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顽石诗学”是元明之际浙东诗学的一个侧面，它以叶颙的理论与创作为代表，同时以张枢、吴景奎、陈樵、李序、李惠、金信、金涓、赵良恭等隐逸文人群体为辅翼。“顽石诗学”包括隐逸山水的情怀、高洁超然的境界、关注现实的胸襟、冲澹自然与沉郁顿挫相融合的审美形态等内涵，在元明之际的诗坛显示出独特的品格与价值。

关键词：顽石诗学;浙东诗学;山水情怀;现实关注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3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6.014

关于元明之际浙东诗派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学界的基本认知乃是其事功、教化与关注民生疾苦的观念，以及沉郁顿挫的体貌体征，其代表人物则为宋濂、刘基与王袆等。然而，如果广泛阅读浙东诗派更多的别集文献，人们也许会逐渐改变流行的看法，尤其是读完叶颙的诗集《樵云独唱》及其三篇自序，一种有异于浙东主流诗学观念的“顽石诗学”将赫然呈现于眼前。当阅读更多相关文献后，可以发现，这种诗学观念显然并非叶颙一人所有，而是浙东诗学的另一鲜明倾向，值得细致梳理与系统论述。

一

关于叶颙所作的《樵云独唱》诗集序言，原书共有三篇。第一篇作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其主旨乃是阐述何以“独唱”之原因。作者之所以“浊酒自适，觞咏谈笑，击壤赋诗”而“叙幽情，写闲适之情怀”，是由于无人能够理解其性情志趣：“幸而樵刍中有朱翁子、陶靖节辈，固将甘心与之揖逊周旋，赓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乱之得失，评论高人异士出处之始终。”可惜的是他没有遇到此类高人韵士：“不幸而世衰道微，斯人倘不复见，则予长抱山阿，寂寥千载，谁赏之叹，而独唱之旨，其有以夫。”1由此可知，该文所阐发的是作者的孤独情怀。第二篇则作于至正十四年十一月，之所以時隔近两月再次作序，显然是意犹未尽，感觉有弥补前序不足之必要。观该序之内容，其主旨在于解释其快乐愉悦之诗学宗旨，作者声称，他写诗就是要效法本朝贯云石《第一人间快活丸》与宋人邵康节《快活尧夫击壤歌》而“自怡悦”。但这显然是与“立行能淳风厚俗，出语足以利物济人”的儒家诗学传统相违背的，因而受到了他人质疑。但是他认为，身处升平之世，如果不能“功显一朝，芳流千载”，便应该“躬耕草泽，税驾丘园”。与其像现实中那些贪冒之徒那样，“枉图妄取，求宠乞怜，徇竞进之荣，乏谦让之德，智穷诈露，身灭家亡而未已”，他宁愿选择退隐山林而快乐作诗：“方当耕南山之陲，钓东海之湄，览烟霞之胜，玩泉石之奇，诵清风之什，歌明月之诗。俾愚夫愚妇闻余之风，乐于心，盎于背，见于面，而畅于四肢。讴吟快活，鼓腹欢笑于里闾。”1尽管这两篇序文均系说明自我创作主旨，回应世人质疑，但其中已隐含其自身人格独立的追求，因为无论是“独唱”还是“讴吟快活”，其实都是作者人生观与诗学观的体现。六年之后的至正二十年（1360），作者又撰写了《樵云独唱后序》：

