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斌

美国华人史是亚裔美国人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60年代以麦礼谦(Him Mark Lai)为代表的华人历史学家开创该研究领域以来，其在中美学术界获得纵深推进，不但成为亚裔美国人史研究的显学，在整个美国史学界亦占据一席之地。学界对早期美国华人史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的西部。而作为华人聚居区和文化活动、信息交流、情感寄托中心的“唐人街”(Chinatown)，无疑成为研究的焦点。随着研究成果渐增，部分研究将视野投向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诸地，美国南部的华人也始有学者关注。(1)James W.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Between Black and Wh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bert Seto Quan and Julian B. Roebuck, Lotus among the Magnolias：The Mississippi Chinese,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2; 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A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oon-Ho Jung, Coolies and Cane：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hn Jung, Chopsticks in the Land of Cotton：Lives of Mississippi Delta Chinese Grocers, Lake Village: Yin & Yang Press, 2008; Vivian Wu Wong, “Somewhere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The Chinese in Mississippi,”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10, No.4, Summer, 1996, p.34.研究者在专注华人聚集的“唐人街”的同时，也开始涉及从事农业和铁路修筑的华工。(2)Sucheng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Gordon H. Chang and Shelley Fisher Fishki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 Iron Road：Building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不过，关于美国农业华工及南部华人历史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似未激起研究者将二者结合，进而对南部从事农业劳作的华人展开研究。这固然与华人在美国南部的人数有限及文献阙如有关，但更可能是受以往研究的惯性影响所致。美国内战后南部的华人占比极低，鲜有留下书面记录，其历史几乎是隐匿的。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忽略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理由。事实上，南部华人农业劳工无论是其来源、经历，亦或身份地位都颇为特别，值得专门探究。本文试图揭示，在美国内战后的变局下，华人对美国南部农业的被动参与，及他们处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身份对其在美国南部经历的影响。

一、欲拒还迎：美国南部招募华人农业劳工的争论

美国内战前的南部社会，白人奴隶主依赖黑奴劳作，维系其种植园经济。随着内战中北部联邦于1863年废除奴隶制，白人种植园主因之失去大量廉价劳工，劳动力供应面临挑战。昔日的奴隶，名义上已成为被解放的自由人，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奴隶制也让黑人更加珍视“自由”的意义，他们试图摆脱贫穷和弱势地位，追求更好的生活。面对劳工稀缺问题，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竭力寻找替代劳力。华工遂进入他们的视野，一度成为招募劳工的首选。

之所以首先想到华工，直接原因在于加勒比地区已然存在大量华工。人员、思想和物资跨越地域边界，一直在加勒比地区频繁流动，美国南部农场主对该地区的华人“苦力劳工”(coolies)自然也不陌生。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内战前期，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就已从古巴引进了华人。(3)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20.据《纽约时报》报道，1862年秋，波士顿的一名投资者以17.5万美元购得位于路易斯安那的劳伦特·米劳登(Laurent Millaudon)种植园，并从古巴招募140余名华工。(4)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1862.内战后，美国南部开始着手招募华工。然而，在招募华人的进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对的立场：以大农场主及其代理人为代表的一方，鼓励大规模招募华人劳工；而中小农场主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则持反对态度。双方针锋相对，一度呈现剑拔弩张之势。

支持招募华工者，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旨归。华人早就因吃苦隐忍、效率卓越而声名远播。劳工招募代理人罗伯特·吉福特(Robert Gift)自1866年开始支持招募华工。他宣称，南部必须打破黑人劳动力供应的垄断，认为适应热湿气候的南部中国人是上佳人选。吉福特描述加州的华人“如蜜蜂般勤劳”。(5)Memphis Daily Appeal, July 20, 1869.华人移民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hinese Immigration)主席万斯(J. K. Vance)也认为，华工“勤劳、节俭、顺从”，“能轻松地从事各种农场劳动”。(6)J. K. Vance, “Report on Chinese Immigr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Immigration Convention, Charleston, S.C.: Walker, Evans & Cogswell, 1870, pp.78-79.为获得更多支持，支持招募华工者积极散播华人的正面信息，新奥尔良则是其集散地。一位种植园主在《新奥尔良时报》上发文写道：“华人天生勤劳、顺从，而且聪颖、有创造性。”他认为华工熟知南部主要农作物棉花和甘蔗的种植，同时敦促种植园主租船，速去中国招募华工。该报还刊文指出，多数人赞成“华人胜过黑人”，他们“更容易管理，工作更出色”。(7)New Orleans Times, July 1, 1865, August 6, 1869.

