案而成牺牲品。据《清代禁毁书目补遗》载，《重修曹溪通志》因“有钱谦益、金堡之文，且语句亦有违碍，应请销毁”。(43)王彬：《清代禁书总述》，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第100页。所销毁版本应为康熙十一年刊本，以致今日不能流传。其中所指“金堡之文”，即澹归代平南王所作《重建御经阁碑记》，(44)释真朴：《重修曹溪通志》，第273-276页。此文在《徧行堂集》中名为《重修曹溪御经阁碑记(代)》。(45)澹归和尚：《徧行堂集》一，第299-300页。

综上所述，历来的僧诤活动，多为法统与教理之争，而具体到明末清初，因遗民大量遁入佛门这一文化图景，使得此时的僧诤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生态样貌。正如黄宗羲所言：“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46)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编：《黄宗羲诗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1页。澹归针对雪槱新修《曹溪通志》之诤，表面是济、洞两家门户之争，实质上则是遗民僧群体针对佛门新贵及其背后统治者的诤讼，也是他们对明清统治者以僧官制度干预佛门的不满与对佛教出世理论的维护，而这两者在遗民僧澹归这里又互为补充，只有维护了佛教的出世理论，才能为遗民僧在寺院的身份独立与活动自由提供保证。而如此富于理据的表达，则又归功于澹归伉直的个性与卓越的辨析能力。尽管他针对雪槱及其背后的木陈道忞所发之诤，未必对二者产生了多大影响，但却微观反映了清初遗民僧对僧中新贵及朝廷的态度；同时也暴露清代统治者既因佞佛而纵容明遗民逃禅，又对僧中遗民怀持警惕和戒备的矛盾心态。因此，从这一僧诤活动中，可以大体窥见清初佛教生态下潜藏的波涛汹涌的时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