六艺之文，唯《诗》最能感物动情。故《诗》有兴有比，能多识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之名，能关古今治乱、世教盛衰之运，能发忠臣义士怀邦去国、感慨呜咽、悲壮幽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遗世绝俗、旷逸放达、高蹈远举之趣，可谓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石泉岩瀑不足助其清，奇花异卉不足妒其艳。秾嫱娇媚，敢望其闲远真淑之丰容;武夫豪雄，曷并此英毅刚坚之气概。美矣哉，《诗》之德也！夫自屈宋之后，寂无闻焉。汉魏而下，曹、刘、沈、谢，陶、韦、李、杜，欧、苏、黄、陈辈出，留心肆志，沉酣斯文，奋雄才宏辩于风骚翰墨之中，吐奇言妙句于乾坤风月之下，上可继三百篇之绪余，下可为千万载之格范。仆江左遗民，东阳逸叟，学问不高，天资素下，寡于游从，懒于趋附，厮牧论交，渔樵同调，采山钓水，饮酒赋诗，相羊林泉，逍遥岁月，狂吟数百篇，身老丘园，眼空湖海。既无贤师开发盲聋，复乏良朋评论工拙，寝成《独唱》，敢慕孤高。虽无烟云出没变更之雅态，尚多溪山登览赏玩之清欢。虽未能惊世昡俗，粗可以训子示孙，俾曾玄之后，咸知廼翁能以愚拙自牧，勤苦自将，安分娱乐，终老于茅庐，庶可免夫驰声走誉、竞进苟取之惭云。2

该序文乃是从正面阐述其诗学主张。作者既了解自《诗经》以来悠久的诗学传统与丰富内涵，也深知曹、刘、沈、谢，陶、韦、李、杜与欧、苏、黄、陈这些一流诗人的杰出才气与诗学造诣，可以说他是在遍观前此诗坛前提下来为自身的诗歌创作加以定位的。他没有儒家诗学经夫妇、厚人伦、感天地、泣鬼神的强大政教功能，也没有诗圣、诗仙们“奋雄才宏辩于风骚翰墨之中，吐奇言妙句于乾坤风月之下”那样高不可攀的“格范”意义。他很平淡，“愚拙自牧，勤苦自将，安分娱乐，终老于茅庐”，诗歌能够给与他的，仅仅是愉悦自我，安顿人生。然而，这已经足够了。在一个世道混乱、战火四起、社会黑暗、人心不古的末世，有什么比坚守自我节操更为重要？“庶可免夫驰声走誉、竞进苟取之惭”，如此的自我评价，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位士人不可多得的赞誉，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朝不保夕的易代之际。

叶颙的这三篇序文均作于元末，但其诗歌创作却并非仅限于元末，读现存《樵云独唱》所收诗作，最晚的作于明洪武十年（1377）3，则其诗学思想是否发生变化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也许《樵云老人独唱歌》能够代表其晚年的诗学观念，其曰：

樵云老人年七十，发白双瞳黑如漆。喜唱人间快活歌，好吹酒后无声笛。一声吹动岭上白云飞，一声吹动山巅明月出。惊醒松稍野鹤栖，唤起波心海蛟蛰。老来湖海友朋稀，貌古形衰无气力。尽日疏斋坦腹眠，五斗浊醪时自适。常游野墅剧欢愉，每对南山抱岑寂。张三李四懒结交，黄八赵二不相识。自歌自舞兴怀真，独步独行神思逸。家无生产万镒金，囊蓄樵云独唱集。杜撰八阳经，何止三千帙。醉墨淋漓不整齐，粗言跌宕唯真率。丈夫志气脱清尘，村媪娇羞贵妆饰。长蛇出穴众尽惊，骏马下坡人辟易。瀑岩溜断峡泉飞，茶鼎涛翻海波溢。光寒孕出蚌腹珠，雄声击碎鸿门璧。千寻桧柏秀奇峰，一片莓苔裹顽石。只图豪放旨趣高，肯蹈凡庸陈腐失。曹刘沈谢丈夫行，江左风流亦勍敌。自愧滕薛微，敢与齐晋匹。虽乏经邦辞，颇尽归耕术。洗净功名疵，涤空声利疾。星斗灿心胸，烟霞生肘腋。玉涧奏瑶琴，银河泻琼液。松雪满草衣，岩扉洒石壁。空翠扑晴轩，虚白凝宵室。毫端锦绣机，奚借天孙织。语险鬼神愁，言奇魑魅泣。懦夫忽刚强，义士弥感激。山灵为起舞，万象咸拱立。已免世俗讥，犹负林泉癖。饮酣拍手呼李白，倾倒壶觴同坐席。共话斯文丧乱后，余子碌碌焉足恤。固多狗尾可续貂，其奈羊皮殊豹质。噫嘘！安得快剪刀，剪取梦云之竹束作笔。删削郑卫音，铲除妖艳习。斡回正始音，书写大雅什。烜赫照乾坤，焜耀当白日。清风亿万年，辉彩千百尺。妙理造幽微，芳馨著今昔。虎啸龙吟天地间，蚓唱蝇鸣俱屏迹。狂澜卷尽江汉清，阴霾散去山峰碧。1

