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晨

人们往往用一种非常粗略的方式理解印度：

在古代，印度的土地广大而贫穷，那时候“王权不下乡”，社会运作靠的是宗教习俗。印度人口的构成复杂，因此信仰体系不能只谈家族伦理，还要给各族群确定身份地位，并上升到宇宙论的层次去巩固—于是就有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

这一理解印度的角度，部分解释了种姓制度运行的方式，也显示了当族群之间的宰制权力悬殊，古代人又需要解释各种族裔的面貌、风俗习惯及生命境遇为何如此不同时，就采用了一整套因果轮回的体系，来合理化并巩固业已存在的不平等。

前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会面，许多国际媒体看到教宗赠送给莫迪的铜牌，纷纷猜测其含义。该块铜牌上的铭文，刻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文字，这被怀疑是在影射与批评莫迪的施政。

毕竟，近年来在莫迪政权崇尚印度教的氛围下，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新闻时有所闻。例如，去年被逮捕的83岁老神父斯坦·斯瓦米，被控帮助左翼游击队从事恐怖活动，结果在今年7月死于囚禁中。官方说法是，他死于新冠并发症引起的心脏骤停。

从19世纪的“梵社”改革家（包括泰戈尔家族），到20世纪的“贱民神学”活动家，基督教的思想挑战了印度教的种姓体系、男女不平等、迷信风俗等桎梏;很多受到歧视的低种姓与部落民族在基督教中找到平等，斯瓦米神父就是深入偏远部落的传教士之一。

可是，与印度最高法院前法官、前部长、电影導演和作家等人一起发声，帮助低种姓与部落民族免受肆意“预防性拘留候审”的斯瓦米神父，自己也成为了同一司法过程的受害者。

当不同宗教碰撞在一起，理解的关键或许不是具体的教规（例如印度教不准伤害牛、犹太教规定如何吃鱼、基督教规定洗礼等），而是把宗教还原到在不同环境脉络中形成的“面对世界的姿态”。

比如说，犹太教是来自犹太人作为一个小民族面对外部压迫的自我赋权，而基督教进一步把信徒身份扩大到犹太人之外的更多贫苦人群，这种“由神的救赎得到力量”在其他宗教里比较少见。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这些印度宗教里存在的，是“每个人减少盲目欲望及其所伴随的苦难及伤害”。

印度宗教的姿态有什么局限呢？西印度群岛出生的印度裔神学家阿南塔南·兰巴强认为，问题在于印度教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修行与解脱，但不从社会层面解除结构性的压迫。

虽然现代印度的宗教家尝试过很多改革，包括革除种姓制度、童婚、寡妇殉葬等陋俗，还包括将印度教导向一神教，但是这种内部改革作用有限。兰巴强尝试建立一种“印度教解放神学”，就像拉丁美洲兴起的基督教“解放神学”那样，旨在改造社会不平等，反对莫迪政权垄断印度教的解释权。但是，从个体修行转向改造社会后，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再是印度教所能提供指导的了。

“在群体层面解除痛苦”与“个体通过修行摆脱桎梏”是共通的，但却不再是靠个人之力可以左右的，而是进入了混沌博弈的现实政治—这并非明确的选择题，人类其实更多地是在改造外在世界与返回内心之间摆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