一位白人农场主在解释为何雇用华工时说，他最初雇佣的是白人，但他们往往只工作数日就辞职，这同后雇来的华工“默默地静心工作”对比鲜明。(8)Linda Perrin, Coming to America：Immigrants from the Far East,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0, p.25;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p.328.到1869年，南部雇主基本放弃招募白人劳工，认为他们不适合“在种植园里长期做苦工”，(9)New Orleans Times, July 3, 1869.而将目光转向已在夏威夷、美国西部和加勒比地区证明自己能力和可靠性的华工。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成功，使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相信，引进华人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可行办法。

低成本的华工对南部雇主具有强大吸引力。早在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农场主就希望通过引进亚洲劳工来解决劳工紧缺的问题。他们认为，“如果白人劳工从事农业的成本过高，或可从中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签约工资较低且忠诚劳作的合同工”。(10)See Paul S. Taylor, “Foundations of California's Rural Society,”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Vol.24, 1945, pp.193-228.内战后，美国南部的雇主们相信，华工对工资要求不高，不比黑人劳工贵，且“无任何干涉政治的倾向”。(11)New Orleans Times, July 1, 1865.亨利·S.莱弗里奇(Henry S. Leverich)指出，黑人要求时薪20美分，“这超过北部白人劳工的平均薪资”，“黑人需要竞争”以使其工资趋于合理；而且他们常在农忙时节挂镰辞职。(12)See Jung, Coolies and Cane, p.124.可见，黑人劳工非但不便宜，且缺乏稳定性。而华人也处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歧视性工资体系中，工资待遇极低，每月所得比白人少10至20美元，因此华工只能将其妻儿留在生活成本更低的中国。(13)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p.328.不过美国南部农业华工的艰辛劳作与低工资间的巨大落差，也埋下了华工逃离农业，从事杂货店等服务业的伏笔。

政治因素同样是美国南部雇主舍近求远，弃黑人而选择华人的要因。南部白人心存“白人至上”的观念及奴役劳工的惯性，因此对华工的需求随着黑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劳工斗争的增加而递增。美国内战中解放黑奴，同时也剥夺了种植园主宝贵的“财产”。黑人在获得选票后支持共和党，这更加激怒了种植园主。为了打压黑人，缓和因损失黑人奴隶带来的失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鼓励欧洲和美国白人到南部当佃农。当这些努力失败后，他们将目光转向东方，试图用华人取代黑人劳工，以削弱其渐增的政治影响力，摆脱对黑人劳工的依赖。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甚至召开会议，并求助于报纸，以造支持引进东方劳工之势。1869年，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时报》的编辑撰文抱怨道：“黑人已被宠坏，……让华工来吧。”(14)Vicksburg Times, June 30, 1869;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p.22.阿肯色州州长鲍威尔·克莱顿(Powell Clayton)则坦承：“毫无疑问，引进华人劳工的根本动机，是惩罚黑人抛弃其旧主。”(15)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p.23; Wong, “Somewhere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p.34.可见，南部雇主引入没有投票权和不寻求归化的华人来取代黑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复黑人。与黑人不同，华人是“外来者”(aliens)、“旅居者”(sojourners)，自然不会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产生实质性影响。

交通技术的进步，为美国南部招募华工创造了客观条件。资本的扩张造就了一个日益“缩小”的世界。在美国国会的资助下，太平洋邮轮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于1867年开通香港至旧金山的航线，大大加强了太平洋两岸的联系。1868年，《哈伯周刊》将美国称为“西欧和东亚之间的高速公路”。(16)Harper's Weekly, May 30, 1868, May 29, 1869.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建成，也促进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招募华工的反对者意识到，从经济层面难以提出有力的拒绝理由。于是，他们将反对招募华工的话语集中在文化、种族和政治层面。其最为有力的反对话语是将华工建构为“苦力劳工”，如此，则可依据1862年的“反苦力劳工贸易法”(Anti-Coolie Trade Act)对之加以拒斥。反对者视华工为苦力，而苦力就是奴隶。《华尔街日报》编辑威廉·M.伯韦尔(William M. Burwell)认为，利用“苦力劳工”在经济上是徒劳的。(17)Quan and Roebuck, Lotus among the Magnolias, p.5.《纽约晚间邮报》也有文章明确指出，劳工招募代理人库普曼沙普(Cornelius Koopmanschap)和奥尔(Tye Kim Orr)招募华工的提议违反“反苦力劳工贸易法”。(18)New York Evening Post, July 20, 1869.反对招募华工者，将契约华工在各地遭受的诸如虐待等不公正对待与奴隶制挂钩。他们指出，华工像奴隶一样遭受鞭笞，被雇主“购买”，而非“雇佣”。(19)Antonio Gallenga, Pearl of the Antilles, London: Chapman & Hall, 1873, p.88.