这显然是一首典型的论诗诗，对其自我诗学观念、诗学理想及诗歌体貌进行了全面的陈述。作为长篇歌行体的诗作，其中当然具有铺陈、夸张等文学手法的辗转腾挪，因而需要对其加以提炼与概括。全诗表达了三层意涵。一是自适自乐的超然情怀的描绘。所谓“尽日疏斋坦腹眠，五斗浊醪时自适”的隐居生活，决定其“自歌自舞兴怀真，独步独行神思逸”的情调，从而导致其“醉墨淋漓不整齐，粗言跌宕唯真率”“只图豪放旨趣高，肯蹈凡庸陈腐失”的创作特征。此种论诗方式乃是中国传统儒家人品决定诗品观念之延续，叶颙仅仅是将其从道德层面延展至超然物外的隐者领域而已。二是自我诗学观念的宣示与诗歌创作特征的概括。“曹刘沈谢丈夫行，江左风流亦勍敌。自愧滕薛微，敢与齐晋匹”四句，是作者与诗学传统关系的陈述，认为自己无法与曹、刘、沈、谢这些一流大家相提并论，此一点与其《樵云独唱后序》的看法相一致。然后笔锋一转，对自身创作予以申述：“虽乏经邦辞，颇尽归耕术。洗净功名疵，涤空声利疾。星斗灿心胸，烟霞生肘腋。”他无法达到儒家诗学经国济世的政教功能，只能书写自我隐居的乐趣，但摆脱功名、弃绝声利正是其高傲情怀的体现，从而具备了冰清玉洁的诗学品格。这种诗学特征也许无关乎国计民生，但却是一位文人独立品格的保障。“语险鬼神愁，言奇魑魅泣。懦夫忽刚强，义士弥感激。山灵为起舞，万象咸拱立。已免世俗讥，犹负林泉癖。”这些诗句不仅仅是其诗作巨大艺术感染力的渲染，同时也是高洁士人品格的体现。关于此一点，也与后序的观点完全一致。三是其自我诗学理想的展现。他希望能够手握一把快剪，剪除诗坛的种种弊端，从而使诗歌创作回归大雅的传统。然而，这显然仅仅是作者的理想，并不符合其自身的诗歌创作实际。“删削郑卫音，铲除妖艳习”，叶颙的诗的确没有元诗香艳浮靡之弊，而具有清新飘逸体貌。“斡回正始音，书写大雅什”，这些叶颙显然无法做到。尽管对“大雅”的理解可能各自不同，但仅仅抒发山水隐逸情怀肯定不能等同于大雅之作。“烜赫照乾坤，焜耀當白日。清风亿万年，辉彩千百尺。”这样的诗学境界，叶颙诗作是承担不起如此分量的，充其量也仅仅是其美好理想而已。因此，本诗所包含的诗学观念与上述三篇序文显然是有差异的。那些序文只是强调作者的独立精神与快乐追求，并没有更高远的理想。而在本诗中，自我的诗歌创作与后面所展示的诗学理想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从诗学观念表达看，可以说此处的内涵更加丰满了，但从思想的统一性上看，显然不如其序文更为清晰明白。至于其中原因，也许很容易弄清楚。本诗一开头便说“樵云老人年七十”，则其写作时间为明洪武二年（1369）。此刻战乱结束，新朝建立，天下趋于稳定，叶颙像许多文人一样，尽管自身不愿意置身官场而宁愿在山水中逍遥自在，但却希望诗歌能够回归大雅，为天下太平尽到其应有的责任。不过叶颙诗学观念的核心前后依然是有其连贯性的，它并没有因为王朝的更替而面目全非。挺拔的人格与超然的境界乃是其诗学观念的核心，作者在诗中将其比喻为坚硬之“顽石”，所谓“千寻桧柏秀奇峰，一片莓苔裹顽石”。叶颙担心读者不能领会其中所寄寓的深意，特意于诗后作补注曰：“或问予曰：子何易易以言诗也？桧柏奇秀，喻诗之美，固佳矣。奈何以区区之顽石比之。子何易易以言诗也？余语之曰：费千金之财不能分寸移之，竭万夫之力不能丝毫动之。寒暑不能改其容，冰霜不能变其节。齐天地之始终，阅汉唐之盛衰。遇狂澜则为砥柱中流而不倾，处峻险则耸孤标于绝顶而不倚。水不得而漂，火不得而毁。斧斤不能琢其质，宠赍不能移其守。魏然不怠，岿然长存。置之渭水左右，严滩南东。傲倪青径，雄揽翠峰。俯瞰长流，仰揖乔松。芝兰围绕，莓苔裹封。延浩月，纳清风。麋鹿聚，猿鹤从。别有遗世高士，脱尘异翁，志气高迈，趣向雍容。慕其高抗，乐此幽奇。抠衣晏坐，策杖追随。弹琴鼓瑟，饮酒赋诗。朝夕玩赏，顷刻弗违。在昔，豪杰之辈同坐狠石而谈世事，放达之徒忘情醉石以消岁时。英雄遗逸，今不复见。此名此石，逾千载而靡隳。予将高蹈远引，遥绍于诸老。不识吾子，以为何如。于是，客喜而笑，揖予而退。吾乃操觚引墨而书之。”1顽石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是女娲为补天而炼成的，坚硬如铁，美妙如玉，是坚贞品格与圣洁境界之隐喻。叶颙自称“顽石”，正是对自我品格之表白。它不仅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毅，更有“魏然不怠，岿然长存”的永恒。如果要为叶颙的诗学加以命名，正可称为“顽石诗学”。

