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羽，路成文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4）

牡丹在唐代享有“国色天香”之美誉，堪称唐代的国花。据陈寅恪考证，牡丹“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犹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弥漫于士庶之家矣”[1]245。在此基础上，陈寅恪进一步指出“唐代牡丹之玩赏甚盛，故元、白二公集中多咏此花之诗”[1]242，初步揭示了中唐时期牡丹游赏的风尚与元、白等诗人牡丹题咏的关系。白居易存诗2800余首，其中咏及牡丹者有23首，数量虽然不多，却屡屡将他对人生的感慨，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与批判融注其中，从而使他的牡丹诗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意涵，成为中国古代牡丹审美文化发展演变中的独特一环。

一、牡丹之伤与元白之交

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进士及第，10年苦学，一举成名，“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可见其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之态。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以“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是年“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2]997。“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元、白初登仕途之际，正是牡丹盛行都下之时——“高上慈恩塔，幽寻皇子陂。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元、白二人亲自参与到都下风流之中。然而，牡丹带来的回忆也不是纯粹的美好，特别是正式步入仕途之后，个人的遭际明显影响着他们对牡丹的观照，试看《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