甚至，华人的吃苦耐劳和低工资，也成为他们反对招募华工的理由，甚至引发美国白人对“黄祸”的担忧。美国内战时曾任南部将军的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坚决反对引进华工，他在给弗吉尼亚移民协会(Virginia Immigration Society)主席的信中写道，“我们不仅需要可靠的劳工，更渴望好公民”。(20)“Gen. Lee on Chinese Immigration,” De Bow's Review, May-June 1870, p.498, quoted from Jung, Coolies and Cane, p.170.而普通华工被认为具有超乎寻常的效率和适应力，是“非法的廉价劳工”，威胁到“白人”的生活。(21)Robert G. Lee, Orientalism：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82.另一份公开的报告则不无夸张地指出，许多路易斯安那人选择离开，因为“他们无法与不断到来的华人竞争，这些人能忍受惨淡的生活，每日为蝇头小利而工作”。(22)New Orleans Crescent, July 12, 1867.但这些对华人低工资的抱怨，反而激起了种植园主招募华工的兴趣。

招募华工的反对者还援引美国西部的“排华”话语，在种族和文化层面贬损华工，认为其会威胁到美利坚文明。对19世纪晚期的许多美国人来说，“神秘而令人困惑”的华人，带来的只是恐惧和厌恶。(23)Mat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9-91.路易斯安那州伊比利亚教区的一位“绅士”不无偏见地指出：“苦力是最大的小偷和恶棍，……只有野蛮的武力才能控制他们。”一名来自内华达州的记者也认为，华人“不像大家期望的那般顺从”。(24)Franklin Planters' Banner, January 19, April 13, 1870.激进的共和党人克雷格(J. A. Craig)在1867年新奥尔良的一次政治会议上表达了对华工的反对，称他们对美国“特有的文明”是“无知的”，会侵犯“美国白人和黑人的自然权利”。(25)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867.

反对招募华工的人士担心，华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南部社会分化，导致小农场主被大农场主吞并。小农场主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猛烈抨击引进华人劳工，他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华工会“让富者更富，穷人更穷”。丹尼特还预言，华工将导致“所有小农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被大地主吞并”。(26)Franklin Planters' Banner, September 5, 1868; June 9, 1869; May 26, 1869.小农场主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加勒比和美国西部的资本家在使用华工后财富的急剧积累，及对中小资本家生存空间的极度挤压。

尽管有持续的反对之声，南部雇主招募华人劳工的愿望还是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针对反对者的各种理由，招募华工的支持者在不同场合予以反驳。代理人库普曼沙普否认招募华工与苦力贸易有任何关系，强调所招募的华工是寻求更高工资的自愿移民。(27)Memphis Daily Appeal, August 14, 18, 1869.奥尔则成为华工招募的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并于1869年回到亚洲，为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招募劳工。

二、华人劳工对美国南部农业的参与及逃离

对招募华工的乐观评估，在内战后的美国南部从未真正变为现实。美国内战后，确有部分从加州、古巴甚至东亚抵达美国南部的华工，他们最初在种植园和铁路建筑工地工作，继而转到城镇立足。华人在美国南部的出现不时在小范围内引起公众的好奇与兴趣，但与他们在美国西部的境遇不同，华人在南部鲜有引起官方的注意。

在1869年以前，美国南部的华工几乎都来自古巴。(28)New York Tribune, September 12, 1866; New Orleans Bee, September 14, 1866.从古巴招聘华工，在地缘和经济考量上皆为上佳选择。奥尔最初就是从加勒比地区招募华工，南部种植园主和商人予以热切欢迎。新奥尔良的一份报纸在1866年报道，“十余名华工”从古巴而来，按合同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种植园工作。(29)Jung, Coolies and Cane, p.3.1867年11月，《新奥尔良蜜蜂报》报道，一群在古巴契约到期的华工，乘坐“联邦之星”(Star of the Union)号汽船抵达该城。(30)New Orleans Bee, November 16, 1867;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p.61-62.第一批被带到美国南部的华人是能说西班牙语的“自愿”移民，受雇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种植园。

1869年到1871年间，美国南部加强了引进华工的行动。企业、农场主与劳工招募者、代理人之间积极展开合作，1869年夏，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种植园组建公司，从加州招募华工，然后根据合同将他们分配到南方的种植园。路易斯安纳州的糖厂不甘落后，试图“系统而有计划”地引进华工。大约在同一时期，圣玛丽教区的大种植园主也在“秘密探讨”招募华工事宜。(31)New Orleans Times, July 3, 1869.关于招募华工的争论仍然存在，但招募华人劳工的进程并未受到明显耽搁。

1869年6月，孟菲斯附近的种植园主成立了阿肯色河谷移民公司(Arkansas River Valley Immigration Company)，目的是直接从中国招募2000名华工。(32)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p.63-64; Memphis Daily Appeal, June 22, 27.6月30日，孟菲斯商会(Memphis Chamber of Commerce)决定举办招募华工的大会，以期解决南部的用工危机，是为孟菲斯劳工大会(Memphis labor convention)。孟菲斯大会的召开，对华工招募的推动作用显著。7月13日，约500名来自美国南部和加州的代表“设计引进中国或亚洲劳工的办法”。种植园主克拉普(Clapp)在会上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其愿望：以华人为代表的亚洲劳工，将弥补黑人解放所导致的危机，使南部回到内战前的模样。(33)Memphis Daily Appeal, July 14, 1869.