二

对此种“顽石诗学”的最好阐释大概应是作者的《重九后菊》一诗，其小序曰：“壬辰年，小篱黄菊节后始华，异香芳容不类余者。惜其开不应时，如绝笔之麟，又似吾性倔强，好与世俗背驰。岂其以予无酒酬酢，故迟之。抑将耻伍凡下，不与欲之同出。俟其衰谢，然后独步西风。否则赋性谦退，不欲争先群品，特殿于九日之后耳。赋唐律一章见意云。”菊花在中国文化中本来便有高洁孤傲的品格象征，此处概括其四种特性：一为“异香芳容”之气息，二为“倔强”绝俗之品性，三为“耻伍凡下”“独步西风”之高标，四为“赋性谦退”之君子风范。此四点构成了“顽石诗学”超然人生境界与耿介洒脱体貌的独特内涵。因而作者赞誉说：“痴蝶狂风未用疑，从来根性懒趋时。情知不少争先辈，故遣迟开殿后枝。斜日园林方冷淡，西风天地特清奇。芳苞小蕊秋香老，不是渊明断不知。”2作者在此以“清奇”来概括菊花之特性，可以说既是对自我君子风范之宣示，也是对自我诗风之说明。“清”以喻其圣洁，“奇”以喻其孤高。具备此清奇品格的当然要数人品、诗品皆高尚之陶潜最为合格，因而作者便把自我的隐喻与此位诗中圣者联结起来。

