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久凤（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丛全滋先生在《再论图书馆本质》一文中认为，“推广阅读”是图书馆的本质规定，并阐述了阅读推广能否成为图书馆本质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从阅读推广的视角再论图书馆本质，体现了现代图书馆在“藏”的基础上应着重发挥“用”的功能，即阅读是读者与文献信息的结合，图书馆的任务就是促成读者与文献信息的结合，这种结合越多图书馆的价值就越大［1］。笔者拜读丛全滋先生的文章后受益匪浅，认为将“推广阅读”作为图书馆本质对当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笔者以为，探讨图书馆本质属性，可以点带面、深入浅出，重新审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把握图书馆学思想的精神要义，尤其要将理论研究回归到实践层面，积极回应时代和社会诉求，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将图书馆本质与功能紧密结合起来。

2014年至今，全民阅读已连续八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成为一项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践行的广泛而持久的公共文化活动。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引领阅读风尚、开展阅读推广、提供阅读服务等方面均有各自的职责与义务，但图书馆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技术条件，“推广阅读”是图书馆应切实履行的社会职能之一，同时，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具有广泛性、针对性、系统性、连续性等特点。因此，图书馆在推动全民阅读与构建书香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故而从阅读推广的角度论图书馆的本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或许，“推广阅读”不能涵盖图书馆的全部工作，但《再论图书馆本质》一文指出，阅读推广以阅读为中心，既注重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也注重读者建设［1］。同时，丛全滋先生在《图书馆的本质：收藏、揭示和传递文献——兼与马恒通先生商榷》一文中指出，图书馆的本质必须来源于图书馆的工作并高度概括图书馆的工作，只有这样，图书馆的本质才能具有专指性，才是图书馆所独有的本质属性［3］。由于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工作重心已从传统的以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为主逐渐向以推广阅读为主转移，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可以常探常新。有感于此，笔者回溯学界对图书馆本质探究所形成的主要观点以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的主要论点，与此同时，笔者受“推广阅读”活动所蕴含的文化“所指”所触发，进一步对图书馆本质探讨方式及其文化哲学展开思考，尝试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哲学思维空间。

1 图书馆本质探讨与“本质追问”之争

1.1 图书馆本质探讨的主要观点回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其中就包含了对图书馆本质的探寻，形成了“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交流说”等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图书馆本质”（包括“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热情更为高涨。以期刊论文为例，笔者据中国知网全文期刊数据库检索统计，截至2021年5月31日，仅文章篇名标题中含有“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文章就有310余篇，其他主题的文章在阐述图书馆概念或定义时对图书馆“本质”亦时有论及。笔者通过梳理图书馆学相关专著与文章后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文献”主导范式，主要观点有“情报交流”“文献交流”“文献信息交流”“社会知识交流”等。如：1983年周文骏在《概论图书馆学》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4］，并在1986年《文献交流引论》一书中将“文献交流”作为图书情报等学科的共同实践基础和研究对象［5］。1981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认为，图书馆活动的实质是文献信息交流［6］。1985年,吴慰慈、邵巍在《图书馆学概论》中认为，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即图书馆是帮助人们利用文献进行间接交流的中介物［7］。1988年,宓浩等认为，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工具，是社会知识活动链中的一个环节［8］。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主导范式，主要观点有“信息资源管理”“符号信息运动体系”“信息集中时空”“公共信息特殊流通形态”“动态信息资源体系”“社会信息控制体系”等。如：1992年,卢泰宏等在《信息资源管理专集》一文中认为，图书馆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资源管理体系［9］。1997年,郑金山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中认为，图书馆本质上是一个符号信息的收集、整序、存储和再生产、再创造、再发现及其利用的体系［10］。1999年,徐引篪等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的实质是一种动态信息资源体系［11］。

进入21世纪，现代信息环境和知识经济对图书情报工作产生了深层次影响，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图书馆本质”的探讨也逐渐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范式。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在图书馆本质探讨中最有理论价值的观点如“客观知识组织”“知识存取”“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知识中心”“信息整序成知识”“主客观知识对应构建”“知识营播”“知识资源”“知识集合”“知识服务”等，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图书馆作为“公共知识资源体系”的研究主题［12］。其中，蒋永福从客观知识角度阐述了图书馆学，认为客观知识应成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13］；张欣毅提出“超文本范式”，认为人类文化信息（知识）在本质上是认识活动的产物，用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表征图书馆学新范式的本体论范畴［14］；柯平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图书馆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资源体系［15］；笔者认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知识存取”，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增值性特征［16-17］。2010年，随着学界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的探讨，关于图书馆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渐少。2010年至今，多数观点延续了“知识论”范式。白清礼认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追求知识价值的社会化［18］；熊伟认为图书馆的独特本质是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19］；索传军认为，图书馆学在本质上是关于“知识对象”描述、序化与发现的科学，未来应以知识为中心、以知识管理为轴心、以知识服务为重心，构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20］。

