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熙铸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1 前言

南开大学于良芝教授于2003年出版了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图书馆学导论》，为立志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初学者提供关于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入门性介绍，为他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职业和学科打下基础[1]。于良芝在该书的自序中提到，其写作该书的心愿包括将其四年留英所学知识与学生分享，并向同行介绍以下国外值得借鉴的经验：西方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哲学基础、国外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以及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2]自序。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国内同仁的极大鼓励和厚爱。“他们及其宽容地包涵了此书的各种瑕疵(包括输入错误)，十分慷慨地肯定了它的每个细小创新。”[3]自序

时隔13年，于良芝教授于2016年出版了为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而作的概论性著作《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该书是以其先前发表的两篇论文提出的图书馆情报学统一问题、使命、概念框架和知识为依据[4-5]，对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所做的概述。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自序的第二部分，于良芝提到该书也是为否定她此前所写的《图书馆学导论》而作。于良芝指出了先前所著《图书馆学导论》中两大最令其不安的缺陷——对图书馆学与情报学融合趋势的“悖逆”以及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概念的不当界定[3]自序。

在通读上述两本图书馆学情报学专著的基础上，本文作者从主要内容与整体框架以及《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对《图书馆学导论》的批判性继承和补充两个层次比较了两本书，并探讨了从中体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LIS)的两种发展路径：按传统的图书馆学发展或按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发展，以及传统的图书馆学与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学科差异点。

2 《图书馆学导论》与《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比较研究

2.1 主要内容与整体框架比较

在《图书馆学导论》的自序部分，于良芝提到这本书主要是要向同行介绍西方图书馆职业精神和哲学基础、国外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以及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而在前言部分，于良芝阐释了她对图书馆职业分工和图书馆学核心内容的认识：图书馆职业的基本分工是组织整理知识、信息，并通过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传递知识和信息；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知识、信息组织整理的技术和理论，以及通过图书馆实现知识、信息传递的原理。根据这一认识，该书包括三大部分：①基本概念；②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传递；③图书馆职业建设。为此，本书依次介绍了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第一章)、知识/信息组织的原理(第二章)、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从档案/图书馆形态到数字图书馆)(第三章)、主要类型图书馆(包括图书馆网/联盟)的目标、功能及其测度(第四章)、主要类型图书馆(包括图书馆网/联盟)的治理(第四章)、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第五章)、图书馆职业哲学(第六章)等[2]目录。

而于良芝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自序的第一部分提到，该书将整个图书馆情报学按其基本问题划分为两翼各三个层次。两翼分别关乎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三个层次分别是哲学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3]自序。为此，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核心概念；第二部分阐释图书馆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第三部分是基础理论；第四部分是保障信息查询与获取的技术原理；第五部分是对图书馆信息职业及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展望[3]10。

通过比较两本书的主要内容与整体框架，可见两书都用专门的章节处理了对数据、信息、知识、作品、文献等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概念的界定，信息组织整理等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知识，图书馆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现代各类型图书馆以及哲学问题。但是因为融合了情报学的知识，所以《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还对信息与文献的运动规律、信息社会问题、信息行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2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对《图书馆学导论》的批判性继承

2.2.1 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 在《图书馆学导论》第一章的第四节“图书馆职业与图书馆学”中，于良芝提出“图书馆职业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类知识的交流和利用为己任的职业，包括实践活动、研究和教育三大领域。”并将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方法，以及通过图书馆这一机构或服条实现知识与信息传递的学问[2]17-21。

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绪论中，于良芝将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如何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并将图书馆情报学[3]6-7定义为“研究信息的组织整理，以及通过图书馆等平台实现信息传递与传播，从而保障信息有效查询与获取的学问”。在该书的第二章“社会的信息交流系统、图书馆、图书馆信息职业及学科”中，作者以社会的信息交流系统以及信息社会为背景，将图书馆信息职业[3]39-75定义为：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与有效获取为基本使命，以图书馆情报学为知识体系，以图书馆协会、信息专业人员协会或合并的图书馆信息专业人员协会为行业组织，以“信息平等自由获取、保护用户隐私、尊重知识产权”为基本伦理准则的专业化团体。