这种“顽石诗学”的根底在于作者具有独立的精神与高洁的人格，同时也与其超然的胸襟与宏阔的历史视野紧密相关。他有一首《围棋白日静》诗曰：“围棋白日静，举袂清风吹。神机众未识，妙著时出奇。我老天宇内，白雪凝须眉。坐阅几输赢，历观迭兴衰。古今豪杰辈，谋略正类棋。局终一大笑，惊起山云飞。”3历史的演变、王朝的兴衰，犹如棋局的输赢，棋终局散，无非一笑。识破此理，又何必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又何必陷入时局而不能自拔。其《观史有感》曰：“闲中观史册，感慨泪潸然。幸喜平生拙，惊呼异代贤。张良知说驾，范蠡解乘船。余子沉酣者，贪杯醉不眠。”4在历史兴衰的博弈中，真正的高人乃是像张良、范蠡那样能够摆脱功名、及时归隐的贤者，而更多的历史过客则犹如沉醉一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正是具有如此的认识，叶颙才会义无反顾地超然于世外，在山水自然中舒展自我的性情。当然，这种意识的形成也根植于元代历史现实中，当时文人政治地位边缘化所形成的旁观者心态、元末群雄的割据混战，都使叶颙有了观棋的心态，从而摆脱现实的纠缠而回归自然，与清风明月为伴。

然而，易代之际的叶颙不同于承平时期的高人逸士，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那一时代的共同特征。王朝的兴衰可以被视为棋局之输赢，但百姓的疾苦与自身的苦难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叶颙诗集中固然是由山水游历之作而构成其主要内容，尤其是由表达自我闲适之趣的抒情诗作所构成，诸如《幽人杂兴》《闲情》《幽斋清兴》《幽人高兴》《幽情野趣》《野客清欢》《幽庭寄傲》《游赏清乐》《秋暮田园杂兴》等诗作，一看即知其主旨所在。有不少作品尽管不以抒情为题，其实亦属纯粹的抒情诗。如《我家北山下》：

我家北山下，脱冠解尘襟。古屋三五间，秋风白云深。功名不挂口，岂受岁月侵。青山长在眼，白发任满簪。有酒可以斟，有诗可以吟。野禽可当曲，涧水可当琴。醉行无雅态，狂歌有遗音。逍遥黄叶径，萧散清风林。凉飚吹我鬓，凉月洗我心。风静月不留，我心无古今。1

不仅可见作者闲适之心情、超脱之情怀，而且体貌高古、格调浑朴，可谓陶、韦之后继传人。但在叶颙的诗作中，还有不少关注现实的作品。像《美许士谦选壮丁有法》《闻东阳太守赵子威牧守有理诗以美之》《辛丑岁军乱后李元常赋诗伤感予次其韵》《午梦感邯郸旧事》《民间夏税赴建德输纳实收未回吏征之急赋二绝呈县官》《丁巳立春前风雪兼旬新正后尤甚山中堆积封檐人畜俱毙民间薪米价增十倍赋一诗纪事云》《军士占民家居住一绝呈其首领》《丙申大旱呈时官二首》《时论田亩输银赋二律俾主者知之》等，其中有关乎国政之大事，也有涉及小民之细事，有反映元末战乱之时事，也有入明之后之新政，都有直接的描述与鲜明的情感倾向。像《丙申六月十六日军乱吴德基赋诗纪事张纯诚袖其诗来求和用韵述所见云》的长篇五古，便既有对“皇天未厌乱，旱魃尤肆虐。不雨逾半年，何由增廪糳”等天灾人祸的客观描述，也有作者“老夫铁石肠、见此泪迸落”“深悲世事非，屡日情怀恶”的情感表达。2生逢易代之际的乱世，他无法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这不仅是其悲天悯人的儒者情怀之体现，更与其身处其中的切身感受相关。其《辛丑年乱后归故园》曰：“乱后须兼白，春来草复青。水环垂钓石，云护读书亭。与客论孤愤，从人笑独醒。艰难思避世，贫贱欲忘形。”3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面对无法收拾的局面，他虽有一腔同情民生疾苦的热情，却又无从措手，于是便成为一位清醒的孤独者，不得不避世而高蹈远举。超然于乱世与心系于百姓是形似矛盾而实则相辅相成的两个心理层面，也是易代之际独特的士人心态，从而也构成叶颙内涵丰富的“顽石诗学”。他有一首《感怀》诗，很好地展现了此种情怀：“天步艰难日，人情向背秋。惭无医世术，喜免抱官囚。发愤寻青史，消愁数白鸥。草庐诸葛辈，幸出为时谋。”4既然自身不能救世，又何必混迹于官场而不归隐于山水，但涂炭的生灵又亟需有人解救，因而便渴望高明者出为时谋。这乃是“顽石诗学”的属性，它是孤傲超然的，却不是心如死灰的。这是儒家诗学的底色，也是浙东诗学的底色，同时更是易代之际诗学的底色。四库馆臣曾评叶颙诗曰：“其诗写闲适之怀，颇有流于颓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机所到，固不必以绳削求矣。”5似乎颇为公正与宽容，而其实并不符合叶颙的创作实际与其一贯的诗学思想。写闲适之怀、自得之趣的确是叶颙诗歌的主调，而且也不排除有个别作品具有“颓唐”倾向，但叶颙骨子里是有孤傲性情与社会关怀的，如果忽视此一点，就歪曲甚至忽略了其“顽石诗学”的基本品格。

