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周恩来的一生，为我们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风雨坎坷的建设时期，他都为我们党争取、团结、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党外朋友。特别是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敢于与国民党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艺术，给民主人士留下了终身的美好记忆，铸就了党外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友谊与真诚合作，周恩来不愧为党外民主人士的知音。

冯玉祥：“你们绝不能再同他谈判”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中的许多爱国人士都积极抗战，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削弱异己的政策。冯玉祥将军正是其中的一位。

在寓居陪都重庆的7年里，冯玉祥将军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为巩固和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坚持和壮大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促进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冯玉祥在重庆时，住在上清寺街一个名叫“康庄”的院落里，这也是冯玉祥的办公处。院子里有一幢三层小楼，警卫人员住在院子里边的平房里，参谋、秘书住在三楼，冯玉祥自己住在二楼。一楼有一大一小两间客厅。一般时候，来了客人，冯玉祥都是在一楼的大客厅里接待。如果关系非常亲近，又有机密、重大的事情相商，冯玉祥才把客人引到二楼的客厅去。那时，周恩来每周必来探望冯玉祥，多则两三次，少则一次。每次来，都由冯玉祥的警卫人员在门外迎送，开关汽车门，所以这些警卫人员对周恩来也很熟悉。有一次，警卫人员葛效先看见周恩来的汽车来了，急忙迎出去，替他打开车门。周恩来下了车，葛效先又急着跑去通报冯玉祥，可是没注意，被台阶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周恩来在后边看见了，赶紧喊：“不要跑，别摔倒。我不是客人，我常来嘛！冯将军在家就好。”周恩来对冯玉祥的警卫人员也非常亲切和蔼。

冯玉祥平常会见客人，天气再热，也要穿上制服，扣上所有纽扣，装束得整整齐齐。可是，每逢听到通报周恩来来看望他，他便较随便，像对待自家人那样，有时只穿一件衬衣，有时少系一两个纽扣，手里拿着两把大蒲扇，急急忙忙地到客厅来，自己一把，给周恩来一把，一边扇着一边说说笑笑，毫无拘束，也不讲客气话。逢到中午，冯玉祥便留周恩来吃饭，如果时间充裕，周恩来也不推辞。饭菜很简单，四菜一汤，没有大鱼大肉，以青菜为主，有时炒个鸡蛋。主食是馒头，喝点小米粥，就点酱萝卜、酱瓜。两人边吃边聊，谈兴很浓。

冯玉祥和周恩来除了谈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外，冯玉祥还讲一些国民党顽固派上层人物腐化堕落的事情，描绘他们的丑态。冯玉祥讲话幽默，善于讽刺，常常使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吃饭时，冯玉祥讲起在武汉失守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他去检阅后方的预备部队。这些部队分别集中在湖南、广西、贵州等地。检阅完湖南、广西的部队后，他来到贵州。当时在贵州主持训练军队的总负责人叫何辑五，是何应钦的亲弟弟。在检阅时，冯玉祥发现这些士兵几乎都是刚被抓来的壮丁，一个个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有气无力。说到这里，冯玉祥对周恩来一笑，说：“那些兵一个个又黑又瘦，活像个干巴棍，这样的兵怎么能去打仗呢？兵血都让何辑五这帮人喝干了。我当时就对何辑五说，这样的军队我没法儿检阅，让他们先找个地方吃饱了饭，暖和暖和去吧！”冯玉祥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揭露和讽刺，引得周恩来开怀大笑。

周恩来不仅与冯玉祥纵谈天下大事，说古论今，而且有了重大事情也常来找冯玉祥商量。在国共和谈时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匆匆忙忙地赶来了，神情稍有异样，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和冯玉祥商量。在楼下见到冯玉祥后，两人交谈了几句，便上了二楼的小客厅。听了周恩来的来意，冯玉祥很气愤地大声说：“你们绝不能再同他谈判，绝不能听这些混账东西的鬼话。你们赶快突围，皖南事变吃的亏还小吗？”原来，国民党军一方面出动20多个师在湖北宣化店包围了李先念的部队，一方面又故意提出什么谈判。周恩来和冯玉祥没有谈多久就匆匆地下楼走了。

当时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人员中，有两位是共产党员，一位是周茂藩，另一位是赵力钧。他们都是在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留在冯玉祥身边的工作人员。抗战时期，两人都就读过延安抗大，从延安回来后，赵力钧任冯玉祥的上校参谋，周茂藩被冯玉祥介绍到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工作。周茂藩去了以后，为我党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但是，后来由于泄露机密，周茂藩引起敌人怀疑，终至被捕。周恩来指示赵力钧通过冯玉祥营救周茂藩。冯玉祥多方找人，四处打通关节，凭着他的资望，加之周茂藩矢口否认，国民党查无证据，才不得不释放周茂藩。周茂藩出狱后，冯玉祥听说他很坚强，拒不招供，赞赏说：“好，这小子好样的，还真有骨气！”