通过对图书馆本质相关研究成果的回溯可以发现，上述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并为我们认识图书馆的共同本质和深层本质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对图书馆本质和研究对象的探讨指向图书馆机构的文献情报交流，呈现出“文献”主导范式；90年代，在信息化浪潮下，信息资源管理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图书馆本质研究中呈现了“信息”主导范式；21世纪初，在知识社会背景下，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引起图书馆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图书馆学新的热点，图书馆本质揭示和研究对象探讨指向“知识论”，呈现“知识”主导范式；最近十年来，尽管聚焦图书馆本质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但依然能够看到一些成果延续前期的“知识”范式，以知识挖掘、知识服务为主题。

1.2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

2010年以后，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图书馆本质论”探究，图书馆学界引发了一场有无必要再追问“图书馆本质”以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学术之争。这场争论源于蒋永福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和《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两篇文章。他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等学说，其实都是人们主观构建的产物，并不具有客观性。追问图书馆本质的努力，其实是制造图书馆学的“元叙事”。放弃对“元叙事”的制造，不再追问虚幻的图书馆“本质”，摆脱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盲信，摈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从而走向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21］。其实，蒋永福也曾长期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发表过《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哲学四定律》《图书馆学是什么——重新认识图书馆学》《图书馆哲学是什么》等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文章。蒋永福先生的“一反常态”，正如其在博客中坦言，显然是受到后现代思维的影响而产生，其观点在学界发酵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影响到后续对“图书馆本质”追问与探究的热度。王子舟认为，部分研究者以后现代理论反省和批判现代图书馆学，其中某些观点与他们秉承的原则（多元、宽容） 时有抵牾，如指斥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是伪命题、鄙夷对“图书馆本质”的研究等［22］。刘兹恒等指出，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研究者认为图书馆学没有研究对象，符合后现代主义对本质的否定，或认为图书馆学没有理论体系，因为理论体系是“精神监狱”，是提出者主观构建的产物，这种思维其实是在消解科学研究的意义［23］。此外，刘君极力质疑蒋永福的观点并为图书馆本质追问作了“正当性辩护”，先后发表了《图书馆本质：“实存”还是“虚构”？——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一》《为何追问本质：图书馆本质追问的正当性辩护——图书馆本质研究之二》等7篇文章。他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些观点可能对图书馆学研究有所启发，但由于它不是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也不适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需要，不能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应然指向”［24］。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中，有学者认为，放弃对本质的追问，会造成图书馆“本质研究”整体失语，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建设将成为空谈［25］。需要注意的是，付雅慧将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本土思想相结合,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观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论，认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属于不同的学术范式，二者应在学术对话中共存［26］。

笔者以为，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社会需要。与任何其他学科和事物一样，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就必然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应该有其内在的本质。图书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追问图书馆的本质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探究理应成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关乎图书馆存在的社会话语权和图书馆学立足于众多学科之林的根基。此外，理论研究应坚持科学思维，建立宽松的学术氛围，当前的图书馆学理论应充分考虑用户因素，围绕用户来构建，而不能单纯以“文献”“信息资源”“知识”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23］。在本质问题或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究问题上，要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没有必要把“本质”探究划归或上升至“主义”之争，而应立足当下现实问题，在图书馆与社会文化需求中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和“对接点”，在探讨图书馆本质时讲好图书馆自身的“故事”，发挥当代图书馆独特的社会文化功能。

2 图书馆本质探讨的方式

与众多的人文学科类似，对于图书馆“本质”的探索，可以寻求“近似”，但难以达成“统一”，图书馆本质的辩证逻辑表达式本质上是一个方程，历史上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每个观点都只是这个方程的一个具体的近似解［27］。图书馆学是一门学问，但它又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遵从严格的概念规范和研究范式。人们或许可以对图书馆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并发表见解，但在自然科学等领域很难发表没有实验数据支撑和事实求证的科学报告与结论。当然，尽管我们难以通过定量分析对图书馆的本质和研究对象精确化，但并不影响我们借鉴科学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不同层次的方法有其特定的应用范围和应用对象。在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辨想象、分析综合等思维方法，对于一切科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探讨图书馆本质，通常在某个范式下进行质的定性分析，可以运用文献调查法、观察法、思辨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通过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揭示图书馆本质、把握图书馆活动规律。同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要提倡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论，取长补短［28］，在本质探究中求同存异、互鉴包容。