三

作为隐逸诗人的叶颙，在元明之际的浙东士人中并非个案存在，“顽石诗学”乃是群体观念的体现。另一位浙东隐逸诗人金涓曾在《送杨仲章归东阳诗卷序》中曾论及此种状况。作者先例数浙东士人宋濂、许元、王袆等人因“文名德业”而“皆居要路”，体现了通经致用的浙东传统，但是并非所有的浙东文人均有兴趣与机会入仕为官：“夫何朱君伯清、傅君国章与吾仲章氏，皆以妙年杰学，才器局干，以出入乎诸君之间，逐逐焉不以印组为务，忒忒焉不以文章自高，晦光隐德，逸志抗云，迥出人表。比辟书及门，伯清以居制不出，国章以母老恳辞，仲章则先事适机以自潜。”尤其是杨仲章：“去则隐于东阳南溪之滨，闭门绝客，束书问农，文不留稿，诗不赠人。”1文中所提到的除朱伯清之外，早已被历史所淹没，因为他们“文不留稿，诗不赠人”，只为愉悦自我而写诗作文，当然不会在意别人是否会记住自己。可以料知，没有被金涓等作家所记录的隐逸诗人会有更多。即令如此，今天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历史遗存，依然能够列出以下元明之际的浙东隐逸文人：叶颙、张枢、吴景奎、陈樵、李序、李惠、金信、金涓、赵良恭等。其中陈樵（1278—1365）是名气较大的元末浙东隐逸诗人，宋濂曾撰《鹿皮子传》述其生平：

根溪陈先生樵，字君采。好衣鹿皮，自号鹿皮子。博综群书，无所不窥。隐居东白山太霞洞中，著书数千万言，若《经解》、《易象新说》、《洪范传》、《四书本旨》。其微词奥义，多先儒所未经道。以其超绝之资，旷视千古若一日。以孔子为师，而折衷群言之是非。可谓特立独行，而无畏慑者也。2

