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念东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钟书与陈寅恪的诗学研究恰好构成诗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与陈寅恪坚守“诗史释证”，矢志接续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学术传统不同，钱钟书侧重属词比事的视角，将中国古代诗评诗话传统与西方现代新学相融合，开创了以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理论相贯通以说诗的另一路径[1]。陈寅恪谨守说诗考史“第一义谛”，发明诗人之心以彰显诗意所存，钱钟书则立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2]1，在“连类举似”之间掎摭诗艺。尽管二者学术性格、学术问题领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即都在考据之学被批评的学术氛围中以切实的研究为考据作了忠实的辩护。

钱钟书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均是富含考据气息的著作，其中《宋诗选注》与《管锥编》完成于“对实证主义造反”的历史年代。《宋诗选注》著于1955―1956年，1957年出版；《管锥编》主要写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于1979年①。从这三部书的写作体式看，《谈艺录》采用的是传统诗话体，《宋诗选注》是注释体，而世人传诵的《管锥编》乃是一部庞大的“读书笔记”。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夹叙夹议式的“论著体式”来衡量钱钟书著作的话，这三部书均近乎考据而远于“论著”。

1978年9月，在欧洲汉学家第26次会议上，钱钟书在以《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为题的发言中提出，“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