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常成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违法的实体从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刑事司法现象(1)已有研究梳理了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立法与案例。参见：吴宏耀, 赵常成. 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机制研究 [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9 (3): 49-68.。对于刑事诉讼中出现的程序违法，裁判者舍弃了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法律后果，转而通过从轻量刑的方式对被追诉人予以实体上的救济。之于我国，早在2002年“刘涌案”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曾以“本案无法排除刑讯逼供可能”为由，将刘涌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缓期两年执行”，这可以视为实体从宽的“国内第一案”[1]。由于此案引发的负面社会反响，最高人民法院经提审后又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自此以后，对于程序违法予以实体从宽的做法，似乎刚刚出现即已“销声匿迹”。然而近年来，在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部分律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辩护理念，即以无罪辩护向法院施加压力，通过程序性辩护来制造一系列案件疑点，最终促使法院作出从轻量刑的辩护策略[2]。由此可见，程序违法的实体从宽现象在我国并未消失，只是从“台前”走向了“幕后”。

这一现象之所以兴起，源于补偿被告人的现实需要。由于程序性法律后果“全有抑或全无”的适用特征，法院在面对非法证据排除等救济申请时，要么拒绝排除证据或排除后仍综合全案证据定罪，使救济毫无实效，要么罔顾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将其无罪释放[3]。通过对程序违法予以实体从宽，法院既可以满足对被告人的补偿需要，同时又避免了放纵犯罪的灾难性后果，因而是一种颇为实用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