华工招募人奥尔在孟菲斯大会上给其潜在的赞助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华人“温顺、有耐心”，“身体强壮”，善于学习。出席会议的荷兰船长兼劳工招募代理人库普曼沙普对大会的规模感到“震惊”，他指出，华工在古巴和秘鲁每月工资为8美元，相信南方可以以每月12美元的薪金同其签订用工合同。他不无夸张地声称，库普曼沙普公司已经运送了3万名华工到加州。(34)Memphis Daily Appeal, July 15, 1869.大会完全支持从中国招募劳工的计划，同时建议立即派奥尔和熟悉南方种植园主需求的“知名、有能力、可靠的”商人到中国尝试招募1000名华工。孟菲斯劳工大会后，许多南方人对招募华工充满信心。劳工招募代理人皮洛(Pillow)和库普曼沙普分别承诺提供5000美元，用以招募华工。(35)Memphis Daily Appeal, July 16, 1869;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68.奥尔和威廉姆斯则在1869年8月动身前往中国。

几乎在奥尔出发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同时，威廉·盖伊(William Gay)和克兰威尔(Cranwill)也决定加入招募华工的行列。1869年，盖伊尝试从旧金山招人，但他认为与来自中国乡村的华工相比，加州的华工成本太高。(36)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p.90-91.1870年8月，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种植园主约翰·伯恩赛德(John Burnside)与希克森(J. M. Hixson)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支付6500美元从加州引进130名“一流华工”。(37)Jung, Coolies and Cane, p.155.19世纪70年代初，几家总部设在香港和旧金山的华工招募公司在新奥尔良开设了分支机构，以打入这个潜在利润丰厚的市场，为雇主提供“良好和可靠的华工”。1871年10月，富罗伊公司(Fou Loy and Company)也宣布将输送1500名华工到甘蔗种植园。(38)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p.133-136.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言新的华工移民大潮即将到来，但事实证明，去往美国南部的华工不过是涓涓细流。

招募华工的困难远超想象。威廉姆斯和奥尔费时一年余，才勉强招得一船工人。1869年9月，怀着殷切期望，吉福特离开旧金山前往香港，计划为阿肯色河谷招募1000名华工。但他很快了解到，华人根本不愿去美国南方，华人对南部的恐惧甚至超过对古巴和秘鲁的抗拒。(39)Memphis Daily Appeal, July 20, 23, 27, 1869.1870年2月7日，第一批200名华工由库普曼沙普公司的“老罗号”(Ville de St. Lo)从香港运往新奥尔良。不过这批到达新奥尔良的华人在了解到被招募的真正意图后，便悉数弃船逃走。库普曼沙普的“实验”失败了。(40)Shelley Sang-Hee Lee, A New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5.同样，盖伊招募华工的挫败感也与日俱增。他曾因招募到100名华工而兴奋不已，但其中40人在离开旧金山之前就已逃跑，其余人在火车经停萨克拉门托时逃走。盖伊在信中抱怨自己从未经营过“如此令人沮丧的生意”。(41)Jung, Coolies and Cane, p.159.对盖伊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旅行，对整个南部招募华工行动也是一种挫败。

路易斯安那州的主要蔗糖生产者为华工招募人佩恩的中国之行提供了经费支持。1871年2月，该州最大的蔗糖生产商约翰·伯恩赛德同意预付给佩恩400余英镑，让他在中国招募劳工，这笔预付款用来支付“招募和安置华工”等费用。同时，种植园主要求佩恩保证善用投资，如果无法招募足够劳工，则需全额赔偿。佩恩承诺雇佣五年合约的华工，合约截止到1877年1月1日。对于那些寻求稳定且低工资劳动力的种植园主来说，这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提议。受伯恩赛德、肯纳和其他种植园主的鼓舞，佩恩于1871年2月动身前往中国。(42)Franklin Planters' Banner, September 8, 1869.托马斯·J.福斯特(Thomas J. Foster)也是委托佩恩从事华工招募的种植园主之一，随着1871年收获季的临近，他一再询问佩恩关于华工招募的进展。但事实证明，佩恩无法招募到足量的华工，其缺口达1000人。(43)Jung, Coolies and Cane, p.125.佩恩招募华工的计划同样以失败告终。

这些挫败似乎无法阻止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主们雄心勃勃的招募华工计划。1871年3月，伦敦东方轮船公司(Oriental Steamship Company)的一个代理人提出与当地种植园主签订合同，将华工运至新奥尔良，“合同期限为5年，每人支付150美元的船费和8美元的月薪”。种植园主们甚至自行组建路易斯安那移民公司(Louisiana Immigration Company)。1871年6月，他们开始“争取全州种植园主的合作”，并希望筹集25万美元，用以引进华工。(44)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114.最终，该公司未能吸引到足够的订户，也未能向订户收取费用。