相较于《图书馆学导论》，《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两大变化：其一，确定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基本问题：如何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其二，《图书馆学导论》对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局限于图书馆这一平台，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置于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中，以对图书馆情报学以及图书馆信息职业进行界定。

2.2.2 对学科基础概念的界定 数据、信息、知识、作品、文献都是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缩写LIS)的基础概念[3]15。

在《图书馆学导论》中[2]1-10，于良芝把数据定义为“未经整理的，可被判读的数字、文字、符号、图像、声音、样本等”，将信息定义为“经过整理的，表达一定意义的数字、文字、符号、图像、声音、信号等”，将知识理解为在“信息”这一基础上形成的见解、认识，从而认为从数据到知识是“一个转化过程的等级链”、“加工、组织程度的等级链”。此外，对于作品与文献，《图书馆学导论》认为“文献是一种物理实体，作品则是智力的结晶；文献是载体，作品是信息”。但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自序的第二部分，于良芝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定义遗留了很多模糊之处”，并提出了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诸如数据和信息在转化后的去向，信息意义的赋予者，作品与数据、信息、知识的关系等根据《图书馆学导论》的定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中，于良芝在继承原有数据定义的基础上，严格推理，对其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并最终将信息理解为“数据和意义的结合”，将知识理解为“信息的意义类别之一”，认为作品与信息属于同一范畴，并提出以下文献表达式：文献=数据+意义+实物载体或文献=信息+实物载体。[3]15-24

另外，对于图书馆的定义，《图书馆学导论》提出了一个临时定义：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知识或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交流，以便用户能够从文献实体、书目信息及知识三个层面获取其资源的机构或实体[2]17。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中，于良芝指出这一定义“对于理解图书馆正在经历的变化、预测图书馆的未来没有增添新的洞见。”于良芝受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一次演讲的启发，认为在传统用于定义实体图书馆的场所、机构、平台三要素中，只有平台是图书馆不变的基本要素，并最终将图书馆定义为“通过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传递、传播，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与有效获取的实体或虚拟平台。”[3]53-54

另外，在《图书馆学导论》中，于良芝给情报下了一个定义：情报是具有明确的接受对象的那部分信息或知识，并认为图书馆、情报工作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信息和知识转化为情报，沟通知识、信息记录和它们的需求者[2]7。但《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删除了《图书馆学导论》中对“情报”概念的介绍。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材不应当回避对“情报”一词的解释[6]。

2.2.3 对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问题的阐述 在《图书馆学导论》的第二章“知识与信息的组织与整理”中，于良芝从分析对知识、信息组织整理的成因以及智力活动基础入手，详细描述了分类、描述、编码这三种最核心的知识信息组织整理方法，并介绍了它们所形成的一些产品[2]25-48。

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第七章“信息查询与信息组织整理”可以看作是对《图书馆学导论》第二章的延续。其中，第二节“信息查询工具”在继承《图书馆学导论》第二章第四节“知识组织整理的产品”的基础上，添加了信息查询工具演化史的内容。另外，作者划分了两种基于不同概念模型的组织整理技术：基于“作品——载体”概念模型的组织整理技术和基于“实体——属性——关系” 概念模型的组织整理技术，分别适用于作品和载体一体的文献以及电子或数字化文献，并把《图书馆学导论》第二章第三节介绍的分类、描述、编码这三种最核心的知识信息组织整理方法归为第一种概念模型下的组织整理技术。具体来说，第四节“基于‘作品——载体’概念模型的组织整理技术”保留了《图书馆学导论》第二章第三节“图书馆职业知识组织整理的基本方法”介绍的“分类”和“编码”两种方法，但进一步把“描述”划分成了“标引”和“著录”两种方法。其中，“标引”用于揭示作品的主题(指涉)属性，而“著录”用于揭示作品及文献的其他属性、合成作品及文献指代。最后，《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还加入了对信息查询行为的介绍。[2]25-48[3]169-197

