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安湘

先唐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之检讨与设想

彭安湘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辞赋与地理关联密切。古代学人已模糊意识到赋是最具地理意味的文本，且赋与地志在文体属性、认识功能和学科归属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当代研究者在古代学人辟创论题、联缀学科的基础上，在吸收和参与中外学者文学地理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进程中，力图采用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论打开先唐赋学的研究格局。其成果大体表现为“作为文学的地理”和“文学中的地理”的两大取向。但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尚处在初显成效的阶段。对于这样一个可以大加开拓的领域，应该遵循关联性、整体性和创建性三方面的原则。这既是必然之势，又为迫切之务。

先唐辞赋；地志；文学地理学；述评

就文学体类与地理的关系而言，赋法思维与地理思维的亲缘性、赋体内容包含地理要素的丰富性、赋表现艺术与地理载记书法的相似性等，均可说明赋体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甚为独特、密切且广泛。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对某特定地域内的地理元素有很充分的表现。从汉代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诸赋中有关山川地舆都邑的描绘，到晋代赋家应贞《临丹赋》、傅咸《神泉赋》、庾阐《海赋》、孙绰《望海赋》、潘岳《沧海赋》、曹毗《涉江赋》、成公绥《大河赋》、郭璞《江赋》、潘岳《登虎牢山赋》、江统《函谷关赋》、支昙谛《庐山赋》等作品客观而全面地表现山水自然形态，再到南朝鲍照《芜城赋》、谢朓《临楚江赋》、吴均《吴城赋》、北朝邢劭《新宫赋》、庾信《小园赋》等作品对自然、人文景观的展示，均证明赋体文学内含有大量的地理元素。二是从目录学搜检，这类书《地部》汇录有赋之篇句，总集开辟有地理类目。如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以及宋代《太平御览》的《地部》下均汇录有不少赋作的段落和句子①。最典型、最显豁地揭示两者关系的是清康熙年间陈元龙奉敕编撰的《历代赋汇》。《历代赋汇》分正、外两集，正集收叙事体物之作，下分天象、岁时、地理等30个类目；外集收抒情言志之作，下分言志、怀思、行旅等8个类目。“地理类”计17卷（卷14至卷30），收录自汉迄明与“地理”相关的赋作370篇（正集334篇，补遗36篇），多吟诵自然界之山、水、海、湖、泉、河、瀑等。除类书、总集外，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史部·地理类》也收录了两篇赋作：一是归“杂记之属”的宋代王十朋的《会稽三赋》；二是归“外记之属”的明代董越的《朝鲜赋》。

地志是承载地理知识、观念的重要载体。先唐是地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时期。先唐地志内容丰富、广泛。但凡地域分置、郡县沿革、山川丘壤、城邑关隘、物产风俗、名胜古迹、人物典故等均措纳于笔端，总体上还处于“内容上不确定、体例上不完备、表现形式上灵活多变的阶段”，“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加广泛和密切，包含的文化意蕴更加丰富和深刻”[1]。就赋与地志的关系而言，两者在横向的学科交融中，从汉至清一直渗透在彼此的写作空间，吸取彼此的艺术优长而求得新变，或“赋代志乘”，或“谱录志物”，一度出现了所谓的“文学地志化”及“地志文学化”[2]的现象和趋势。这种现象和趋势，既丰蕤了各自的学科内涵，又促成了各自文体纵向的发展，从而构建出了较为立体丰富的知识树系和文学图景。

一、古代学人对辞赋与地理、地志关系的认知

中国古代对人地关系的探讨，始于先秦时期。自《周易·系辞上》以“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3]，提出契合天地之道的“地理”概念，《诗经》《楚辞》分别以“十五国风”的地域划定及“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4]践行地域书写。中国古代学者“主要通过史志、文论、集序与专题论著等载体而聚焦于诗骚地理论、江山之助论、南北比较论以及地方文学论四大主题”[5]1，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赋文体与地理、地志的密切关系，曾引起古代学人的关注，并间有评述而显现对此现象的见解与态度。粗略搜检，自魏晋六朝以来大致情况如下：