冯玉祥知道周茂藩、赵力钧是从延安抗大毕业回来的，对二人非常信任。有一次，冯玉祥和周恩来谈话中提到周茂藩、赵力钧两位同志说：“这些青年从军校毕业后就在我这儿，他们工作好，人老实，我很放心，信得过。你们的人，我们的人，都一样。”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大寿。这一天，《新华日报》整整安排一个版面为他祝寿，其中尤以周恩来撰写的文章和邓颖超撰写的寿联最为脍炙人口，人们争相诵读，一时在重庆传为佳话。周恩来的《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文写道：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處。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有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功德，决不仅此，我只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为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邓颖超同志的撰联是：

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出口;

反帝反封建，不挠不屈见襟期。

周恩来的这篇文章和邓颖超的这副寿联，高度评价了冯玉祥将军的丰功伟绩，可谓知己之作。

史良：“周总理的教诲则对我以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史良，1900年3月27日，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史良在武汉、重庆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1938年至1940年，她以救国会领导人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为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和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这时史良在重庆，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她面对蒋介石集团阴谋发动反人民内战的险恶形势，忧心忡忡。其时，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毅然到重庆同国民党方面举行和平谈判。在烟雾迷蒙的山城出现了曙光，人们对中国的前途看到了希望。

史良对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怀着深厚的敬意，会见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她多年的愿望。

1945年9月的一天，凉风习习，雾霭初绽，邓颖超前来拜访，好友重逢，史良已是感到无比欢欣了;而当邓颖超说出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准备接见她时，更是激动万分。寒暄数语后，史良当即随同邓颖超前往重庆求精中学。当她走进一间简陋的小屋时，毛泽东、周恩来健步迎上前来，微笑着和她紧紧握手。史良兴奋不已，热泪簌簌而下。

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为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揭露美蒋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同时，广泛地和各界人士座谈。史良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安排这次接见，是为了听取她对时局的意见，彼此作同志式的交谈。史良详细地讲述了重庆的一些情况和各派政治势力的动向。毛泽东、周恩来都全神贯注地倾听，并不时地插话，显得格外的亲密无间。

史良担心地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在谈判中上当。”

周恩来亲切地告慰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请转告我们的朋友，请他们放心！”

接着毛泽东向她阐述了战后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一席话，使史良对中国的前途看得更加清楚，并充满了实现光明前途的信心。这次会见，使她终生难忘。

重庆谈判后，国民党方面迫于形势，加之全面发动内战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1946年1月10日，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由重庆的民主团体和各界人士组成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2月10日上午，“协进会”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協成功大会，史良和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天，史良提前赶到会场，接待参加大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当参加大会的群众陆续进入会场时，国民党当局事先派遣的特务暴徒，伪装成群众模样乘隙而入，会场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史良和几位主席团成员便在台下照应。当沈钧儒登上主席台准备宣布大会开始时，一个彪形大汉带着几名打手，冲上主席台，抢夺扩音器。李公朴、施复亮等上前劝阻，遭到毒打。顿时，台上台下，暴徒大打出手，会场秩序大乱。

周恩来闻讯，立刻带领邓发、廖承志驱车赶到会场，安排将受伤的同志赶紧送往医院抢救。当他在会场上找到焦急万分的史良时，一把将她拉进自己的汽车里，吩咐司机赶紧开往重庆市民医院。

一路上，史良愤慨不已，认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的暴行。

周恩来宽慰她说：“黑暗的反动势力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医院探望受伤的同志后，史良回到家里，已是疲惫不堪了。她得知参加大会的工人抓获了两个凶手，说出了3个指使人的名字，以及制造这起血案的一些情况。果不出她所料，是反动派的蓄谋。她当即奋笔疾书，写就了一份揭露、控诉反动派罪行的起诉书，亲自递交给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国民党当局一向以所谓实行“法治”欺骗人民，对这起事件不得不受理。开庭审讯时，史良代表受害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提出诉讼，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凶手的谰言，以及审判官为罪犯所作的袒护。在人证物证等事实面前，法庭不得不宣判三个充当打手的小流氓各处几年有期徒刑，对指使者却不作追究。史良对法庭这种敷衍的判决很是不满，感到上当了。事后，她到周恩来那里谈了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对她说：“我们从来不对他们的法庭有什么幻想，我们起诉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惩办那几个暴徒。我们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揭露他们，利用敌人的法庭，达到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决议的目的，让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最后鼓励她说，“斗争还多得很，斗争的道路还长得很”。