2.2.4 对图书馆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现代各类型图书馆的介绍 《图书馆学导论》的第三章“图书馆的发展”介绍了图书馆的演化历程、促进图书馆演化的重大社会历史变革、图书馆发展环境和条件、图书馆发展策略等问题。第四章“现代各类型图书馆”在介绍图书馆类型划分问题的基础上，依次介绍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科学与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合作与图书馆网(联盟)的概述、用户群体、目标、文献体系、主要活动、功能、标准、管理体制以及绩效评估等问题。[2]51-126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第九章“各类型图书馆对信息查询与获取的保障”基本沿袭了《图书馆学导论》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但仍有如下改动：第一，增加了数字图书馆的相关内容。第二，调整了对各类型图书馆介绍的比重，《图书馆学导论》重点介绍了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合作与图书馆网(联盟)这三种，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增加了剩余几种图书馆的介绍篇幅。第三，在名称方面有所变化，《图书馆学导论》中的“科学与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中被分别称为“中小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第四，每一种图书馆的具体介绍内容调整为概念、使命、馆藏体系、检索系统、服条设计、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等方面。[2]51-126[3]233-274

2.2.5 对学科建设问题的说明 《图书馆学导论》的第五章“图书馆职业的学科建设”专门讨论了图书馆职业的学科建设问题，包括图书馆学的产生、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方法论等部分[2]132-159。

相对应地，《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第二章第四节“图书馆情报学”[3]58-71、第五节“信息社会中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定位之惑”[3]71-75以及第十一章“图书馆、图书馆信息职业与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3]303-314则分别介绍了图书馆情报学以及其所支撑的图书馆信息职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对比来说，《图书馆学导论》第五章的第三节、第四节介绍的社会认识论、知识交流论、信息政治经济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理论等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以及一些常用的图书馆学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等内容，体现了于良芝老师卓越的跨学科视角、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扎实的方法论素养[2]147-159。遗憾的是，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中，为保持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融贯性，它们都没有被保留。但《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第二章第五节“信息社会中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定位之惑”[3]71-75以及第十一章“图书馆、图书馆信息职业与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3]303-314等内容，体现了于良芝老师强烈的学科与职业使命感，这又是《图书馆学导论》所欠缺的内容。

2.2.6 对哲学问题的探讨 《图书馆学导论》的第六章“图书馆职业哲学”主要探讨了图书馆职业哲学概述以及图书馆职业的使命、价值观及道德规范、认识论基础等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概述部分提到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这几种哲学思潮在不同的时期对图书馆职业理论与实践的影响[2]165-203。

而吸收了情报学思想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第三章主要探讨的是对信息问题的哲学思考，包括数据、信息与意义、实在、真理的关系，信息伦理问题与图书馆情报学有关信息主客观性及职业伦理准则之争[3]79-102。

由此可见，《图书馆学导论》所探讨的哲学问题是历史上的不同哲学思潮对不同时期图书馆职业理论与实践的影响[2]165-203，而《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着眼于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对理解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概念的影响[3]79-102。

2.2.7 语言风格的改进 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自序的第三部分，于良芝提到此书是为图书馆情报学的初学者而作的，因此它不仅致力于带给学生图书馆情报学的基础知识，还要辅助相关课程培养他们作为专业人员的能力。为此，本书追求内容上的清晰、科学和解释力。此外，《图书馆情报学概论》还力图摆脱《图书馆学导论》中刻意表现的专著风格，尽量采用浅显的语言并减少直接引用，以改善其内容的易读性[3]自序。

2.3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对《图书馆学导论》的补充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是以图书馆情报学统一问题、使命、概念架构和知识体系为依据，对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所做的概述。因此，本书在批判性继承《图书馆学导论》原有关于图书馆学内容的基础上，还大量吸收了现有情报学的研究成果，以保持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融贯性[3]1-314。

