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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养生思想初探
——以《苏沈良方》为中心*

2021-01-04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中医文献杂志 2021年6期
关键词:辟谷良方苍耳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如王国维所言:“天水一朝(赵宋王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1- 10因此,孕育出一大批“雄文硕学之士”,其中杰出的代表性人物苏轼,在多个领域对后世影响甚深。苏轼虽然以文名于天下,却对医药领域也有深入研究,一直被人们奉为养生大家,其涉医著作所蕴含的养生思想,也历来为医家学者们所重视。

明代王如锡“将苏轼有关养生的信札、论著及旁人对苏轼的相关记载”[2],整理成《东坡养生集》,内容广泛。而另一部苏轼涉医著作《苏沈良方》,系宋代“文人知医”风尚盛行的时期,由无名氏“将沈括的《良方》和苏东坡所收集的验方合编”[3]而成,选择的养生篇目极其精当且集中。《苏沈良方》中,并没有标明哪些是苏轼的医方,胡道静《楚蜀判》对其进行过辨析,我们据此统计,有43篇为苏轼所作。《苏沈良方》第六卷为养生专论,共16篇,苏轼有12篇,而且8篇的篇名含有“养”[4],[5]57- 69字。

近年来,楼绍来、章原、薛芳芸、吴文清、张志斌、张华敏、李鸿涛等,在研究苏轼有关养生的文集、理论、实践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未发现有关《苏沈良方》的苏轼养生思想专论。故本文拟对《苏沈良方》进行苏轼养生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分析,以期补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苏轼养生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动因

就社会人文环境而言,宋代从皇帝到学者文人,崇尚医药养生,编撰医药养生书籍,他们将其与“仁政”相结合,尤其是北宋。再由《苏沈良方》各版本序跋可知,编写医药养生书籍,其旨向为“推广仁民之道”[5]1- 4。而苏轼立足于科举,曾在翰林院“史馆”[6]供职,有“刚亮锐直之姿”,能够“动里省躬”[5]1- 4,具备收集、记录、研究、运用、传播各种来源医药养生知识的能力。苏轼养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在《苏沈良方》中得以集中体现。

作为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思想家,苏轼的“精神遗产”,“对后世文化人的人格塑造,所起的影响更为巨大深远”[1]1- 10。这是因为他能够吸取儒释道三者的积极因素,“呈现出整合儒释道三教的博大气度”,在此基础上,蕴含“直探本原的理论勇气”[1]208- 224。而苏轼的儒释道思想,应源于他成长和生活中的三个环境:首先,苏轼是一个终生受儒家熏陶的封建士大夫,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其次,他“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56,在开蒙启智时期,耳濡目染,对道家自然有切身体会;再次,宦海多次沉浮,如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曾经“惊魂未定”,“已领不到俸禄”,形同“流放”[1]86- 98,“劫后余生”之际,“与僧道交游频繁”,诗文中常“表现出超脱外部世界的争斗与烦恼,寻求清新禅悦的意趣”[1]136- 138。

苏轼的养生成就,与他强烈地追求生命健康的动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进行功法修炼时,意志坚定,“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5]57- 69。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便“频得言谴,而放逐危难者屡”[5]1- 4,但他能以平常心来看宇宙万物变化,达到远离诸般烦恼,祛除不测之疾的目的。

