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艺青,李 洁,黄森慰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力求实现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但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较大的环境压力，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不容乐观。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且农户具有理性经济人的行为特征。只有在行为结果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集体合作行动才有较大的可能性。因此，农户作为农村生态环境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促使其提升环境治理意愿和形成环境治理行为，对农村环境治理影响深远，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农村环境是以农民聚居地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总和[1]。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村民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畜养家禽产生的粪便污染，城市垃圾转移，以及开发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等[2]。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学界主要从农村环境治理的途径和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等2个方面展开。

1.农村环境治理的途径。我国学界对农村环境的研究日益重视，通过梳理农村环境治理中集体行动的逻辑从而探究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如吴惟予等认为农村环境可以通过契约管理进行有效治理，即通过契约将农村环境治理各方主体联结在一起，进而对环境管理等公共事务进行治理[3]。农村环境契约治理虽然具有成本低且效率高等优势，但契约治理更多地从合约精神上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进行管束，在唤醒农户环境保护意识上还较难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政府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政府服务能力局限等推进了PPP模式的产生。PPP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合作展开公共领域的治理，强调社会参与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如杜焱强等研究发现PPP模式在解决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政府失灵上具有一定的潜力，对解决农村环境的集体行动困境具有一定的效用[4]；蒋培研究发现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对农村环境治理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分析指出应提倡内发性治理，将农民纳入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中[5]。可见，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逐步由政府单一治理向多主体治理转变，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征，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参与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活力。

2.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来说：(1)内部因素。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的环境关心、声誉诉求和乡村情感依恋等。如贾亚娟等基于陕西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探究环境关心对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发现环境关心会对农户的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6]；徐志刚等研究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发现声誉诉求对农户环境保护意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王学婷等从人地角度探讨农户的乡村情感依恋对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发现提高农户的乡村情感依恋可以提升其环境治理意愿[8]。(2)外部因素。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农村社会资本、制度建设等。如杨锦秀等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农民工流动视角，对村庄人居环境进行探究，发现村庄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村环境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李宾等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使得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不断下降，降低了农村居民对环境的支付和投资水平，从而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10]；颜廷武等基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农村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对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11]；何可等基于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角度，分析对亲人、邻居、村干部的信任，以及环保法规信任对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12]；郭利京等采用通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13]。可见，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较多，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影响环境治理意愿的外部因素逐渐减弱，而内部因素对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逐步增强，促使农户个体的环境行为显著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效。

综上，学界侧重于从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单一角度研究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较少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结合展开研究。随着公众参与对农村环境治理作用的日益增强，研究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对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将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内部因素(角色定位)和外部因素(社会信任)相结合，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并运用Amos 26.0软件检验社会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农村发展的环境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环境污染多且污染面源广、政府投入治理难度大，以及基层环保工作人员紧缺且专业素质偏低等方面。鉴于此，学界开始侧重研究以政府为主导、公众广泛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以有效改善农村环境。

(一)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受诸多因素影响。Ajzen提出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决策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多方因素影响[14]。其中，行为态度是影响个体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角色定位是农户在环境治理这一行为中的基本态度反映，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发生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当农户认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是其本身时，农户对环境治理具有初步的行为意愿，这是在无外界条件影响下的最初个体行为态度。鉴于此，提出假设H1——角色定位越明确，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

(二)社会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社会学家卢曼认为社会信任是一种简约机制，能使双方对事物有具体的目标，在较少的交易成本下展开互惠合作，他将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15]。通过社会信任，个体评估其他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继而对自身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社会信任较高的个体因更相信制度的有效以及周边的人会合作，而对环境保护有更强的行动意愿。Bouma等基于印度村庄的调查，发现社会信任在农村公共决策中具有积极作用，能促进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16]。我国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村的社会信任建立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虽然城镇化进程推动我国农村逐步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但我国农村社会仍然还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及以法律法规为约束的社会关系联结。这种社会关系联结下的信任在影响农户的行为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效应主要由农村社会资本的大小和激发程度决定。鉴于此，提出假设H2——人际信任度越高，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假设H3——制度信任度越高，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