笔者以为，在探讨图书馆本质时，一方面，应该把握图书馆的机构属性，图书馆是“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即图书馆是一个社会实体，并非一般的物理空间，这是它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存在的前提［29］。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图书馆学的人文属性，这是图书馆学的精髓所在，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质规定［30］。如此而言，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可以呈现多样性，不在于追求本质的所谓唯一性，关键在于选择何种学术范式、逻辑思维和言语表达方式。学界应该根据图书馆学自身特点，选择社会和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采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展示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图书馆与生俱来就具有深刻的文化烙印，文献的“收藏”与“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丛全滋先生将“阅读”作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视“推广阅读”为图书馆的本质，其论题尽管未直指“文化”，但阅读是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人们通过阅读可以感知文化，并将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推动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图书馆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阵地，在阅读推广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与构建书香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将“推广阅读”作为图书馆本质来探究，与当代图书馆功能和社会文化需求相契合。

3 图书馆本质探讨的文化哲学思考

从学术史的维度来观察，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蕴含着对图书馆本质的深层观照。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图书馆学人曾不断地阐释图书馆，尽管其观察视角和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图书馆的本质。从中外图书馆学家经典阐述中不难发现，图书馆在保存人类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普及社会教育方面具有特定的本质与功能。巴特勒以知识及其社会传递为核心，将知识、书籍、阅读等纳入研究范畴，把图书馆喻为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深刻揭示了图书馆这个社会机构的本质，抓住了图书馆工作的根本任务［31］。我国许多图书馆学家同样对图书馆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刘国钧先生认为，图书馆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32］。杜定友先生认为，图书馆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活的教育机关”［33］，“公共脑子”与“人类记忆的社会装置”不谋而合，“活的教育机关”与“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异曲同工。沈祖荣先生在留学美国时，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切实把握，发出了“中国能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的诘问，认为美国图书馆模式固然先进，但我们只能借鉴吸收，不能全盘照搬［34］。这种在不同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背景下，倡导并践行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笔者认为，当下探寻图书馆的本质，同样应该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国际性与本土性、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揭示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中的深层意蕴和精神要义，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中不断“追问”图书馆的本质。

作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历史上不同形态和类别的图书馆共同汇聚为一个庞大的文献“知识集合”。笔者以为，透过文献、信息、知识的表象，文化才是图书馆这个“有机体”的“血脉”，图书馆更是“文化”的图书馆，这是因为图书馆所承载的客观知识是人类文明得以复制再生、人类文化得以继承创新的重要工具和条件。季羡林先生曾这样高度赞誉图书馆，“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上各个国家，中国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类似今天图书馆的设备，这是人类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下来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图书馆必须给予最高的赞扬”［35］。图书馆的“文化”性质和图书馆学的“人文”属性启示我们，在现实“文化”语境和现代“人文”背景下阐发图书馆本质，能够用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图书馆在人类文化中的遗传基因功能。作为一种现代哲学形态，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具有理论上的亲缘性和实践上的智慧性。文化哲学从文化与自然既区分又相融的意义上追问文化的本质超越性，在文化实践性上追问其历史超越性［36］。事实上，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承人类文化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天职。我们在文化诉求和人文关怀理念下探寻图书馆本质，追问的前提设定已由本质存在论自然转换为揭示图书馆内在、特殊的文化品格，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图书馆的文化实践。如此，图书馆的本质探究则成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在人类文化传承中，图书馆始终与文献、人、文化相伴相随，无论图书馆以何种形态和方式存在，其文化秉性未改。图书馆本质探寻之所以要关注文化，是因为图书馆是一种文化存在，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当“文化”成为“图书馆”与“人”最重要的连接要素与依存关系时，图书馆便合理地与社会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自觉的图书馆文化哲学思维。在文化哲学层面上将“图书馆—文化—人”凝结成稳固的共存共进关系，其本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对象、以人与文化互动为方式、形成图书馆、文化、人三者的有机统一。在文化哲学语境下，图书馆基于文献信息的收集和服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助力文化与人的双向互动、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促进人与文化的共同发展。现代图书馆的价值理念趋向于人文精神，图书馆的文化功能指向“文化生成”“以文化人”，把既有的客观精神（文化）的真正富有价值的内涵分娩于主体之中［37］，实现“人文化成”。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野下探讨图书馆本质，宜应势而变、拓宽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对象、提升研究价值［38］，彰显图书馆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此外，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说：“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希望国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39］。”习近平总书记在寄语中多次用到了“文化”一词，并对图书馆提出“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殷切希望。因此，各级各类图书馆都应更加注重自身的文化“附着”，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文化战略高度认识与把握图书馆的特质，担负起新时代赋予图书馆的神圣使命。

综上，“推广阅读”论符合当代公共文化建设对图书馆工作的新期待，可谓是在公共文化服务主题下探讨图书馆本质的一种有益尝试。在文化强国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应当以阅读推广为抓手，开展“兴文化”“育新人”活动，将图书馆文化功能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动实践。同时，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浸染与烘托，当代图书馆学的话语系统（包括图书馆的概念、本质等）需要不断获得理论阐释和实践检验。在文化哲学语境下探讨图书馆本质，既契合文化哲学对人与文化本质统一性的认识，也与当代图书馆独特的文化秉性相吻合，可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哲学思维空间和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