（一）地理风物当为诗赋所载记并襄助诗赋创作

三国时期吴国的杨泉认为名山大泽的风物之美当由文学记颂、传扬，称“以为名山大泽，必有记颂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6]。换言之，就是自然风物应是作家文学书写的题中之义。南朝梁刘勰以为屈平能“洞监风骚之情”，敷写华彩文章，是得“江山之助”[7]。南宋王象之也认为“收拾天下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8]。明代宋濂则记录了地理风物使其重获创作欲望与灵感的亲身经历：“予不作诗者十年，近寻兰至玄麓山，左泉右石，争献奇秀，疑山灵欲钩致新句，故使人情思烨烨然也，因赋诗八章。”[9]王士祯更将“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归因于地理风物触发了创作者文思、激发了其诗艺，称：“大约得江山之助写田园之趣者，十居六七。”[10]当然，也有学人说得更圆融，如沈德潜在《艿庄诗序》中认为：“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者也。江山不遇诗人，则巉岩渊沦，天地纵与以壮观，终莫能昭著于天下古人之心目；诗人不遇江山，则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灏瀚之气？惟两相待、两相遇，斯人心之奇，际乎宇内之奇，而文辞之奇得以流传于简墨。”[11]较为辩证地论述了两者双向助益的关系，正所谓文章须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借文章以发其光。

（二）撰写赋作以地图、方志为参验物

西晋左思主张赋尚征实，认为赋具有“咏其所见”“辨物居方”[12]的地理特征，自称在实际创作中，关涉自然地理的内容如山川城邑、鸟兽草木等均“稽之地图，验之方志，是知事须核实，言贵有征矣”[13]。其后，皇甫谧《三都赋序》称赞《三都赋》：“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卫权《三都赋序》亦推重《三都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均间接证明了左思所言不虚。这不单反映了晋代赋家征实的赋学观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赋学观念与地理观念有较为直接的关联。不过，不同时期地志书写观念亦有变化，如刘知几《史通·杂述》谓六朝部分地志作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14]，亦有非征实的一面。

（三）赋具“以代志乘”的功能

在地志自身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赋曾具有地志的博物识记功能。对此，学人甚至追溯到《诗经》。“诗可以观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5]这种带有地志性文化功能的表述，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赋的功能认知。如清陆次云《北墅绪言》卷四《与友论赋书》曰：“汉当秦火之余，典坟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乘志。”[16]袁枚《历代赋话序》也称：“常谓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鸟兽、草木、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17]这些“赋代乘志”“赋作志书、类书读”的表述，皆说明赋所具备的博物认知功能与地志、类书相通。

（四）赋与地志、谱录存“情采”与“涯涘”之别

尽管古人意识到某个历史阶段赋与地理志乘在功能上有相似之处，但亦发现了两者的不同。如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明言：“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18]130程先甲在《金陵赋序》中亦以为“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19]。两人实际上从学科归属与文体属性上将赋与志乘进行了诠分。赋归属集部，为文学类作品，注重物事、情感、辞采、虚构与想象，而谱录、地志归属史部，客观陈述、真实再现为其基本属性。刘师培对赋之“情”“采”还做了进一步的南北地域区分，称《汉书·艺文志》前三家中，“盖屈原、陆贾，籍隶荆南。所作之赋，一主抒情，一主骋辞，皆为南人之作。荀卿生长赵土，所作之赋，偏于析理，则为北方之文”[20]。

以上各点涉及赋体文学与地理风物互相激发的关系，尤其可贵的是论述了赋与志乘在征实特性和认识功能上相代、相替、互渗，在学科归属与文体属性上相分、相乖、互异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由此可见，部分古代学人已然意识到赋是最具地理意味的文本，文本内有丰富的地理内涵有待挖掘，也意识到赋与地志之间存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联与分野。这些思维的火花，虽一星一点，模糊而微弱，却具有为现当代的相关研究辟创论题、联缀学科的价值与意义。