当然，也不乏成功招募华工到美国南部的案例。1870年7月4日，汽船“伟大共和国”(Great Republic)号为米劳顿种植园带来141名华人。这一种植园位于距新奥尔良不远的杰斐逊教区。该种植园的华工除两到三人负责餐食，一人负责送茶水外，其余皆从事农业劳作。(45)Mobile Daily Register, September 19, 1871. 一说是140名华工。参见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p.123-124.1870年4月，古尔丁(Goulding)领事批准了“第二艘满载华工的船驶向大西洋海岸”，并证明了213名“华人乘客，都是在法律范围内自由自愿移民”。(46)Jung, Coolies and Cane, p.123.在人口相对较少的阿肯色州，也有一个富饶的农业区，非常适合种植棉花、大豆和小麦。在1870年，大约有98名华人在阿肯色当农场工人。(47)Jung, Chopsticks in the Land of Cotton, p.20.1870年11月周阿兴(Chew Ah Heang)造访新奥尔良，同时在新奥尔良的一份报纸上发布了如下通知，“华人周阿兴告诸君知悉，在我手里有240名华人劳工待业”，并留下详细住址，请有意者前往其住处洽谈。(48)Savannah Morning News, September 23, 1870.

美国南部的华人农业劳工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以农场工人的身份在种植园工作，分成制佃农极少。对于这些为数不多的农业华工，其吃苦坚韧的精神得到了部分雇主的肯定。1870年，奥尔携220名华工抵美，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对其所雇华工的表现表示“完全满意”，“他们学习技艺迅速，已为我种了300英亩甘蔗”。托马斯·J.谢弗(Thomas J. Shaffer)对雇佣的25名华工同样赞赏有加，在收获甘蔗方面，华人“比任何黑人都好”。谢弗几乎完全依靠“华人”种植甘蔗。与黑人不同，华人“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麻烦”，而且“安静、易满足，总是心情愉快”。(49)Jung, Coolies and Cane, p.185.1871年10月，29名华工签约后在伯恩赛德的农场工作一年，每月22美元，按月支付。伯恩赛德很感激这些华工。因为他们，伯恩赛德无需再在农忙季节以1.25美元的日薪雇佣当地黑人。伯恩赛德在1872年2月雇佣了第二批华工。《哈珀周刊》描述，如果没有华工，“种植园主会面临甘蔗腐烂在农地的问题”。(50)Harper's Weekly, October 30, 1875.

在多数种植园里，华工同雇主间的“蜜月期”并未持续太久，对华人的负面评价也是此起彼伏，呈愈演愈烈之势。雇主们首先指出，使用华人并不比使用黑人劳动力便宜，甚至有时比白人劳工还贵。盖伊等人曾非常信任华工，认为招募华工是一项长期生意，所以他们付给库普曼斯克公司4812.04美元，但仅招募到52名华工。而来自芝加哥的40名白人劳工只花了盖伊1149.07美元。(51)Jung, Coolies and Cane, p.162.雇佣华工的高昂费用意味着只有最富有的种植园主和商人才能负担得起华工。南部与西海岸工业经济的劳工竞争，再加上运输成本，使得华工在南部缺乏竞争力。路易斯安那州纳契托什(Natchitoches)的种植园主也撤回了他们最初对华工的正面评价，认为“华人苦力”是“黑奴替代品”，且效率低下。(52)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151.种植园经理金斯利(W. H. Kingsley)则抱怨说华人劳工“缺乏忠诚，他们在乎的并不是已经完成了工作，而是是否获得了报酬”。(53)Quoted from San Francisco Morning Call, October 7, 1871.

去往美国南部的华工，不少参加过古巴的反殖民起义，同时也受奴隶解放的影响，已初步具备权利意识。华工希望雇主能够完全遵守契约条款，否则很容易走向反抗。而违约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让华工感到愤怒。雇主以各种名目克扣工资，削减待遇。尽管口头上承诺了华工的基本权利，但华工们所面临的境遇同奴隶无异。在旧金山，盖伊以月薪16美元招募了一批华工，并预付他们16到24美元，这些钱以后从其工资里扣除。两个多月后，华工才第二次领到工资，且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不到8美元，只有三名工人的工资超过10美元，其中包括工头，另有四人不但没有工资，甚至在扣除各项开销后倒欠雇主的钱。(54)Jung, Coolies and Cane, p.192.在有的农场，华工甚至食难果腹。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反抗情绪也在滋生。奥克劳恩(Oaklawn)和山茱萸(Dogberry)的华工罢工引发了“极大焦虑”，而罢工的理由是华人希望获得“充足的食物供应”。雇主禁止罢工的办法简单而粗暴，剪掉华人“长长的猪尾巴”，这样“他们很快就蔫了”。种植园主伊丽莎·麦克顿-雷普利(Eliza McHatton-Ripley)描述了华工暴动的情形：他们挥舞着锄头，气势汹汹，像恶魔一样叫喊着；等当地民兵出动这次暴动才得以平息。(55)Eliza McHatton-Ripley, From Flag to Flag：A Woman's Adventur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War, in Mexico, and in Cuba,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9, pp.170-175.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在美国南部驻足，劳工与雇主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最初的“好感”也随之消散。丹尼特等人甚至对华人劳工充满警觉和不耐烦。他竭力宣扬美国各地白人工人中日益高涨的反华人情绪，将之视为“苦力劳工”，同时大肆鼓吹华工在南部失败的案例。丹尼特声称，“十分之九的白人”和“所有黑人”事实上反对华人劳工。(56)New Iberia Planters' Banner, August 9, September 20, 1871.盖伊认为，招募华工的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缺乏生产力，没有帮助南部走出劳工危机。和盖伊一样，阿莫斯·梅里尔(Amos Merrill)也认为雇用华工并不成功。他先发制人地解雇了77名华工，以节省用工成本。(57)New Iberia Planters' Banner, September 20, 1871.总体而言，19世纪70年代早期，华人作为农场劳工的经历堪称惨淡，几乎从南部农业中退出了。但多数华工仍然留在南部。

