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抵世人早已耳熟能详;对“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恐怕不少人却鲜有察觉。

“可怜之人”之“可恨之处”，可借鲁迅《摩罗诗力说》中描述：“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即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恨之人”之“可怜之处”，则可用先生《论照相之类》中剖析：“最显著的例是孙皓，治吴的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可怜之人”与“可恨之人”，在本质上，皆属人性之恶。

“可怜之人”，通常指身处底层位卑运舛的穷困潦倒者。“可怜之人”，可怜在先，可恨在后，或曰因可怜而可恨。成因无外乎，要么觊觎一夜暴富不成，遂干出违法丧德蠢事，临了非但运转未遂，反而身败名裂;要么失足“浪子”屡教不改，让“把牢底坐穿”一语成谶。孔乙己骨子里就是个“可怜之人”，他迫于生计窘蹙才偷鸡摸狗，进而罹遭自侮他辱。难兄难弟阿Q，靠“精神胜利法”苟活，虽然表面被妄自尊大打鸡血，内里却是自轻自贱欺软怕硬麻木不醒的可怜人。“可怜之人”迫于生存才可恨，性属继发性可恨。

“可恨之人”通常无生计之虞，且不乏“人上人”。概括其典型性状，便是“临下骄者，事上必谄”。就一般心理规律检测，“临下骄者”之所以“事上必谄”，缘其在主子面前做奴才丢失的精神尊严，唯有在下人面前充主子才能赎回扯平。拿“小人得志便颠狂”定律鉴定，“可恨之人”归属“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宵小之辈。契诃夫在名作《变色龙》中，塑造了虚伪逢迎、见风使舵的巡警奥楚蔑洛夫。当他以为小狗是普通人家宠物时，就扬言弄死它并“连坐”主人;当他得知狗主人是席加洛夫将军时，吓得一会儿额头不停冒汗，一会儿全身“筛糠”不止……辛辣嘲讽了沙皇专制下，封建卫道士卑躬屈膝的腌臜嘴脸。鲁迅更是洞若观火：“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可恨之人”原本大可站直做人，之所以双足“万物之灵”返祖为四蹄低等动物，摇尾乞怜，活得像“叭儿狗”一样可怜，正是因为人面狗心使然。“可恨之人”被可怜伪装催生的可恨，性属原发性可恨。

“可怜之人”再可恨，终究小泥鳅掀不起大浪，大不了“吃相”难看，顶多导致公私利益局部受损，断不至于对公共利益造成系统性损毁。“可恨之人”之可恨则不然，他们为满足一己私欲，善于利用体制和资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或丧失气节操守甘做权势附庸帮凶，或甘为利益集团豢养带偏公共政策，进而恶化公共生态损害公共利益。想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夕，该国公知就争先恐后粉黑登场。有学者利用“学术会议”等平台，处心积虑“创造”炮制战争“意义”。他们自觉肩负“创造意义”神圣使命，不遗余力地鼓吹，在动乱世界中日本才是“世界史中心”，要通过战争引领世界史。可恨之极的是，他们即使嗅到战局不利“丧钟敲响”的信息，仍然不敢揭穿真相，依旧选择随声附和不说人话。评论家清泽测写道：“他们清楚地知道事态不妙，反对东条内阁——他们是一些两个人在一起时大谈悲观论，四五个人在一起时说这样下去很危险，而十个人在一起时就高唱应以一亿玉碎精神共赴时艰之徒，其内心是悲观的。”知识分子天然使命决定，他们原本应成为阻碍战争狂热的最后堡垒，可怜复可叹的是，这一代日本公知几乎周身沾满遗臭万年的秽物，堪称万劫不复的奇耻大辱。

鲁迅洞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破落户、暴发户和暴发破落户三类作家。先生预言第三类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極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先生激愤痛斥是类：“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先生剑指，岂非“可恨之人”之“可怜之处”，及其背后被可怜掩盖的可恨？

设若看客对“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可以处之泰然的话，对“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恐怕诸君是不可以视之漠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