二、当代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

中国现当代学者从地理的角度来研究赋，或者说从跨学科角度来研究赋与地理、地志的关系，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还得助于中西方“文学地理学”兴起的学术背景。

18世纪中叶，德国康德首次提出“文学地理学”概念，与之几乎同时的法国孟德斯鸠也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后者不仅奠定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早期的学人，如梁启超等。其后，西方先以法国为学术中心，“侧重于地域―区域文学研究，而后又趋于并兼容‘空间批评’”，陆续出版了奥古斯特·迪布依的《法国文学地理学》、安德烈·费雷的《文学地理学》等著作，宣告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地理学学术中心转向美国，美国学者以“‘空间批评’为核心，侧重于文本空间研究，同时又普遍兼容文学‘地图批评’”[5]2。

而中国自20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受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而撰述了相关文章并一度产生较大影响后②，此论题便沉寂数十载，至20世纪80年代，文、地关系研究才再度启动。1981年，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出版可谓首发先声。该书偏重于文化与地理的联姻：一是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为代表，着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地理问题；二是以“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为代表，主要讨论方志、游记在地理学上的价值[21]。其后，大陆学者王会昌等人对中国文化地理学做了新的开拓③。1986年，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则将广泛意义的文化地理引向其支脉——文学地理范畴，从分布、轨迹、定点、播散四个层面提出了文学艺术地域学研究的设想[22]。1995年，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书，开启了文学地理的实证研究，后虽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但如其自己所言“只是考察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较少涉及”，“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还有一半的距离”[23]。1998年，陶天礼在《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一文中，集中探讨了文学与地理的辩证关系，对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与探讨[24]，“可以视为正式确认‘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时间节点”[5]4。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构日益成熟。2001年胡阿祥在《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一书中，进行了断代文学地理研究的成功尝试，开辟了“综合文学地理”和“分体文学地理”的研究，并提出了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构想[25]。2006年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出版，其建构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立足于“以文学为本位”（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研究），以“场景还原”与“版图还原”的“二原”说为理论支柱，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对文学地理学科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2007年，杨义在其专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中，以“地图”“空间”为关键词，主张文学史研究在注意其时间维度的同时，也要关注其空间维度，并通过纲、目、镜三个梯度和层次的往返互动将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贯串起来[26]。其后几年文学界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学与文人分布》、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胡阿祥《中古文学地理研究》④及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等。这些均是在文学地理学领域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文学地理学原理》一书，首次明确提出“新文学地理学”的新命题，以“历史回顾、学科理论、空间动力、研究路径、学术关联”五大板块，创建了“新文学地理学”体系，这对于推进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以及文学研究的跨界交融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赋与地理、地志的相关研究是在文学地理学学科成长的背景下催生的。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地理学学科框架中分体文学地理的研究是相契合的。

三、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的偏重、论题与方法

众所周知，学科隔膜是文学和地理研究者跨界研究的最大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界较早冲破阻力并关注赋体文学的代表学者有龚胜生、胡阿祥和张伟然等人。1992年，龚胜生率先发表了《汉魏京都赋的自然地理学价值》[27]一文。他搜检、分析了汉魏时期6篇京都赋所述写的地形地貌、物候气候、动物植物等资料，并指出其所具有的重要自然地理学价值。恰如梅新林所言，这种“以文证地”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文学文献作为佐证区域地理学的材料，因而其所关注的是文学的文献价值而非文学价值，从中反映了一种比较典型的‘工具论’文学观”[5]786。

2001年，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探讨了魏晋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明确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域分异规律。在“魏晋分体文学地理”部分，作者很有创见地提出了“诗地理、赋地理和文地理”的概念。尽管作者主张文学地理学的“双重属性”，但在“文”“地”之间，仍偏重于地理一端，故而他在“诗地理”“赋地理”的论述中，只是以表格的形式对诗人诗作、赋家赋作数量作了统计比较与定量分析，大体揭示了魏晋各系统与各地区诗赋文学水平的兴衰和起伏，并未对之做深入论析。

