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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CLASS 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1-01-04周晓洁王晓慧

关键词:变量情况满意度

周晓洁, 王晓慧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指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2020—2035年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依然会持续,城乡之间的老龄化差距会进一步拉大[1]。农村老年人因其特殊的身体机能状态和社会经济地位成为一个相对脆弱的群体,往往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随着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具有的跨时空性、互动性、便捷性、高效性等特点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对农村老年人的生产和生活逐步产生影响。因此,探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增进农村老年人福祉和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老年人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学界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丰富。既有研究除了关注年龄、婚姻、健康状况、居住方式等人口学特征因素之外[2],还关注社会支持因素。既有研究主要把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为非正式社会支持因素和正式社会支持因素。具体来说:(1)以家庭代际支持、社交活动为核心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如杜鹏和宋月萍等研究发现子女精神支持的减少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导致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3-4];王萍和周晶等研究发现,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双向代际支持和隔代照料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程度,从子女处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会显著增进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5-6];张邦辉等分析指出社交活动以良好的邻里关系和邻里照料为中间变量,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健康[7];刘西国分析指出社交活动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就医的便捷性和降低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感,从而有助于改善农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8]。(2)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正式社会支持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如汪连杰认为养老保险制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9];许明和李云蕾等认为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双向影响,在改善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状况的同时,由于老年人的精神诉求较难满足,会导致其心理健康状况恶化,从而降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0-11];亓寿伟等认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12];李德明等研究发现,社区服务显著缩小了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但我国农村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开展情况相比城市较差[13]。

(二)互联网与老年人生活质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使用情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逐步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由于数据来源、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学界关于互联网使用情况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具体来说:(1)互联网使用情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显著。如Cotten等分析指出老年群体高频使用互联网拓展了与他人的交流,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社交孤立感[14];Cotten等研究美国退休老年人,发现使用互联网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减少了抑郁症的种类[15];宋士杰等分析指出使用互联网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补偿性支持,从而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孤独感[16];Shapira等研究发现互联网对老年人认知功能、自我控制能力和独立性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进而影响老年人的人际互动,有助于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17];Sum等研究发现高频率使用互联网可以强化老年人的归属感和社区意识,以增进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8]。(2)互联网使用情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不显著。如Elliot等研究发现计算机或互联网培训对老年群体幸福感影响不显著[19];Slegers等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仅能防止高龄老年人的选择性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但不能有效防止低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下降[20];吴新慧分析指出中国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主要为浅层应用,未显著影响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如老年人社会参与、虚拟社会支持等),且互联网为老年人提供了渠道多样化、内容广覆盖的信息,老年人多方面对比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21]。

综上,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一直是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3点不足:(1)关于互联网使用情况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结论不一致。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部分学者则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2)针对互联网使用情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展开的专门研究鲜少。(3)既有研究较少针对互联网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鉴于此,本研究聚焦我国农村老年群体,采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全国性追踪社会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覆盖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海南、新疆和西藏以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内容为60周岁及以上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健康与相关服务、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身心状况等方面。2016年CLASS调查的样本对象来自全国134个县、区,462个村、居,最终样本容量达11 495个。本研究使用CLASS 2016数据,研究对象为农村老年人,有效样本共5 913个。

(二)变量设置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本研究选用CLASS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进行测量。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3.702 9,表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比较满意为主。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情况。本研究选用CLASS问卷中“过去3个月,您使用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情况”进行测量。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均值为1.122 8,表明多数农村老年人从不使用互联网。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等3个层面。其中,性别的均值为0.527 0,表明农村老年人中男女比例相当;年龄的均值为69.914 4岁,表明农村老年人以低龄老年人为主;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6.220 2年,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年限整体不高,以私塾、扫盲班、小学为主;收入水平的均值为9.696 1,表明农村老年人整体收入较低;健康状况的均值为3.218 3,表明农村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一般;养老保障的均值为0.639 8,表明农村老年人以至少享有1项养老保障为主;婚姻状况的均值为0.696 8,表明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有配偶;子女数量的均值为2.863 9,表明大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数量较多;代际经济支持的均值为6.646 5,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子女对其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偏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10.833 0,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均值分别为7.296 0和6.836 3,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整体偏低。

(三)模型构建

鉴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有序分类变量,故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为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Si=α0+α1Ii+α2Xi+εi

(1)

其中,Si表示农村老年人i的生活满意度;Ii表示农村老年人i的互联网使用情况;Xi表示控制变量;α0、α1、α2表示待估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项。若α1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情况会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反之,则表明互联网使用情况会降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三、实证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表2)。其中,模型1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个体特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特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特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1.互联网使用情况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由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依次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社会特征变量后,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83 1、0.088 7、0.060 4,且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互联网使用情况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别提升8.31%、8.87%、6.04%。