华人在南部农业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但也仅是个案。1872年，12岁的刘锦浓(Lue Gim Gong)离开中国南方的村庄，被招募到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的一家鞋厂工作。后来，他被当地一个富商家庭收养，继承了其家族在佛罗里达州迪兰(DeLand)的柑橘园，在那里他试验了橙子和西红柿的新品种，成功地种植了一种美味多汁的橙子，并畅销全美，他也被称为“柑橘奇才”。1911年，以其名字命名的“刘锦浓橙”赢得了美国果树学会的杰出奖章。(58)Ruthanne Lum McCunn, Chinese American Portrai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p.32-39.

美国南部的农业华工，部分来自铁路工人，部分来自逃离美国西部的华人，部分则直接应招募而来。不过华工在美国南部农业中流动性极大。雇主特劳德夫妇(Tureauds)在1872年前后雇佣了至少62名华工，但同时雇佣的华工从未超过42名。(59)Jung, Coolies and Cane, p.208.被招募而来的华人很快就被雇主抛弃。华工也并不总是默默地接受雇主所给予的待遇，而常常伺机逃离。到1880年前后，随着美国重建南部的失败，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的政治权力得以恢复，对华工自然也失去了兴趣。华工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并试图做出应对。他们逐渐放弃农场的工作，在不同城镇经营杂货店等服务性行业。此外，关于拖欠华人工资的纠纷，也促使华人离开种植园，另谋出路。《新奥尔良时报》的报道也指出，这些华人“更喜欢在城里从事小买卖，而不是种植园里枯燥乏味的工作”。(60)New Orleans Bee, December 5, 1871; New Orleans Times, November 8, 1871.华人更想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导者，为自己的利润工作，经营杂货店成了他们集中的选择。

美国南部，包括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皆无成规模的唐人街。这里的华人与故土家庭、村庄、宗族、会馆、秘密社团、寺庙等社区机构的联系也被割裂，而这些机构恰是整个海外唐人街的支柱。美国南部的华人建立了没有上述传统组织形式的社区。他们围绕核心家庭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杂货店构建社区。(61)Quan and Roebuck, Lotus among the Magnolias, p.x.在帮助新来者经营杂货店谋生方面，家庭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华人社区的建立，得益于相对较多的女性存在，这也使婚姻和家庭生活成为可能，而杂货店是他们养家和维持生计的基石。也正因此，华人家庭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杂货店的经营中。

三、美国南部华人的特殊地位

华工是如何克服美国政治、种族、文化等障碍，在以杂货店为代表的服务行业中立足的？这与华人在美国南部的特殊种族地位有关。任何对内战后美国南部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分析，都无法绕开“种族”维度。如果不了解该地区黑人与白人种族对立的社会状态，就无法完全理解该地区华人的生存处境。美国内战后的数十年里，南部的黑人和白人，富人与穷人各居其位，种族和阶级分化异常严重；白人农场主仍居于社会的顶端，而黑人则处在最底层。种族隔离使白人和黑人处于一种对立关系中，尽管林肯废除了奴隶制，但白人相对于黑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优势仍在持续。白人制定吉姆克劳法和恢复传统，来维系其特权。黑人和白人有彼此隔离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交通等。(62)Jung, Chopsticks in the Land of Cotton, p.26.由社会准则乃至律法来确保种族和阶级的界限，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和不成文的规定。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看似稳定的社会秩序遭遇到一小群在美国南部定居的华人的冲击。这对华人既是挑战，亦是机会。

华人作为社会地位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小规模群体，其境遇常被忽视。他们在美国南部寻求提升自我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遇到了双重障碍。对美国南部的华人来说，种族关系“颇为微妙”。与其他地方的多数华人移民不同，他们没有成规模的“唐人街”，无法频繁地接触中国文化。华人多在黑人社区生活和工作，但希望得到白人的认可。

