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梅英,谢晓佳,郑桂榕

(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发展绿色农业备受关注。茶产业是福建省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但茶叶的农药残留、茶区土壤退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实现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而农户作为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的采纳主体，其参与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此，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着重分析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对促进政府和合作组织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有机肥替代化肥，推进化肥减量施用则是加快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相关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侧重于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政府规制、合作组织治理等方面研究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1.个体特征方面。学界既有研究表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种植年限等个体因素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如李芬妮等对非正式制度和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户主为男性的农户采纳秸秆还田技术的可能性更高[1]；李兆亮等研究经营规模和地权稳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发现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即年龄越大，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越少[2]；尚杰等实证研究农户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因素，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容易选择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等施肥技术，从而促进化肥施用的减量化[3]；周素芬等研究农地确权对种粮大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发现种植年限越长的种粮大户选择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越大[4]。

2.家庭特征方面。学界既有研究表明，家庭党员情况、农业劳动力人数、茶叶收入、土壤肥力等家庭因素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如崔新蕾等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的生产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高、家庭人数越少，则农户越愿意减少化肥使用量[5]；余威震等对农户有机肥替代技术持续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土壤肥力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替代技术持续使用行为，即农户认为自家耕地肥力较好时，会降低有机肥长期持续使用的可能性[6]。

3.政府规制方面。学界既有研究表明，激励规制、引导规制和补贴政策等政府规制因素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如耿宇宁等研究经济激励和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发现政府激励机制对提升农户绿色防控知识素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于艳丽等研究政府支持和农户分化对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素养的影响，分析指出政府颁布的绿色生产相关政策能够有效增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8]；杨钰蓉等研究减量替代政策对农户有机肥替代技术模式采纳的影响，分析指出政府可以通过调控肥料价格等途径来促进农户采纳有机肥替代技术[9]；何丽娟等研究补贴政策和有机肥使用效果认知对果农有机肥使用行为的影响，分析指出政府补贴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果农增施有机肥[10]。

4.合作组织治理方面。学界既有研究表明，合作组织监管、合作组织培训、加入合作社等合作组织治理因素会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如龚继红等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的实现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合作社具有的示范性和指导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合作社成员施加规范压力，有利于提升其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11]；耿飙等对农户减少化肥用量和采用有机肥的意愿进行研究，发现引导农户参加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加强合作组织培训是增加其有机肥施用意愿的有效途径[12]；褚彩虹等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农户加入合作社是影响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之一[13]；郭清卉等对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描述性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均有助于增进农户化肥减量化措施采纳行为[14]。

综上所述，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研究已是该领域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为微观层面上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现有文献或聚焦于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或只探讨合作组织治理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关系，而鲜少对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的共同作用进行探讨，且较少分析合作组织治理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以福建省茶叶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以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助力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研究假设

1.政府规制和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在参考程杰贤等研究的基础上[15]，本研究以政府规制作为农户选择有机肥施用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考量。同时，借鉴孔凡斌等的研究分析框架[16]，认为农户作为“理性小农”选择有机肥施用行为主要取决于农户对有机肥施用的成本和收益的动态比较，农户往往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农户是否选择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决策用以下的动态优化模型来表示：

(1)

其中,x表示农户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决策,β表示折现系数。当x=0时，表示农户选择惯用施肥行为，不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设此时利润为πt=πU；当x=1时，表示农户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设此时利润为πt=πG。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列出满足贝尔曼方程的值函数：

(2)

其中,C表示在政府规制下农户改变生产决策的总成本,πG表示农户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时的利润。本研究定义πE为一个临界值，代表无论农户是否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农户所获得的利润都是相等的。通过计算可以得出πE的值为：

(3)

其中,L代表政府规制作用的大小,c(L)表示在政府规制下农户改变生产决策的单位成本,πU表示农户不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时的利润。

此时，农户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的计算公式如下：

(4)

当πG≤πE时，农户会选择惯用施肥行为，不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当πG>πE时，则农户会选择政府规制下的有机肥施用行为。可见，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理想情况下,πE值越小，则农户在政府规制下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越大。政府规制下农户改变生产决策的总成本C为：

C=c(L)×L

(5)

(6)

当政府规制作用L增大时，政府规制下农户改变生产决策的总成本C和πE值均降低，则农户选择有机肥施用行为所面临的绿色壁垒降低。即政府规制作用越强，农户越容易采取有机肥施用行为。鉴于此，提出假设H1：无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规制显著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

2.合作组织治理和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政府规制对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直接效应，但由于我国农村存在分散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导致政府规制成本相对较高[1]。而通过发挥合作组织治理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规制成本，还可以大大提高行为规范效率。近年来，合作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作为桥梁将政府、农户和消费者联系起来，有效发挥了监督农户行为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合作组织治理体系。如果农户对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措施的社会规范感知越强烈，出于行为趋向一致的心理，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就越大。鉴于此，提出假设H2：有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规制作用减弱，合作组织治理显著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

