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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辞赋观矛盾与局限管窥

2021-01-06吴雪美

天中学刊 2021年2期

吴雪美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王权”场域下的两汉赋论

“王权”即政治。两汉辞赋创作与赋论具有鲜明的王权烙印。东汉桓谭《新论》记载:“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1]汉武帝雄才大略,缔造了汉帝国之繁荣图景,并推行了一系列促进文艺发展的政策。在王权与政治渗透下的汉代文学书写整体上呈现以下趋向:一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追求功利性与实用性,以“宣汉”“颂美”为旨归;二是形式上追求“巨丽”之美,语言繁盛广博;三是向宫廷化聚拢,为王权立言。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使儒家思想成为两汉主导思想,经学成为两汉学术主流。汉代官学与私学皆讲授儒家经典,汉儒解经成为一时风尚,开始出现古今文经学之争,而不同创作者亦有家学或师承渊源,经义之学构成“辞章”语体的重要内容。其次,政教与功用占据文学创作主导,政论散文指摘时弊、以古鉴今,骋辞大赋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皆与“王权”需求紧密相连。同时汉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催生了两汉文学“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2],赋体铺叙修辞及夸饰达到极致,充分展现了大汉帝国之蓬勃气象。汉赋以歌功颂德、驰骋才学而独具特色,深受帝王喜爱与青睐,成为两汉时人倾力创作的一种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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