华人与白人、黑人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不明晰，但也未被二者所同化。华人运用这种“夹缝”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一种既能在经济上生存，又能保持自己民族身份的方法。在南方腹地实行种族隔离的社区，黑人和白人在中心商业区之外都有各自边界明确的住宅区和商业区。然而，白人不愿为黑人“服务”，也不会同意黑人涉足商业。城镇中主要商业区内白人开的杂货店，并不欢迎黑人顾客。在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和“次等”黑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和“真空地带”。美国南部的“第三种族”——华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华人放弃种植园的工作，搬到城镇，用有限的资本在黑人相对集中的区域投资杂货店，迎合黑人顾客。(63)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p.2.他们意识到，通过填补这一空白，有机会在美国南部的城镇为自己开拓经济空间。华人的种族身份是相对模糊的，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很复杂。他们无法享有自由白人的权利，但也不似美国南部的黑人那般备受歧视。(64)Jung, Chopsticks in the Land of Cotton, p.32.这种介于“黑白之间”的特殊的情况，给了华人一定的生存空间。不难想象，若没有白人与黑人的权力失衡，美国南部华人的经历将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华人缺乏白人所拥有的社会权力，但与黑人相比，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命运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华人依靠以黑人为主的客户谋生，同时他们也在寻求被白人社会更好地接纳和更公平的待遇。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同时与黑人以及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华人被证明是前民权时代美国黑白二元社会的“完美杂货商”，因为白人商人不愿为黑人服务，而黑人本身缺乏成为商人的金钱资源和文化经验。在不同城镇，华人杂货商的地位与其主要顾客的种族身份紧密相关。如果商店位于黑人社区，主要为黑人顾客服务，白人就会主动回避，并对华人店主投以轻蔑的眼光。(65)Mary Jo Schnieder and William M. Schneider,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rocery Store in the Missisippi Delta,” in G. Sabo III and W. M. Schneider, eds., Visions and Revisions：Ethnohistoric Perspectives on Southern Cultu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7, p.92.黑人受益于华人杂货店，普遍接受他们在本族群社区的存在。华人逐渐安居下来，融入社区。一位黑人回忆起和祖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伊塔本纳(Itta Bena)小镇购物时遇到华人家庭时的感想：“三角洲地区的华人很神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数。多数黑人只知道他们在当地的杂货店做生意。其生活方式鲜为人知。华人与白人似乎是有些不同，不似白人那般强势且危险，比黑人更受白人尊重。”(66)Ronald Love, “Review of Lotus Among the Magnolias：The Mississippi Chinese,” Social Forces, Vol.62, No.3, 1984, pp.832-833.

受白人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人也对黑人持鄙夷态度，将自己的种族地位置于黑人之上。华人认为，如果想更好地被白人接受，就必须与黑人保持距离。华人的杂货店多为黑人而开设，但华人无法接受与黑人关系亲近的同胞。尤其是同黑人存在同居或婚姻关系的华人，被认为会影响白人对华人的接纳，因此这些华人也常遭到同胞的歧视和排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有华人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带定居，不过女性稀缺长期困扰着华人社会。尤其是美国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对整个华人社区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导致了一个单身汉社会。这为异族通婚或同居创造了可能。具体有多少华人男性与黑人女性同居已难以考证，因为当事人总是尽可能地隐匿这种关系。一些华人男性，即便在中国有妻子，也会和黑人女人同居甚至结婚。1881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华人永安(Wing On)与黑人女性艾玛·克莱(Emma Clay)结婚，并育有13个孩子。这些混血儿的处境异常孤独。根据大女儿阿里(Arlee)的回忆，幼年时，黑人和白人孩童都躲着他们，华人也对他们避而远之。阿里和妹妹艾迪(El-Dee)后来都嫁给了格林维尔(Greenville)的华裔杂货商。(67)Quan and Roebuck, Lotus among the Magnolias, p.9.据美国华裔学者约翰·江(John Jung)的研究，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有21名华人与当地的非华裔(主要是黑人)女性同居或结婚，有些人同样育有子女。例如，查理·王(Charley Wong)与一名非华裔女性结婚18年，有4个孩子。(68)Jung, Chopsticks in the Land of Cotton, p.41.1880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口普查显示，该州有华人489名，其中已婚者35名；在这些已婚者中，只有四人的妻子是华人，其余皆娶了非华人女性为妻，其中包括四名黑白混血女性，十二名黑人女性以及八名有爱尔兰和法国移民背景的白人女性。(69)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p.147.为了提升自我地位，实现与白人的同化，华人试图消除其族群社区与黑人所有的关联。这种同化的愿望迫使华人避免与黑人进行任何深入的社会交往，鼓动华人男性结束与非裔女性的关系，断绝与黑人亲属的来往，以“根除华人社会的黑人因素”。(70)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p.76.比如，有华人就“坚持他们的男人不该有黑人情妇，也不应生育混血儿”。(71)David Cohn, Where I Was Born and Raised,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p.157.本质上，华人歧视黑人，认为他们是缺乏智慧的下等人，是因为同他们交往会给华人社会带来不利。不过，华人虽然无法同黑人欣然相处，他们在生意上与黑人关系仍然很紧密，许多华人杂货商的主要收入就来自黑人。

