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世洪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业农村始终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短板的一面是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的显著差距，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9)》，2019年7月27日。另一面则是农村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生态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2018年7月25日。2019年末，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9.4%。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2月28日。有专家估计，当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即使随着城市落户限制继续放宽，④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9年12月25日。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还会有4.5亿人口[1]，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大量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情不会改变[2]。面对如此庞大的乡村人口和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如果仅仅通过异地市民化方式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不仅过程漫长，而且成本和难度都非常高。这不仅会对城镇的建设和持续发展施加巨大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弱化农村的建设力量和发展动力，从而继续拉大城乡差距。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城乡融合“三步走”的发展目标，(1)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