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引进赋文学研究领域的是林涓、张伟然的《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⑤一文。在论证宋玉赋中神女这一文学意象时，作者依据的就是巴东地区的地面结构、气候特征和楚地风俗。其后，张伟然将此文以及与“地理意象”相关的系列论文⑥汇集成《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一书，可谓其相关研究的总结。作者从地理本位出发的地理意象划分及对文、地研究者研究方法的评价与担忧，都是很有见地与远见的。而且，其“文地互释”的解读方式，不仅赋予了古代文学意象全新的面貌，呈现出“地方”核心与“半工具—独立”的文学观；更可贵的是，还为文学研究者如何“从环境的特点出发探讨其对文学意象、创作思维所形成的影响”，以及地理研究者如何“关注环境感应对于精神文化的作用”[28]提供了双向方法论上的启示。

文学界探讨古典文学与地理空间的交叉研究要比地理界活跃得多，成果也丰富得多。就笔者目力所及，检索到的探讨赋文学与地理学关系的成果大体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论题：一是考察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对赋的影响及在赋中的体现；二是考察地学知识、地理学科与赋等文体的关系；三是探讨地志（地记）的文学化表现及其与赋体书写的关联；四是探讨赋的地理品性、地理意识及地理观念。

在第一个论题上，先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以地证文”模式，通过时空限定、文献考索、数据整理、图表统计等方法来论证自然环境与赋的关系。如韩高年的《汉代长安地区自然环境与生态变迁对汉赋创作的影响》[29]一文，选择的是自认为时空较为合适的汉代长安，参考了大量的史志、地志及类书来论述赋的外部生态（自然环境对赋的影响）与赋的内部要素（对自然环境的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学与文人分布》[30]和《论汉赋作家的地理分布》[31]则大量钩稽史料，运用数据和图表统计的方法，对秦汉时期的文人、赋家分布进行“系地”的文献整理工作。此项工作主要是围绕秦汉文学作外围攻坚，对赋作内部未做细节探讨。这类成果的特点，诚如梅新林概括的：“地理”只是一种客观知识，一种文献史料[5]782–783。研究者突显的主要是其作为地理文献、信息的实证价值，还没有将阐释重心进一步转向赋体文本的研究。

探讨人文地理与赋关系采用的方法则发生了变化。不同于实证法，研究者多运用意象学、叙事学、现象学、解释学等批评方法对“人文地理”对象进行深层意义的阐释。如《古都西安：汉赋与长安》[32]、《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33]、《豫雍之辨与汉赋地理铺写的转捩》[34]以及《论秦汉都城空间的演进与京都赋的形成》[35]等，四文均关涉汉代帝京或帝京空间，着力揭示出汉赋中京都的城市风貌、政治性格、情感温度、文化依据，并由帝京反观出汉赋的形式迁变、审美递嬗、书写转捩和文献载记。这种研究，大体上实现了从客观地理因素的呈现到地理空间的主观体认与书写的转移，同时也将“地理”从“客观知识”变成另一种具有立体感、生命感的场所。

第二个论题的探讨是对第一个论题的深化，研究者不满足于赋与地理现象层面的探讨，而欲深究二者关系背后的深层意蕴。如许结发表于1995年的《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36]一文，学术视角就较为独特而新颖。他从地理学开山之作《禹贡》的内容及描述方法对汉大赋的形式建构有明显肇始意义谈起，详论了清代地理学对盛清疆舆赋文化构合的三个方面。该文虽以清代为例，却很好地阐明了地理学与赋文学的交互影响。受其影响，王树森《地理与考据之学影响下的清代都邑赋》[37]亦将清代的学术研究与赋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认为清人多能以结纂地志的心态与方式去创作都邑赋，更注重于发明某一城市的地域特色。杨晓斌《地图、地志的编撰与汉晋大赋的创作》[38]一文，则注目于地图与方志类著作，认为它们与汉晋大赋在表现形式和书写内容等方面均可相互印证。李翠叶《文体宜兼：中古地学知识对六朝文体的重构》[39]一文，以六朝地学知识为核心，先论中古地学知识的发展与六朝文人的地学修养，再以诗赋文体为例论中古文人的地学知识、修养与文体的变革，并力辩山水诗并非受山水赋影响，而是地学知识的融合和渗透。这种将赋文体或某一类型赋放置在地学知识视野中来考量，并以此重塑地理学与赋文学的价值观及彼此关系，学术难度系数自然要高许多。相应的，其采用的也非单纯的地理学或文学研究方法，而是两者的交融与互鉴。