黑人同样憎恨华人，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白人不愿在其社区开设杂货店，而黑人又缺乏从事杂货店的能力。黑人对华人的偏见可能早在其大量到达美国南部之前就已存在。他们通过出版物和报纸，形成了中国是一个充满贫困、饥荒、人口过剩和内乱的国家的认知，华人也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异教徒”。这些对华人的消极看法，造成美国南部黑人对华人移民的负面态度，使黑人形成了与白人相似的观点，相信作为“外国人”的华人永远不会被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同化。

黑人更为担忧的是来自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威胁。在19世纪70年代，白人认为华人是更好的工人，他们更为廉价可靠；黑人憎恨作为竞争对手的华人。潜在的失业也造成黑人对华人的敌意，华人洗衣工取代了许多黑人洗衣女工。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多数美国南部华人选择开设杂货店，华人同黑人无需在劳动市场竞争，华人与黑人的关系也有所缓解。尽管如此，黑人认为华人吸收了白人对黑人的负面态度，对他们存有偏见。白人顾客在华人杂货店确实得到了较黑人更好的服务。(72)Jung, Chopsticks in the Land of Cotton, pp.149-150.而华人之所以尊重白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白人主导着财富和权力，同时也支配着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

华人和黑人之间相对缓和的关系，不仅仅是出于经济需要，也有出于与对方相似社会境遇的同情。华人杂货商不仅在黑人社区做生意，而且遭受白人“同样的歧视和偏见”。华人杂货商对黑人顾客相较于白人杂货商更友好。例如，大多数华人杂货商“不需要白人通常要求的那种恭敬礼节”。(73)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p.64.通过这种方式，华人杂货商能够在白人不愿进入的黑人社区占据部分市场。(74)Cohn, Where I was Born and Raised, p.189.这种“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地位，给了美国南部华人获得社会和经济独立的机会。

不过，创造这种特殊机会的，是美国南部的社会结构，而非中国文化。作为旅居者，华人只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尽量逃避白人和黑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然而，这些华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同时，身份认同却陷入了困境。考虑到美国南部复杂的种族关系，华人如何对待黑人和白人，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如果华人对黑人过于热情，就会影响白人对华人的接受度。由于大多数华人杂货商严重依赖黑人顾客，如果他们完全接受白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就有可能招致黑人的不满。华人试图找到一个白人与黑人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其结果便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据在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代尔长大的华裔美国人萨姆·苏(Sam Sue)回忆，他不知道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应该如何适应美国社会，也不知道该融入何处。美国华人没有固定的“社会地位”。(75)Wong, “Somewhere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p.33.这种独特的情况使以密西西比州为代表的美国南部华人社区形成了白人和黑人社区之间的“中间地带”。但其结果是使华人处于一种失语，甚至“隐形”的状态。

四、结 语

美国内战后，南部的农业华工虽然是自由移民，却难以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受到带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种植园主的歧视，也受到当时美国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束缚。这些年轻的男性华工因为雇主和招募人的诱人承诺而来到美国，但抵达美国后，或遭遇各种歧视，或不愿长期为农工，大多很快逃离了南部农业。同时，波及全美的排华潮流，也阻断了大规模农业华工进入美国南部。定居的华工，基本转入城镇经营杂货店。前黑人奴隶总体以佃农的身份重返南部农业。在某种意义上，内战后的南部农业华工，既是黑人从奴隶到佃农转变过程中短暂且局部的过渡者，也是他们转向城镇杂货商的过渡身份。

美国内战后南部华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偏见和排外主义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缩影。我们必须审视华人在严重依赖黑人劳动力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理解其对美国南部经济的贡献。这些华人被排斥在归化之外，他们在美国南部种族和阶级结构中所扮演的过渡角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旅居者”是其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保持着中国人身份和与母国的微弱关系，这导致他们与美国的习俗和价值观保持距离。华人是美国南部腹地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76)Quan and Roebuck, Lotus among the Magnolias, p.ix.由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美国南部的文明更加丰富。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华人占据黑人和白人中间的地位。相对于非裔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和机会，但从未作为与白人平等的群体而被接受。

对比美国西部和南部华人的移民、定居和工作经历，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整个华人群体的裹挟，同时亦可透视南部华人的独特地位。美国南部的华人与西部加州华人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社会流动性、阶级、种族归属、民族身份和唐人街的建立等方面。(77)Wong, “Somewhere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p.33.虽然两个群体对他们所进入的社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美国西部的华人与南方华人的公众形象却有很大的不同。相比加州的华人，美国南部的华人遭受白人的敌视较少，也更愿意被同化。

(承蒙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上海大学杨长云副教授等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