周恩来的精辟见解，使史良叹服不已，后来她在自述中写道：“这件事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政治斗争和法庭斗争之间的关系，对敌斗争和教育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战斗和通向胜利的斗争道路之间的关系。”

她又在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记叙这次谈话时说：“周总理的教诲则对我以后的政治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郭沫若：“士为知己者死”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早年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曾建立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到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革命人民的斗志。

1941年，是重庆最阴暗的日子。为了祝贺郭沫若的50寿辰，也以此使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聚集一堂，商讨在那样的环境里，用文化这一锐利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提高人民的觉悟，在重庆郭沫若那狭窄的小住宅里，大家一起为他举行生日晚会。

前来祝贺的人很多，“亲朋”满座，济济一堂。郭沫若兴致很高，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也非常高兴，举杯为郭沫若祝贺。他说：“郭沫若同志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成长的这一代的，他不仅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战士……他那一生战斗的生活，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样一次聚会，在当时真是难得。

这一年也是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过了几天，周恩来又请了几位亲近的朋友，在曾家岩50号，再请郭沫若便饭畅谈。那正是郭沫若的早期剧作《棠棣之花》演出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为新编历史剧演出打响第一炮。周恩来也非常喜欢这出戏，特别欣赏剧中一些寓意深刻的诗词。那天晚饭后，周恩来请一位同志唱支歌助兴。那位同志问，唱支陕北民歌好吗？周恩来却说，你应该唱《棠棣之花》插曲《湘累》。周恩来还告诉郭沫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都非常喜欢唱这首歌，郭沫若当时非常感动。可见，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尊重和深情。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创作历来十分关怀，多次写信问他：“除在报纸外，你还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他不仅热心阅读，而且还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郭沫若一直把周恩来看成知音和良师。

1941年，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了。这出戏，通过公元前371年我国战国时代，抗秦派和亲秦派斗争中一个插曲，借古喻今，意在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实行封锁、离间、孤立政策。国民党对这出戏大为恼火，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就曾破口大骂。周恩来则7次出席观看，并保留了这个剧的全部剧照。

郭沫若在剧中强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主题，也有其深刻的寓意。当时重庆的环境极端险恶，在党的关怀和安排下，许多同志相继撤离，而郭沫若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毅然留下来，坚持和大家一起战斗。戏中流露的就是他这种视党为知己的心情。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他多次指出：“郭沫若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沫若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棠棣之花》演出的宣传，他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有关同志专门讨论了历史剧问题和这个剧的演出，并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他亲笔题写刊头《棠棣之花剧评》。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不久又成功地创作了著名话剧《屈原》。剧中，通过对楚国统治集团黑暗政治、昏庸无道的描写，有力地揭露了蒋家王朝的反动腐朽，暗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才有光明和未来。

當时，在重庆对是否要演出《屈原》这个戏也曾有过争论。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有人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屈原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反复地阅读了剧本，并和大家详细研究讨论。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周恩来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问题。他多次亲临剧场看了排演，对其中的“雷电颂”尤其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他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怒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为了提升演出效果，周恩来还把两位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让他们反复朗诵这段情绪热烈、文采斐然的台词给他听，然后对演员的表演进行了具体指导。他指出：“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正确表达郭沫若的思想感情。这是郭沫若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屈原》的演出轰动了山城重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在热心支持郭沫若创作的同时，对郭沫若作品的不妥之处也坦率提出意见。郭沫若的话剧《孔雀胆》，周恩来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剧虽然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其在重庆上演的意义也是无法与《屈原》等相提并论的。

郭沫若听人传达周恩来的这个意见时，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又让来人重述一遍。他沉思一会儿，很严肃地说：周恩来的批评是对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常有偏爱偏见，这是很难改的毛病。他对此剧不及修改即行上演而感到遗憾。《孔雀胆》演出时，上座情况是很好的，也有不少赞赏之声，但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郭沫若谈起这出戏，他的戏剧集里也没有收入。新中国成立后，每逢有人问他是否要修改这个戏时，他总是笑笑，有时幽默地说：让它留在故纸堆里吧。

周恩来对郭沫若《屈原研究》一书也有不同意见。其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周恩来仔细读过后，不仅帮助做过一些修改，使提法更为科学，而且就作者所引典故是否有笔误提醒过他。周恩来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他就屈原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与其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属性，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与郭沫若讨论，充分表现出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他对郭沫若推心置腹的诚挚态度。

可见，周恩来是郭沫若真正的知音。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