具体说来，在第二章 “社会的信息交流系统、图书馆、图书馆信息职业及学科”中，作者以社会的信息交流系统以及信息社会为背景，对图书馆信息职业以及图书馆情报学进行了界定[3]39-75。第四章“信息的生产、离散、增长与老化规律”以及第五章“信息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分别介绍了由信息内在属性决定的信息分布规律以及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信息分布规律，引入了大量信息计量学以及信息非均衡分布的理论成果[3]79-134。第六章“信息行为”探讨了信息行为、信息搜寻行为和信息查询行为的关系，信息搜寻行为的情境与情形，信息搜寻行为的发生过程理论及关联因素模型以及现有的信息行为理论的理论视角区分等问题[3]137-163。第八章“信息获取与信息传递传播”从阐述信息获取行为开始，介绍了辅助信息查询的基础设施、影响信息获取的制度安排、支撑信息获取的平台建设以及保障信息获取的职业伦理准则[3]199-226。第十章“图书馆之外的信息查询与获取”则分别介绍了由社会网络、大众传媒、互联网、咨询类机构以及政府和企业等组织的信息资源管理活动支持的信息获取，并论述了它们与图书馆信息职业以及图书馆情报学的关系[3]277-299。

3 传统的图书馆学与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

从《图书馆学导论》到《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体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缩写LIS)的两种发展路径：按传统的图书馆学发展或按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发展。本节在梳理上述两书中展示的这两种不同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讨论了传统图书馆学和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学科差异点。

3.1 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缩写LIS)的两种发展路径

3.1.1 按传统的图书馆学发展 《图书馆学导论》第五章的第一节“图书馆学的产生”以及第二节“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梳理了传统图书馆学的发展路径。具体说来，传统的图书馆学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界，在此之前为图书馆学的孕育期，之后则是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期[2]132-147。

（1）图书馆学的孕育

在图书馆学的孕育期，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于图书馆员们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管理藏书以及处理其他问题的经验。我国南宋学者程俱所著的《麟台故事》、17世纪法国图书馆活动家诺德所著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书》、19世纪初德国图书馆活动家施莱廷格所著的《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19世纪末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以及卡特提出的目录编制原则都是他们在总结自己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技术成果。到19世纪末，随着欧美国家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以及以哥伦比亚图书馆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图书馆学校的成立，现代图书馆学的雏形初步显现[2]132-134。

（2）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3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成立，标志着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在世界范围的诞生，从而进入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期。于良芝进一步把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期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60年代初的一元化深入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多元化冲突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困惑与整合时期[2]134-136。

① 20世纪20～60年代的图书馆学

20世纪20～60年代初，西方图书馆学呈现一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即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拥有以巴特勒、谢拉和阮冈纳赞等为代表的比较公认的领袖人物，以阅读行为理论、图书馆管理理论、图书分类编目理论、图书馆史等为代表的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内容，以及以社会科学视角为代表的相对一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这一时期苏联的图书馆学主要建立在列宁关于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的论述之上，但存在着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中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以沈祖荣、胡庆生、刘国均、杜定友等为代表的一批出色的图书馆学者以及一些著述和图书分类法方面的成果；在此之后由于战争，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一度停滞；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出现了苏联的“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2]137-140

② 20世纪70～80年代的图书馆学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多元化冲突期，西方图书馆学受到了诸如情报学的形成、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方法大辩论等事件的冲击，大大削弱了图书馆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一致性。同时，中国的图书馆学界在大量吸收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大讨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谋求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结合以及图书馆现代技术四个方面涌现了大量成果[2]140-144。

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图书馆学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困惑与整合时期，西方图书馆学在诸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商品化、信息分化等社会普遍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幼稚和学术惰性，但与此同时也见证了图书馆学与计算机科学和情报学等学科在学科交叉点上的整合、在方法论方面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整合以及数字图书馆研究等新的学科增长点的涌现。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面临着理论建设和职业精神薄弱、流派分歧以及因“信息”代替“情报”造成的概念体系骤变等问题，延迟了我国图书馆学走向整合与振兴的时间[2]144-147。