第三个论题聚焦于地志与文学渗透融合的性质和文学化表现。研究成果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探讨某一历史时段的地志，如《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40]、《略论南北朝地志的山水化与文学化》[41]、《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42]、《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文体流变》[43]、《魏晋六朝地记与文学书写》[44]；其二，探讨某一区域的地志，如《六朝荆楚地记研究》[45]、《六朝荆湘地记与文学》[46]、《六朝荆州地记研究》[47]《六朝扬州地记之物类记述及其文学性探论》[48]；其三，探讨某一代表性地志，如《赋之“序物”、“口诵”源于祭神考》[49]《〈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50]、《〈洛阳伽蓝记〉与汉晋辞赋传统》[51]、《〈水经注〉引赋研究》[52]、《杨孚〈异物志〉之物类记述及其影响》[53]、《盛弘之〈荆州记〉文学三论》[54]；其四，探讨某一类型的地志，如注目于撰写主体的《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55]，又如注目于地志书写内容和方式的《六朝〈异物志〉与文学》[56]、《略论六朝地记之空间性叙事方式》[57]、《六朝地志之物类记述及其文学价值研究》[58]等。总体而言，以上成果大体从内容择取、文体特征、艺术手法等多个角度挖掘诸地志具有的描绘性、叙事性、空间性、形象性和诗意性，不约而同地得出六朝地志具有文学性的观点。同时，还认为地志编撰的繁荣“对当时文学创作的观念、题材、修辞等方面均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其中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和观察视角，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作家的创作思路和体物方式”[44]。这些论文探讨的对象已越出文学地理学创设与界定的边界⑦，即由“活态地理”转向“载记地理”（即地记），探讨的是资料性质的“载记地理”包含的文学因子，在文学地理学的界定上有所开拓。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它们仍多走“以地证文”的路子，从地志中发掘、研究文学因子的材料，并运用文献考述法⑧、区域分异法、文体比较法等勾连起地志与诸类文体间的有效联系。至于两者发生关联的知识背景、创作思维、运行机制等深层次的原因却罕有揭示，大多数论文只是在一个平面进行铺展论述，除了少数秀出之作外，大多数成果都缺乏深度探究的理论自觉。

第四个论题注目于赋的地理品性的探讨。在前人“一经一纬”[59]、“赋兼叙列二法”[18]、“赋是一种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近于图画的空间艺术”[60]等论断的基础上，学者们对赋之“空间性”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杨九诠的《论汉大赋的空间世界》[61]，在追溯了赋家心理空间图式所从由来后，认为“开展着的空间是汉大赋一切表象形式的统率者”，高度强调了汉赋的空间质性。此后十余年来，学界引入并兴起的空间叙事理论⑨为赋体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吸收并运用此理论来研究赋文学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论唐赋的空间方位叙事》《论汉赋的结构及其成因》《汉赋的文学地理研究刍议》《“空间的艺术”：汉赋空间叙事的演进、类型及其美学特征》《铺陈与赋体空间叙事》等。除探讨赋的空间性外，研究者也开始重视书写者的主观意图。如《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归纳出“人文关怀、礼乐赞颂、大一统德化政治”的地理情怀；《扬雄的乡土意识与六朝社会的地域文化观念》《论两汉赋中的西域书写及其文化意义》《体国经野：汉赋中的国家认知及其书写》分别体现的“乡土意识”“华夏为中心的域中观念”“国家意识和疆域意识”；《游与居：地理观看与山岳赋书写体制的近世转变》中展示的“游迹式探寻和结构式呈现”的地理思维等。尽管此类成果数量不多，但大体还是能够看出研究者们如何将赋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拓深到文学精神风格、作品结构方式、作家书写意图等更宏观、更深入层面的努力。