苏轼养生的特点

1.精神调养

苏轼的精神调养,如在《养生说》中,“用佛语及老君语”[5]57- 69,才能够“知天乐命、开朗洞达”[7],因此,“精神调养才是其养生经验中最珍贵的部分”[2]。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领悟“天人合一”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养生的启发,如《问养生》中的“和”和“安”,《论养生寄子由》中的“胜解卓然”“佛地”。如此,才使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命运起伏,也能持“惟莫与之争,而听其所为”的态度,“任性逍遥、随缘放旷”[5]57- 69。另一方面,在对气功(内丹、辟谷)的修炼上,几乎每一篇相关描述,都对精神调养有所涉及。如《养生说》中有两篇同名《养生说》,第一篇较短,仅有一段,第二篇较长,在多个版本或涉医文献中,名为《寄子由三法》[5]57- 69,[8- 9],文中指出修炼“胎息”法时,要“静心细意”,“以鸿毛粘着鼻端”,“意守气于胸中”,当“内守充盛,血脉通流,上下相灌输”时,认为是自己“神启其心,自悟自证”[5]57- 69的结果。也就是说,精神调养,在气功修炼的过程中,是必然要求。这种不断内化的调养,对苏轼养生思想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轼的精神调摄,应该说最能体现儒释道三者的融合。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苏轼有“兼具佛、道”的特点[10]。首先,儒为主,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崇尚儒家,会有一种“救死扶伤的无私精神”[11];其修炼功法,受“和”“思无邪”[5]57- 69等儒家思想指导;其交流学习对象,也是张安道(张方平)、苏辙(苏子由)、吴复古(吴子野)、孔君(孔平仲)等儒家贤者。其在《龙虎铅汞说》中,涉及内丹理论时,以“其所以为尧颜者,以内重而外轻”[5]57- 69,即以唐尧、颜回的修为,来阐释理想规范和修炼目标,表现出苏轼一直在践行和传播儒家思想。其次,道家为其提供了一种范式基础,崇尚“清静无为”,可以说“道为基”。据我们统计,涉及精神调摄的篇目12篇。兼有儒释道的为1篇,即《龙虎铅汞说》;兼涉儒道的为3篇,即《问养生》《续养生论》《金丹诀》;兼及佛道的为3篇,即《养生说》、《养生偈》、《养生说》(《寄子由三法》);只言佛的为1篇,即《论修养寄子由》;单涉及道的为4篇,即《书养生论后》《上张安道养生诀》《书辟谷说》《阳丹诀》。涉及道的篇目为11篇,可见,苏轼精神调养,大多是在道家的养生范式上进行的。在交流时,他也注重自身学习和养生成果的保密,“勿使浅妄者窥见,以泄至道”,“非其人不可轻泄”[5]57- 69等,这种思想与《老子》(《道德经》)一致,即“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12]。再次,佛为媒(或悟)。佛长于“静中推求”,在修炼功法时,坐“禅榻”,达“胜解”[5]57- 69,因此,苏轼将明悟的追求,用来穿针引线,将人世间诸般烦恼和道家道教养生范式统一于精神调养,使佛起到了“媒”的作用。道和佛相较,“佛教对他的哲学的影响,要弱的多”[1]208- 224,而道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就比较明晰。

整体上看,《苏沈良方》中,苏轼的精神调养,具有儒为主、道为基、佛为媒的特点。

2.药食调养

药食调养,应是苏轼养生中最接近生活本源的基础性养生方法。《苏沈良方》中,苏轼药食养生有以下特点。

第一,药食配伍倾向于简洁。此养生方式具有家庭性、个体性、随意性、安全性的特点,故“简洁而不简单”。据我们统计,涉及药食养生共14篇:《治风气四神丹》、《服威灵仙法》、《服茯苓说》、《治消渴方》、《记苍术》、《苍耳说》、《记益智花》、《记海漆》、《养生说》、《养生说》(《寄子由三法》)、《记食芋》、《记元修菜》、《服松脂法》、《子瞻杂记》,说明药食养生在《苏沈良方》中占有重要地位。

涉及的药食有:四神丹(熟干地黄、元参、当归、羌活),威灵仙、牛膝、茯苓、蜜、枣、胡麻(黑芝麻)、麝香、枳枸子(枳椇子)、苍术、苍耳、益智实(仁)、海漆(桃金娘,又名倒捻子,取实、叶、胶)、芡实、菊花(叶、根、实)、芋(芋头)、元修菜(大巢菜)、松脂(松香)、枲耳(苍耳)、毛琰。

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单行最多,共9篇;相须有3篇,即《服威灵仙法》《治消渴方》《服松脂法》;相须和相使合用有2篇,《治风气四神丹》《服茯苓说》;未见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等配伍关系。

第二,主要以长生调养为主。养生的目的即是追求延年益寿,《服茯苓说》《记苍术》《苍耳说》《记菊》中,“长生药也”[5]13- 15出现3次,“仙家上药”[5]41亦有1次,皆反映了这一目的。