就其特点而言，一是隐而不仕，二是“以孔子为师”而著书立说。这体现了元儒的隐居特点，不涉入现实政治但却不失去承传儒家思想傳统的文化担当使命。陈樵当时除了不做官之外，名气其实并不小，他与文坛风云人物杨维桢、顾瑛均有诗歌唱和，所以宋濂又称道其“为文自成一家言，所著古诗赋若干首，莫辨汉魏。如虞集、揭傒斯诸公咸推鹿皮子诗赋当今第一。朝士数遗书欲引致之，俱不赴”3。为乡中前辈立传或许有一定程度的溢美之词，但陈樵在当时具有一定知名度应该没有问题。阅读陈樵今存诗文作品，的确具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体现了上述所言“顽石诗学”的特点。比如说赋作，由于作赋为元代科举考试的必备文体之一，因而元代文人一般都比较重视大赋的写作训练，但也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模式，给人千篇一律的感受。但陈樵的赋作确实有自我真实感受与人格的抒写。如为其所居池上小阁所作之《闲舣赋》曰：“世冥冥兮尘污人，慕前烈兮凌青云。食有鱼兮蔌有莼，愿投老兮守丘林。”4又如其《卧褥香炉赋》曰：“外恶方以玩世兮，中石心之不转。均茵席而末我知兮，谓方其心如面。内仁外义，千载金言。弥动弥静，圣哲所敦。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5这些赋作所寄寓的“守丘林”而“石心而不转”之高节，乃儒者操守之体现。有时他将此种节操喻之为“铁心”：“盖其英风雅操，则楚大夫之遗烈;枯株断影，则汉党锢之余骨。”“虽吴人之木肠，凤阁之铁心，犹不足以喻其伉厉清刻也。”6所有这些赋作所表述的，均是指向自我之人生志向与品格节操，从而使其“顽石诗学”的宗旨挺拔而立。正是有了此种节操，使其诗歌创作具有了凛然的风骨：“陇蜀衣冠尽，中都鲁一儒。明时用文事，荣秩映江湖。为治须三尺，起家只五车。天台山水地，倘可曳长裾。”7好友黄溍赴任，他当然要祝贺，却并不影响其本人的隐逸情怀。“无心奔竞已才疏，投笔抛书学佃渔。石鼎有时然绿楚，水扉几度种丹鱼。夏禽反舌余声尽，薜荔连墙片影无。我亦年来声迹断，莫题书札问潜夫。”8无心奔竞，投笔抛书，种花养鱼，绝迹世俗，做一位守拙无闻的隐逸之士。当然，“投笔抛书”实乃夸张之词，不过表明其已无功名之想而已，其实他的主要精力依然在诗歌创作：“少日论文气似霓，看花觅句到花飞。吟成思入月中去，语冷心从雨外归。林下树寒和石瘦，云边萤湿度花迟。眼中有句无人道，投老抛书衣鹿皮。”1他抛去功名之念、用世之书，吟的是看花之句、风月之诗。他得意的是“吟成思入月中去”的高雅之趣、“眼中有句无人道”的奇妙之思。可见人格上守得住是“顽石诗学”的前提，而趣雅思妙则是“顽石诗学”必备的品格。尽管四库馆臣曾指出其诗歌创作有雕削过甚、伤于纤巧，以及用韵古近体相混的不足，但也不得不称赞“其古赋落落有奇气”，并论其《北山别业》诗三十八首曰：“备水石花竹之趣，则亦顾瑛、倪瓒之流，非穷乡苦寒之士也。”2显示出对其人格气节的认肯。

金涓较陈樵更晚一些，其生卒年虽不可考，但根据其现存诗作，属于跨元明代际的文人应该没有问题。宋濂有《题金德原和王子充诗后》，其中一方面指出其诗作“非惟波澜浩渺不可涯涘，而其念乡学之美，思官政之治，实有得古讽劝之义。视彼摭华摘艳、取合于一时者，不翅天渊之隔矣”，也就是具有浙东诗学关注乡中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共有特征，但同时又指出：“先生气雄而言腴，发为文章尤雅健有奇气，又不但长于诗而已。”此处所言的“气雄”与“奇气”就不仅仅是儒家之明道致用观念所能包容的，而是作者超越襟怀与高尚人格的体现。所以，宋濂才会在该文结尾说：“先生为己之功，深不自表襮，唯濂知之为独至，故题诸诗后，以志慕艳之私云。”3所谓“为己之功”，无非就是自我人格节操之保持与儒家道义之坚守。所谓“深不自表襮”不仅仅是对其含蓄内敛修养之赞誉，其实也是对其未涉入仕途而免受官场朝廷拘束污染之表述。说到底还是守道与行道的不同选择。宋濂选择了入仕而行道，自然不得不忍受仕途上的种种限制与委屈，当他谈及金涓的隐逸之趣与超然诗文时，难免陡生一种羡艳之意。窥诸金涓的诗作，显然完全符合“顽石诗学”的要求。他有乱世中的人格坚守：“疆场正多故，山林成久留。据鞍皆战马，扣角且歌牛。清德交游冷，光明诗思浮。从今脱尘浊，自可鄙公侯。”4他有对功名富贵的鄙视：“我在林间鹿与群，君为天上玉麒麟。莫将彩树灯前酒，来醉梅花月下人。白屋不生三阁梦，青山那识武陵春。行吟每到看松处，自有渔樵作主宾。”5他在隐逸中又自具一份老杜心忧天下苍生的情怀：“独倚层楼眼界宽，天风吹湿到阑干。惊人好句愁中得，济世方书病后看。庭树雪崩时一响，瓶花冻合夜多寒。江南景物今凋敝，谁想苍生望治安。”6当然，他最可贵的还是从隐逸中获得了真正的审美感受：“小桥流水护柴荆，门外青山适性情。太瘦却应诗思恼，多愁莫放酒杯倾。蕙兰既植堪为佩，松菊犹存不用名。谁识个中真乐趣，偶来林下看云生。”7诗集中大多为抒情写景之作，具有傲视王侯的高尚节操，酷爱山水却又心怀苍生，并能够始终抱有林下看云的人生乐趣。我想，这已经可以作为叶颙情投意合的伴侣了。