四、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需秉持的立场与原则

以上我们就学界对赋文学与地理、地志关系的四个论题的内容和方法做了说明。简而论之即为两大取向：作为文学的地理（Geography as literature）和文学中的地理（Geography in literature）。前者是将地理环境、地理资料甚至地理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予以研究；后者是研究赋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出来的地理因素。在研究的立场上，出现了两个趋向：一是偏于地理研究。研究者在强调赋作品“地理性”或“地域性”时，往往忽视书写者的主观意图，以今日之认知划定昔日作品中的地理呈现，比照择出地域景观、地方风俗的描写；或只考察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较少涉及，最终使得“文学的地理性”成了“地理性的文学”或“系地”文学，文学成为辅证某一地域历史、地理、文化的现场资料，地理比重过大而文学分量颇轻。二是以文学研究为本位。在此立场下，“文、地”关系由地主文辅转向地辅文主，而聚焦于赋之主体研究和赋文本研究。徐明英在《地理视域下的汉赋研究》中的宣告较有代表性：“本文很重视对汉赋的地理表现揭示，其意义何在呢？这里首先要强调：本文对地理表现的论析，是以地理的视角来讨论文学，地理只是一个指标或曰尺度，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指出其文学上的意义。地理表现的分析、论述都是就文学表现的内容、线索、视野等方面而言的。”[62]叶烨的《拐点在宋：地志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地志化》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地志文学”，并且还用“地志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地志化”来指代“整个文学史进程中文学和地志两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主要流向”[63]。这种“从文学向地志渗透折返到地志向文学渗透的过程”，正是回归文学研究立场的体现。

纵观由古至今的赋与地理、地志关系研究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在古代学人辟创论题、联缀学科的基础上，在吸收和参与中外学者文学地理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路途中，现当代研究者力图采用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论拓宇开疆，打开研究格局。但是，这种赋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尚处在初显成效阶段，尤其是赋与地志的研究还仅仅是刚刚起步。对于这样一个可以大加开拓的领域，此阶段的研究真正从学理层面深入讨论的优秀成果并不多见，与赋体文学相关的地志文献材料尚待进一步开掘，新方法和新视角的采用与研究对象的契合也还不够紧密。

具体来说，古代地志与赋体文学之间在文化功能及空间叙事上的真正关联，尚有待更为充分的论证与阐析。现当代研究在实现文学地理学之“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重心落在文学空间形态”的目标过程中，在运用西方空间叙事理论时，又存在引而未化、生硬套接、地志与辞赋交叉研究流为表层的问题。从研究时段来看，研究者主要择以六朝，在较为笼统静态的论述下，难以见出两者互渗、交叉的动态趋势和在各时段的特性差异。从研究赋类来看，主要是以辞赋中的都邑赋、疆舆赋为考察重点，研究种类颇为单一细弱，至于其他赋类的地理品性以及赋序、赋注与地志相交融的现象鲜有涉及。从研究效应来看，严格地讲，目前的研究大多留于现象陈述的层面，并无原创性、深入性的理论建树，即使有“文学地志学”概念的提出，却又无更多的理论成果来支撑、说明与夯实。从研究文献来看，古代地志数量颇多，目前已有较大程度的开掘但赋文学包含的地理性材料却未能得到有效的整理。从研究论题来看，还有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大空间。例如：赋本身包含的地理属性论证得不充分；赋作为地理文献的工具性价值未被完全挖掘；赋与地志是否构成对话关系未被全面揭示；赋与地志一度融合的事实所反映出的文学观和地理观被忽视，两者通过相互阐释，是否实现相互发现、相互增值而产生新的意义等论题，都有待继续思考。

