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炜权

2021年10月2日，新冠疫情紧急状态完全解除后的第一个周末，市民在东京商业街

近日，日本一宗虐儿致死个案震动社会。

在大阪府摄津市，三岁男童新村樱利斗，被生母的同居男友用60度的热水浇淋5分钟，最终死亡。除了疑犯行凶的手法让人咋舌之外，据公开消息称，男童在去年已被幼稚园的老师发现身上有瘀伤，显示疑犯有可能在女友不在的时候，经常虐待男童。而男童母亲很早前，亦曾向当地市政府的家庭部门反映问题。

对此，摄津市回应称，当时虽然收到女事主的查询，但最终认为事件属于非紧急事案，结果没有通报给警方，也没有主动要求儿童福利部门继续跟进。

据今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在2020年度，厚生省接获寻求协助的虐儿宗数接近20万，比2019年度增加超过1.1万宗，升幅达5.5%，打破了当局自1990年代末有统计以来的纪录。

据厚生省的分析，案件增加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当事者家庭主动报案，即当事者意识的提高;其次是警察部门主动介入，提高了通报数量。

至于为什么在这一年间，日本虐儿数字破纪录，据《每日新闻》等相关报道显示，去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父母和孩子共处时间变多，矛盾和摩擦的机会增多，虐儿和家暴数字均刷新记录。

虐儿个案中，有意图虐儿的个案比例，比无意图（精神错乱等因素）虐儿的更多，而且每50宗被虐待致死的儿童里，0到4岁儿童占半数。换句话说，几乎平均每一星期，便有一个0到4岁儿童被虐待。

究竟一年发生近20万宗虐儿案件是怎样的概念呢？举出邻国韩国的情况比较，可知一二。据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的统计，韩国在去年的儿童虐待宗数为3万多宗，不到日本的1/6。

不过，这个数字比5年前增加1.5倍，检举后再次虐待比率也比5年前增加1.7倍。另外，被虐待致死的儿童有42名，这些都反映韩国的虐儿问题同样在急速恶化。

加之，韩国人对虐儿，特别是家庭成员内部的虐儿问题意识较低，认为是家教的一种，导致举报率不高。因此，不排除3万宗的数字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然而，即便存在漏报和误差，上述协会认为这个差距仍然显示日本虐儿问题比韩国严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被虐待的韩国儿童中，最多的是刚踏入青春期（13—15岁）的青少年，学龄前的儿童被虐待的宗数最少。这跟日本的情况刚好相反。

大部分突然成为母亲的女生，都没法对 学院副教授）亲生子女产生感情。

另外，虐待方式上，韩国父母最多的是多次肢体暴力，其次是疏于照顾;而日本父母最常见的虐待方式是心理虐待，即通过语言恐吓、指骂、中伤等，其次是身体虐待和疏于照顾。

还有，韩国的儿童受到性虐待的情况较日本严重，而两国虐待儿童致死的凶手中，超过七成是亲生父母。而在日本，凶手过半数是儿童的生母，较韩国显著突出，显示日本存在更严峻的社会问题。

关于日本虐儿与生母杀子的关系，在这数年引起日本社会的讨论。据相关研究以及上述厚生省的报告分析，大部分虐待儿童的母亲，都属于未婚怀孕产子，或者意外怀孕产子。

这情况在去年疫情肆虐下尤为明显。大量初中和高中女生因意外怀孕后，会向社会福利机构寻求协助。而由于男方逃避，以及害怕被父母知道，事主一般都不敢及早求助，错过了中止怀孕的最佳时机，最终无奈地将孩子生下。

上述研究指出，由于意外怀孕，没有做足心理准备，大部分突然成为母亲的女生，都沒法对亲生子女产生感情。加上社会的白眼，以及政策上缺乏对单亲母亲家庭的支援，导致不少年轻母亲无法轻易地寻找养家育儿的工作，结果她们将矛头指向亲生子女，或弃养，或故意疏于照顾，甚至一怒之下了结亲生子女的生命。

至于女学生轻易地意外怀孕的原因，除了少不更事外，日本的性教育缺失也是一个关键因素。2000年起，日本政府和教育当局受到保守派的压力，主动地删去了避孕和性教育的部分，这也导致大部分中学生无法学习足够的性健康知识。在冲动或男方的怂恿下，该年龄层女生意外怀孕或染上性病的个案，在这20年间大幅增加。

这问题更在2006年通过电视剧《14岁妈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从以上情况所见，显然问题在十多年后的今日，仍然没有很好地获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