四

“顽石诗学”的代表无疑应数叶颙，这不仅是因为他明确提出了此种诗学主张，更由于他在创作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不过早于叶颙的浙东大儒吴莱即已对石头的品格予以称颂，可谓“顽石诗学”之初兆。其《古碣石辞》曰：“伟哉碣石，厥状屹如。若柱斯植，若甬斯塗。溟涨如席，浊漳以趋。削巉勒辞，永代是模。”8从其“屹如”“若柱”的品格，可以延伸出后来浙东诗学的两种人生境界与诗歌体貌。一是超越世俗的挺拔人格，从而写出宁静高雅、冲澹自然的诗作，比如金华文人金信，尽管存诗不多，一樣可以留下如此好诗：“东山秋色静，处处樵歌起。凉风早催霜，落叶下如雨。”1可谓动静兼得，诗画合一。哪怕是仅仅留下一首诗的张枢，也依然能够显示出此种诗学品格：“溪流 树苍苍，叠叠青山一草堂。剥啄不惊蝴蝶梦，卷帘风送稻花香。”2静谧自然，花香袭人，一幅难得的隐逸图画。二是关注现实的悯世情怀，从而体现其沉郁顿挫、情感深沉的诗歌体貌。比如吴景奎，他除了写作隐逸诗之外，也兼写感叹时事之作，其《秋兴三首》即为典型实例。《秋兴》的题目很自然就令人联想到杜甫著名的慷慨沉郁之作《秋兴八首》，无论是第一首“玉露凋伤草木衰，风云惨淡见旌旗”的肃杀秋景描绘，还是第二首“云连楼阁笙歌市”“鞞鼓声中半劫灰”的今昔兴衰对比，以及第三首“捐躯锋镝樊参政”的慷慨赴义3，均构成一种慷慨悲壮、沉郁顿挫的风貌。4从互文性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模仿与继承，但却并非单纯地重复与因袭，而是面对相近时局所萌发的相近情感，从而产生了共同的审美格调。“顽石诗学”是一种易代之际独特的诗学形态，它由冲澹自然和沉郁顿挫两个层面构成，充分体现与诠释了闲适与沉郁的易代之际的诗学内涵。对于浙东诗学观念的认知，当然需要了解王袆与宋濂的经世情怀，也需要感受刘基针砭现实的讽喻批判，甚至要加上戴良坚守遗民气节的慷慨悲凉，但仅止于此还不能全面立体地认识浙东诗学。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易代之际，成功者毕竟是少数，为遗民之悲者在此一历史关口亦非多数文人的选择，倒是许许多多的浙东文人，他们秉承了前辈的儒学精神而坚守守道的士人节操，又不愿折节从俗去冒政治风险，于是归隐于草野而吟咏山水，一面抒写自我之高尚情怀，一面又咏叹现实之不平，从而构成高蹈闲适与沉郁深刻的顽石诗歌。我想，有了这一层面，才是完整的浙东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