3.1.2 按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发展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第二章的第四节“图书馆情报学”梳理了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发展路径。具体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分别独立发展；20世纪70年代之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逐渐融合成为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继续向前发展[3]58-71。

（1）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图书馆学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图书馆学发展大抵与《图书馆学导论》中描述的一致，此处不再赘述[2]132-140。

（2）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报学

①文献工作和文献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

相对于图书馆学而言，情报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情报学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因日益增长的科学研究信息组织整理需求而兴起的文献工作和文献学，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与图书馆学表现出不同的视野与旨趣,它更关注信息检索技术的研发。

② 信息储存与检索：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

到了20世纪40至5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信息的查询需求日益强烈，信息储存与检索几乎取代文献学而成为这个新兴领域的名称，其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了信息行为研究领域。

③ 情报学名称及研究对象的确立：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随着1958年英国“情报科学家协会”的成立，情报学这个名称逐渐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在1968年美国文献学会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的同时，情报学有了一个“官方”的定义：情报学是研究信息的特征和表现、信息流的决定力量以及为保证信息最大获取和利用而采取的信息处理技术；它的知识体系关乎信息的生产、收集、组织、贮存、检索、解释、传递、转化和利用。至此情报学的学科名称和研究对象得以确立。[3]66-67

（3）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图书馆情报学

由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共享终极目的或基本问题：支持各自的实践人员保障社会成员的信息查询与获取，20世纪70年代之后，两个学科逐渐走向融合。这一融合过程始于双方在教育平台上的融合：20世纪70年代谢拉开始在他领导的图书馆学院开设情报学相关课程，推动了欧美图书馆学院课程体系和学院名称的调整。随后，两个学科的研究与交流平台也开始融合，体现为双方期刊内容的交叉重叠以及期刊名称的变化。此外，双方的研究视角、方法与学者群也开始融合，体现为人文和技术视角的并存、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并重以及相对松散的研究团体构成。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逐渐形成并不断向前发展，以保障人们持续的信息查询与获取需求。[3]67-71

3.2 传统的图书馆学与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学科差异点

从《图书馆学导论》与《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的对比以及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缩写LIS）的两种发展路径看，传统的图书馆学与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在逻辑起点、知识体系、哲学和理论基础以及图书馆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这四方面存在着不同。

3.2.1 逻辑起点 《图书馆学导论》与《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看上去都是先定义基础概念，但这些概念在《图书馆学导论》中并未成为逻辑起点，整本书其实还是建立在“图书馆”这一概念之上的。因此，无论是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图书馆的发展、现代各类型图书馆等内容，还是图书馆职业学科建设与图书馆职业哲学等内容，其视域都局限在传统图书馆学的架构内。[2]1-203

而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为融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而完成的尝试性成果，《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以对数据、信息、知识、作品、文献等图书馆情报学基本概念的界定为逻辑起点，指出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这本书不但包含信息查询与信息组织整理、图书馆的历史演化和类型等传统的“图书馆学”的内容，还就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信息与实在、真理及道德等根本问题，信息的生产、离散、增长与老化规律，信息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信息行为，信息获取与信息传递传播以及图书馆之外的信息查询与获取等“情报学”的内容进行了讨论。本书有效完成了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内容的梳理和融合，形成了逻辑完整且内容新颖的知识体系。[7]

3.2.2 知识体系 如前所述，图书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知识、信息组织整理的技术和理论，以及通过图书馆实现知识、信息传递的原理。根据这一认识，传统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包括三大部分内容：①基本概念；②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传递；③图书馆职业建设[2]前言。