2.控制变量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由模型4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1)个体特征方面。健康状况、养老保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明健康状况越好、养老保障越全面,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主要是缘于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村老年人对他人的生活依赖程度较低,而养老保障有助于减轻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压力,二者均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性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明女性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这主要是缘于女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网络相对于男性来说更为发达,常态化社交有助于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增进其生活满意度。而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农村老年人基本都处于同一社会层级,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和情感交流等影响不大,从而未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2)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和代际经济支持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明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比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高11.24%,享有子女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比未享有的农村老年人高1.20%。这主要是缘于在农村老年人中,配偶彼此之间的晚年陪伴和相互扶持的情感慰藉有助于降低其孤独感,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且子女的经济支持既有助于减轻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也在无形中给予其精神支持和心理支持,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而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子女数量与农村老年人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程度并无直接关联,从而未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3)社会特征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明经济越发达、医疗卫生条件越好的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主要是缘于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村老年人或其子女的收入,且医疗卫生条件越好,疾病治愈率相对来说就越高,这些均有助于为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表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越高的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这可能是缘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越高的地区,通常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除外部的保险、救助金和补贴外,农村老年人自身基本生活保障能力较低,从而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3.稳健性检验。为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替换研究方法、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来进行检验。由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有序分类变量,采取有序概率模型再次进行估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使用频率和智能手机使用频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村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故将这两个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指标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您现在经常上网吗”和“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测量,将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由表3可知,模型1为有序概率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2为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智能手机使用频率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3为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互联网使用情况、智能手机使用频率、互联网使用频率分别在5%、1%、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鉴于此,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二)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群体差异

考虑到农村老年人的个体差异,本研究将农村老年人按照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进行划分,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群体差异(表4)。

表4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群体差异

由表4可知,互联网使用情况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男性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女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网络相对于男性来说更为发达,无需通过互联网便可维系常态化的社交网络,有助于排解其社会孤独感,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低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其他年龄段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年人身体机能有一定的要求,低龄农村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较为健全,能较好地掌握和操作互联网,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情况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为6年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受教育年限为0年、9年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互联网的使用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不识字的农村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较大的文字障碍,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渠道较为多样化,互联网作为社会交往渠道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导致互联网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三)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路径主要通过以下2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互联网作为社会交往媒介丰富了日常交流渠道,能够提高个体的交流频次和效率。尤其是互联网具有不受时空限制、便捷、高效的特点,降低了社会网络内部的信息沟通成本,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他人的交流频率;同时,互联网扩大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进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工具拓展了信息获取渠道,能够增加个体学习、娱乐和休闲的机会。尤其是互联网通过文字、图片、声频、视频等多元化的方式,丰富了农村老年人获取的信息,进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采用CLASS问卷中“您1个月至少能与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进行测量,将回答为没有、1个、2个、3~4个、5~8个、9个及以上的依次赋值为0、1、2、3、5、9,以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是否通过维系和扩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网络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借鉴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22],分两步进行验证。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为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构建模型(2);在同样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考察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构建模型(3)。构建如下模型:

Ni=β0+β1Ii+β2Xi+εi

(2)

Si=γ0+γ1Ii+γ2Ni+μXi+εi

(3)

其中,Ni表示农村老年人i的社会网络,Ii表示农村老年人i的互联网使用情况,Xi表示控制变量,Si表示农村老年人i的生活满意度,β0、β1、β2、γ0、γ1、γ2、μ表示待估系数,εi表示随机误差项。具体检验步骤包括:(1)检验系数β1。若不显著,表明社会网络与互联网使用情况不相关;若显著,则进一步检验系数γ2。(2)检验系数γ2。若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此时,若γ1不显著,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γ1显著,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由表5可知,在模型1中,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农村老年人高11.87%。在模型2中,社会网络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表明社会网络是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之一,即社会网络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表5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Table 5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age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rural elderly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基于CLASS 2016数据,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互联网使用情况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情况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就提升6.04%。

2.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男性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互联网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低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其他年龄段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互联网使用情况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为6年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其他受教育年限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3.社会网络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社会网络是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之一。

(二)对策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受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操作能力,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建立健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和基础,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尤其是城乡在互联网建设和供给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应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的覆盖步伐,大幅提升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降低家庭宽带使用费,从而加速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现城乡同网同速,促使农村老年人“上得了网”和“用得起网”。

2.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操作能力。互联网操作能力是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直接影响因素,关系到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体验感和获得感。针对农村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弱的实际情况,应以家庭培训为核心,辅之以志愿者入户、讲座培训等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手把手”的互联网操作教学,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操作能力。同时,结合农村老年人群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差异,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农村老年人更好地熟悉和掌握各种APP使用技巧,更好地运用互联网为其生产生活服务。

(三)不足与展望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情况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可能会由于农村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不同理解而出现差异化的回答,导致回归结果的准确度有限。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智能手机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频率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该点不足,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本研究仅以1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未能反映农村老年人连续多年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及其差异化结果。随着数据细化程度的提高与可得性的进一步加强,应引入多年数据进行指标细化研究,以更好地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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