(三)社会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Guagnano等提出态度—情境—行为理论，阐明了态度、情境、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个体的行为决策由个体态度和情境因素共同决定，且情境因素对个体态度和行为决策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17]。王建明构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意识—情境—行为模型，分析资源节约意识对资源节约行为的主效应，指出物质主义观念、社会压力等情境因素在资源节约意识对资源节约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18]；池上新等在探究环境关心对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时，验证了政府信任在环境关心对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19]。可见，农户环境治理意愿与其角色定位和社会信任密切相关，且社会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提出假设H4——人际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制度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对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的10个地级市，共102个行政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获取所需资料。由于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均为较早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省份，调查这3个省份的农村环境整治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的地理位置分布能够较好地体现我国不同区域农村环境整治的差异性，具有较好的比较研究价值。在每个省份随机选取3～4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在每个城市随机选取2～3个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县(区)或县级市，在每个县(区)或县级市随机选取4～5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2～6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选取若干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18份，回收有效问卷529份，问卷有效率为85.60%。

(二)变量设置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农户环境治理意愿为二元虚拟变量，是农户基于利益等理性判断和自身偏好等非理性因素的综合结果。本研究通过“您是否愿意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进行测量，以更直接和真实地反映农户的环境治理态度。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均值为0.81，表明81%的农户具有环境治理意愿。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角色定位和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主要包括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等2个维度。其中，角色定位通过“农户认为村庄环境主要由谁来整治”进行测量；人际信任通过“亲戚之间为做生意借钱很容易”“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请邻居帮我保管钥匙”“村里人都是可以相信的”等3个题项进行测量；制度信任通过“向村委会寻求帮助时，基本上可以解决困难”“我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媒体上报道的消息都是真的”等3个题项进行测量。其中，角色定位的均值为2.67，表明农户认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主要为村委会和村民自己；人际信任的均值为3.09，表明农户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一般；制度信任的均值为3.11，表明农户对制度的信任水平一般。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2个层面。其中，性别的均值为0.48，表明农户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的均值为55.43岁，表明农户的年龄普遍较大；文化水平的均值为6.15年，表明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其文化水平整体较低，以小学毕业为主；家庭总收入的均值为6.66万元，表明农户家庭收入处于中等水平；家庭规模的均值为5人，表明农户家庭人口数较多；城镇距离的均值为7.49 km，表明农户所在村庄集中分布于城镇周边。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Table 1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三)模型构建

由于农户环境治理意愿为二分类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公式如下：

(1)

其中,Pi表示农户i的环境治理意愿的概率;X表示角色定位;Y表示人际信任;Z表示制度信任;S表示控制变量;α表示常数项;β1、β2、β3、β4表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考虑到村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变量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对相关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分布在1附近，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同时，由于农户环境治理意愿为二分类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将角色定位、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相关控制变量等逐步纳入模型，并估计角色定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表2)。其中，模型1不加任何控制变量，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分析；模型2基于模型1加入个体特征变量进行分析；模型3基于模型2加入家庭特征变量进行分析；模型4在对角色定位、制度信任、人际信任进行中心化处理的基础上，加入人际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制度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进行分析，探究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表2 角色定位和社会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role positioning and social trus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1.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模型4中，角色定位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角色定位越明确，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农村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资源约束、面源污染严重等生态环境问题，对农户的美好生活和农业生产产生较大威胁，促使农户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并增强了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同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养，增强了农户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鉴于此，假设H1成立。

2.人际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模型4中，人际信任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人际信任度越高，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人际信任的联结效用，促使农户不敢做出毁坏自己声誉的破坏环境行为，并促使农户之间形成环境保护协作，逐步形成内发性环境治理机制。鉴于此，假设H2成立。