第三,补养也是重要的养生手段。如《四神丹》《苍耳说》《记食芋》,阐述了随年龄的不断增长而出现身体虚弱等状况时,补养气、血、骨髓的方式。

第四,身体机能恢复是具体表现。因所有药食养生最终要有具体表现,那么身体机能恢复就是落脚点。如针对“脚气”,《服威灵仙法》可以使人“上下山如飞”[5]26- 29;苍术能“以太息”[5]13- 15;麝香、枳枸子[5]52- 53具有解酒功效;《服松脂法》可“牢牙”[5]74- 75;益智实(仁)能够“治止水”[5]13- 15;芡实长于“致玉池(口)之水”[5]57- 69;“倒黏子(桃金娘)”,既可治疗“小便白浊”“大腑滑”,又“烂紫可食,味甘美”[5]13- 15,药养、食养兼而有之。

第五,兼顾药食养生和审美。如苏轼提及松脂可“驻颜乌髭”[5]74- 75,苍耳(枲耳)能使“肌理如玉”[5]13- 15“肤革滑净”[5]99- 100,说明苏轼不仅仅着意于生命健康,而且有较高的审美情趣。

3.丹道、辟谷调养

丹道、辟谷调养,是道家道教养生最具标志性特色的养生方式,也是苏轼养生中最具神秘色彩的部分。据我们统计,《苏沈良方》中,9篇涉及内丹,5篇涉及外丹,1篇涉及辟谷。其中《养生说》(《寄子由三法》),兼有内丹和外丹,因此重合一篇,故涉及丹道、辟谷为14篇。宋代是“从外(丹)转内(丹)”[13]的时期,从《苏沈良方》中就可看出,无论是篇目的数量还是篇幅,关于“内丹”的论述整体上远远高于“外丹”。

丹道调养,尤其是内丹,在古代道家道教是“秘术”,不轻易示人,辟谷和内丹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涉及隐语或者行话,多有晦涩难懂之处。本文就此部分结合中医理论和现代医学知识进行分析,以期能有抛砖引玉之效。内丹、辟谷都与精神调养有关,含有守中执要、无为而治等指导思想,苏轼的内丹、辟谷调养有以下特点:首先,基于客观现象。比如《养生说》,讲在修炼功法时,“一息自住,不出不入”[5]57- 69,指人突然屏住呼吸后,身体仍然在进行“息”。文中还有涉及肺循环的内容,即“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随之不已”,“随”是佛教天台宗《童蒙止观》中的呼吸法[14]40- 43。其次,苏轼眼中的内丹、辟谷养生,与中医哲学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例如,对于五行、气、丹田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龙虎铅汞说》中,则有内丹理论的隐晦之处,如“龙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肾而肝藏之”,“虎者,铅也,气也,出于心而肺藏之”[5]57- 69,大致上是“汞”属于“阴”的范畴,“铅”属于“阳”的概念。辟谷调养与内丹有关,也应“虚一而静”[5]57- 69。再次,苏轼在修炼内丹、辟谷中,既深入挖掘理论,又不拘泥于原有文字,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如孙思邈《千金方》中的“闭气于胸膈间”,就认为是“恐是不闭鼻中气,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动不动,氤氲缥缈”[5]57- 69。

苏轼修炼外丹,指以丹砂为主的炼制,但是体现出和中医紧密的关联性,如《神仙补益》篇中,丹药成分和传统医方一致,包括光明辰砂、甘草、远志、槟榔、阿黎勒皮、紫桂肉[5]57- 69等,而且炼制过程和材料极为考究。仅第一轮用火就涉及“阴火”“阳火”“木火”“火火”“土火”“金火”“水火”等,朱砂则以“涪州”为上[5]57- 69。

结 语

总之,《苏沈良方》体现出苏轼养生动因强烈,勇于实践,善于进行精神调摄,药食调养,丹道、辟谷养生的特点。养生理论和实践之间紧密相联,相辅相成。苏轼的养生思想融合了儒释道的正面因素,富含积极的社会伦理思想,又能回归于生活的本源,兼有中国古代养生的神秘色彩,既丰富又深入,体现了宋代士人养生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整理和分析这些养生材料,不但能够为研究中医药养生发展史提供更多的资料,而且对于提高现代社会个体生命质量、完善大健康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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