而图书馆情报学按其基本问题划分为两翼各三个层次。两翼分别关乎信息的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三个层次分别是哲学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由此，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核心知识体系如下：服条于信息查询的知识分支和服条于知识获取的知识分支；每一分支又按其对应问题的性质分为哲学、理论、技术或方法三个层次。具体说来，在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方面，图书馆情报学要研究信息组织整理技术、信息查询行为以及信息组织整理的认识论基础；在保障信息的有效获取方面，图书馆情报学要考察保障信息获取的平台建设和其他条件、信息的运动与分布规律和用户的行为规律以及信息获取的认识论与伦理学基础[3]69。

3.2.3 哲学和理论基础 如前所述，《图书馆学导论》所探讨的哲学问题是历史上的不同哲学思潮对不同时期图书馆职业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图书馆“职业哲学”，而非“图书馆哲学”。它并不是“思辨之学”，而是用来指导图书馆工作的“职业哲学”，是哲学的下位类，属于“应用哲学”的范畴[8]。与此对应的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认识论、知识交流论、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等在图书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其他理论体系，而非专门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9]。

而如前所述，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逻辑起点是“数据”、“信息”、 “知识”、“作品”、“文献”等学科核心概念，因此《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涉及的哲学问题是对这些学科基本概念的哲学讨论。同时，因为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有效获取，因此《图书馆情报学概论》把与信息查询和信息获取相关的理论归结为三个方面：信息相关规律（洛特卡定律、齐普夫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文献增长与老化定律）、信息在社会中的分布（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小世界信息贫困理论）、信息行为相关理论（信息查询/搜寻的情境/情形、信息搜寻行为过程及关联因素模型、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视角）[10]。

3.2.4 图书馆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如前所述，《图书馆学导论》将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组织整理方法，以及通过图书馆这一机构或服条实现知识与信息传递的学问。并为图书馆提出了一个临时定义：对文献进行系统收集、加工、保管、传递，对文献中的知识或信息进行组织、整理、交流，以便用户能够从文献实体、书目信息及知识三个层面获取其资源的机构或实体[2]10-20。由此可见，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学的中心，是图书馆职业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

而如前所述，融贯的图书馆情报学的核心知识体系包括服条于信息查询的知识分支和服条于知识获取的知识分支；每一分支又按其对应问题的性质分为哲学、理论、技术或方法三个层次。在这一体系下，图书馆相关问题依然非常重要，但它只是图书馆情报学一般问题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知识也只是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3]69。

4 结语

从《图书馆学导论》到《图书馆情报学概论》，体现了于良芝教授治学的严谨认真以及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两书的许多内容都是以综述的形式开篇，以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介绍为背景而引入；在《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每一章结束后于老师都会罗列数页的参考文献，据统计，全书参考文献共552篇，其中外文参考文献478 篇，占总数的86.59%[9]；在行文中，凡是对外国学者观点的直接引用于老师都会将外文原文放在页下注中；两本书中每一处对别人所做图表的引用，下面都会标明已获得作者的允许……[2]1-203[3]1-314，这种严谨的学术规范体现了知识的传承以及对他人知识成果的尊重。

此外，无论是在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的哲学剖析还是理论与方法技术讲解中都体现了于老师深切的人文关怀。比如，在《图书馆学导论》的第五章第三节“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中，作者在介绍女权主义理论时，就谈及了图书馆职业地位背后隐射出的性别不平等[2]152-153。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第九章的第三节“公共图书馆”中，作者在解析国际图联对公共图书馆的内涵界定时，强调了它不以任何特征排斥任何人，即公共图书馆用户成分无与伦比的包容性[3]250-251。

最后，这两本书体现了于老师及其强烈的学科与职业使命感。在《图书馆情报学概论》第二章第五节“信息社会中图书馆情报学的定位之惑”中，作者探讨了图书馆情报学在新的学科版图中的定位问题[3]71-75。在最后一章“图书馆、图书馆信息职业与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中，作者就对因实体图书馆未来的不确定性给图书馆这一平台带来的影响、实体图书馆未来与图书馆未来的关系、图书馆未来与图书馆信息职业及图书馆情报学未来的关系以及话语在构建职业和学科合法性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3]303。

这些都是值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的广大学子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