3.制度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模型4中，制度信任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制度信任度越高，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农户对政府及其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信任，促使农户服从政府环境监管和相关安排，进而提高了农户的环境治理意愿；且农户对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信任，促进农村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得到有效运行，进而提高了农户的环境治理意愿。鉴于此，假设H3成立。

4.控制变量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在模型4中，个人特征中仅文化水平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而性别和年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则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缘于农户文化水平越高，其接收的信息越广泛，越有助于增进其对生态环境的了解，进而提高其环境治理意愿;而性别和年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缘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拓宽了不同性别和各个年龄层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促使农户们大都能较为便捷地获取环境保护的相关信息，导致性别和年龄对个体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4中，家庭特征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缘于进城务工、求学等外出原因使得农户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变少，导致家庭特征对个体的影响变弱。

(二)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在模型4中，加入人际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与制度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为了方便系数的解释，在进行回归之前，对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由表2可知,人际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人际信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调节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而制度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制度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为检验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调节效应，具体采用Amos 26.0软件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由表3可知，人际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P为0.029(P<0.05)，表明人际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再次验证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中人际信任正向调节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制度信任和角色定位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为0.624，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这主要是缘于农村长期以来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农户的人际关系主要通过非正式制度维系，使得农户对街坊邻居等熟人的人际信任超过制度信任，且这种人际信任能够深刻影响其行为决策。鉴于此，假设H4成立，假设H5不成立。

表3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Table 3 Results of regulatory effect analysis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基于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角色定位和社会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1.角色定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角色定位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

2.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

3.人际信任在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人际信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调节角色定位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

4.控制变量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文化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二)对策

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受角色定位、社会信任等影响，应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强化农村社会信任、提高农户文化水平，以增强农户环境治理意愿，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1.加大环境保护宣传。环境保护宣传有助于帮助农户形成科学的自我角色定位，避免农户在环境治理中产生“环境治理不在我”的错误观念，从而强化农户环境保护的意识，促使农户环境保护行为的产生，以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效率。具体包括：(1)开展入户面对面宣传。开展入户面对面宣传有助于深化和农户的沟通交流，帮助农户深刻了解环境保护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如通过基层干部入户向农户宣传环境保护知识、通过环保公益组织入户发放环境保护宣传手册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了解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和信息。(2)利用新媒体加大宣传。新媒体为环境保护的宣传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各级政府和农村环境公益组织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加大宣传。如建立环境保护的微信公众号为农户定期推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建立环境保护的微信群，促进村民互相督促一起学习环境知识；开展环境保护主题的微博活动，让农户在活动中体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结合环境保护日加大宣传。结合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环境保护的相关节日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促使农户在学习环境保护知识的同时，充分感受到当前重视环境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激发农户的环境保护行为。

2.强化农村社会信任。农村社会信任的有效利用有助于提高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效率，尤其是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形成和优化，有助于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等集体行为的产生。具体包括：(1)优化农村的制度信任。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不断强化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逐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从而有效优化农村的制度信任。(2)优化农村的人际信任。地方政府通过积极构建以农户为主要参加主体的组织机构、鼓励农户自发组织特色民俗活动和文艺集会等，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以有效增进农户间的互助合作和沟通交流；同时，地方政府通过积极营造良好的信任氛围，及时规范和制止损害农村人际信任的行为，从而有效优化农村的人际信任。

3.提高农户文化水平。农户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其对环境问题的科学认识，促使其进一步产生亲环境行为。具体包括：(1)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政府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培养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应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既要着力于完善文化硬件基础设施，如建立健全基层文化活动场所等，又要进一步完善文化软件基础设施，如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引进专职文化干部等，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有序开展。(2)整合农村文化资源。地方政府应整合农村文化资源，以进一步激活农户内部文化力量。如通过充分利用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或新乡贤开展相关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使农户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推进农村社会组织的积极协同参与，积极开办书法比赛、家风宣讲等文化活动，帮助农户提升文化水平，营造村庄良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