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具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性质，应该遵循以下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是关联性原则。地志与辞赋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各自体系的要素既具独立性，又具相关性，各要素和体系之间同样存在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关系。显然，打破学科边界，通过对材料的排比罗列、按语说明、互见观照、本末交代等手段，可以较为容易地揭示两种体系的诸多关联。如两者在题材内容、思维模式、写作方式、文化生成及功能效应等方面均具有渗透融合的性质。

第二是整体性原则。交叉研究应该全方位、立体地展现赋学、地理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元素，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赋学及地理学生成和发展的场阈，让各自文本中的地理要素和文学成分不是以零星形式出现，而是将众多的“点”归于面、体之内，将诸多的赋文学个案和文学现象放到文学与地志互动关系的整体构思中来思量，从而达到既丰富赋学研究图景，又实现整体性呈现两学科发展风貌的目的。

第三是建构性原则。这里指的是书写的建构性，书写是一种关系型视角，它并非将赋文学作品和地志视为单一文本，而是联结着先唐各个时段之时空文学创作背后的复杂意义网络。同时，它也是一种动态视角，赋作品中的地理特征和地志中的文学特征在这里不是客观、静态的呈现，而是包含作者的主体意识建构和创作意图。这要求我们在历史、政治、思想、制度、文化等更多元的语境互动中观照文本，重视文献记录者的历史主体性。

基于以上的检讨与论析，我们认为，从跨学科的视野，以辞赋与地志关系作为切入口，是一个存有一定难度同时又颇有趣味的话题。然而，这却是拓开赋学研究局面和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助力，甚至是进行辞赋地理学研究的必然之势和迫切之务。

① 《艺文类聚》卷六《地部·州部·郡部》录有7篇，卷七、卷八《山部》录有12篇，卷八、卷九《水部》录有36篇。《初学记》卷五《地理上》录有4篇，卷六《地部中》录有11篇，卷七录有12篇。《太平御览》卷36至卷75“地”类目下，共汇录16篇，且每篇赋摘录不超过2句。

② 如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

③ 王会昌的专著《中国文化地理》，是国内较早系统全面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④ 《中古文学地理研究》是其《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的拓展，后者大抵为新作的“上编”。新作增加了“中编”：中古文学的地理关注和“下编”：中古文学的地理背景。胡阿祥，就学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后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属“地―文”两栖型学者。

⑤ 张伟然是纯粹型的地理研究者，学术路径一直为地理学科。《巫山神女：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写于1997年，发表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⑥ 如《柳毅传书之“洞庭”考》（《中国地名》1998年第5期）、《中古文学作品中“江汉”含义再讨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文学中的地理意象》（《读书》2014年第10‍期）等。

⑦ 曾大兴主张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

⑧ 如张帆帆《安徽地区六朝地记考述》对8种地志的作者、成书年代、亡佚时间做了考证后，再论其文学性（《成都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曹虹在《〈洛阳伽蓝记〉舆汉晋辞赋传统》中有对作者杨衒之的家世及辞赋观的蠡测。

⑨ 如《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陆续刊登的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图像叙事：空间的时间化》、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卓拉·加百利《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等有关介绍或运用空间叙事理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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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posal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 & Fu and Local Chronicles in the Pre-Tang Dynasty

PENG Anxiang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Ci & Fu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ography. Ancient scholars have realized that Fu is the most geographical text and related to local aspiration in stylistic attribut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ubject at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absorb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literary geography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scholars creation of topics and interweaving of disciplines, try to adopt new angle of view, method and theory to open up the new pattern of pre-Tang Fu studies. Their achievements lie in two aspects of “geography as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in literature”.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still at the beginning period,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integrity and creativity to carry on.

pre-Tang Ci & Fu; local chronicles; literary geography; review

I206

A

1006–5261(2021)06–0055–11

2021-04-25

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9YJA751031）；2019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19D003）；2017年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大学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项目（17DDWY08）

彭安湘（1974―），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