3.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的交互效应。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的合理配合，有助于促进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其中，政府的引导规制、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能够促进合作组织发挥其内在动员机制的作用，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有效降低合作组织规范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治理成本；且合作组织治理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农户与其他农户沟通交流的渠道，尤其是受从众心理和规避风险心理的双重影响，农户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选择施用有机肥。可见，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施用有机肥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提出假设H3：合作组织治理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互补作用或替代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在福建省茶叶主产区安溪县、华安县、福鼎市开展的关于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入户调研。调研方法以随机抽样和分层逐级抽样为主，在安溪县选取了感德、虎邱、剑斗、龙涓、祥华等5个乡镇，在华安县选取华丰、仙都、新圩等3个乡镇，在福鼎市选取点头、管阳、白琳、磻溪等4个乡镇，随后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4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15～20个茶叶种植户。同时，调研方式采取一对一的访谈形式，调研内容涉及茶农情况、茶园情况、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等方面。共发出564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61份，问卷有效率为99.47%。

(二)变量设置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Table 1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1.因变量。因变量为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在问卷中通过“您是否施用有机肥”进行测量。将没有施用有机肥赋值为0；反之，则赋值为1。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均值为0.41，表明仅41%的农户施用有机肥，大部分农户仍未施用有机肥。

2.自变量。自变量为政府规制。在问卷中通过“您购买有机肥时是否用到农资购买卡”进行测量，以反映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受政府规制的情况。将购买有机肥时没有用到农资购买卡的赋值为0；反之，则赋值为1。地方政府通过农资购买卡可以获得农户的农资购买记录，监管农户与农资平台的交易行为；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农资补助或折扣等形式来促使农户使用农资购买卡，既能促进监管，也能起到推广绿色农资的作用。政府规制的均值为0.33，表明仅33%的农户购买有机肥时用到农资购买卡，政府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规制力度一般。

3.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合作组织治理。本研究选取合作组织监督、合作组织培训作为合作组织治理的代理变量。在问卷中分别通过“您是否参加茶叶专业合作社”“您是否参加合作组织的绿色技术培训”进行测量，以反映农户受合作组织监督的状况与农户所在合作组织的培训力度。将没有加入茶叶专业合作社和参加合作组织的绿色技术培训赋值为0；反之，则赋值为1。其中，合作组织监督的均值为0.23，表明仅23%的农户参加茶叶专业合作社，合作组织监督情况一般；合作组织培训的均值为0.29，表明仅29%的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绿色技术培训，合作组织培训情况一般。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等2个层面。其中，性别的均值为0.89，表明从事茶叶种植的男性农户远远高于女性农户；年龄的均值为49.55岁，表明农户年龄普遍较大；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6.33年，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茶叶种植年限的均值为23.22年，表明农户的茶叶种植年限普遍较长；中共党员的均值为0.27，表明从事茶叶种植的中共党员较少；农业劳动力人口的均值为2.33人，表明农户家庭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普遍较少；茶叶年收入的均值为14.19万元，表明农户的茶叶收入较为可观。

(三)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政府规制、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基于以上变量建立逐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Yi=β0+β1X+β2E+β3(X×E)+γiK+εi

(7)

其中,Yi表示第i个农户的有机肥施用行为;X表示政府规制,E表示合作组织治理;X×E表示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的交互项;K表示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β和γi表示待估系数;εi表示误差项。如果政府规制变量的系数与合作组织治理变量的系数相比下降或变得不显著，则合作组织治理对政府规制具有调节作用。此时，若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合作组织治理对政府规制有互补作用；若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合作组织治理对政府规制有替代作用。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25.0软件对561份福建省茶叶种植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

(一)回归结果分析

在表2中，模型1是仅加入政府规制和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组织治理的回归分析结果。

1.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由模型1可知，政府规制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表明无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通过发放农资购买卡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这主要是缘于农资购买卡能通过折扣优惠来降低有机肥的购买成本，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往往会作出有利于自身收益的选择，购买并施用有机肥；同时，农资购买卡能通过政府溯源监管制度保证有机肥的质量安全，保障农户购买到正品有机肥，减少试错成本，从而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鉴于此，假设H1成立。

2.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由模型2可知，合作组织监督和合作组织培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合作组织监督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表明在合作组织监督下，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更大。这主要是缘于合作社采取试验示范、开展培训讲座等方式，让合作社成员更直观地感受到施用有机肥的效果，并给予农户技术上的指导，降低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盲目性；且随着合作社成员逐渐施用有机肥，农户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会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而有助于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合作组织培训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表明在合作组织培训下，农户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更大。这主要是缘于合作组织培训不仅有利于宣传施用有机肥的作用，提高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还可以提高农户茶叶栽培加工、茶园建设管理、茶叶市场销售等相关技能，以解决农户在施用有机肥时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从而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同时，进一步比较模型 1和模型 2可知，纳入合作组织治理变量后，政府规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小于合作组织治理。这表明在推进农户施用有机肥方面，除了政府规制外，合作组织监督和合作组织培训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缘于随着政府职能的优化和部分监管权力的下放，除了通过政府规制来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外，合作组织治理的积极参与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发挥了较好的潜在引导作用。鉴于此，假设H2成立。

表2 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behavior

3.控制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由模型1可知，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表明男性农户比女性农户更愿意施用有机肥，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施用有机肥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男性农户的身体素质更能胜任这一工作；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农户对有机肥效益和绿色生产的认知，从而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年龄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越不愿意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年龄越大的农户，越不愿意改变以往既定的施肥模式，施用有机肥的可能性越低。中共党员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表明有中共党员成员的家庭比其他家庭更愿意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中共党员的政治觉悟较高，其对政府倡议实行的绿色生产有更强烈的责任感，能够自觉响应政府号召，且会积极主动了解绿色生产政策和相关技术知识，从而促进其施用有机肥。茶叶种植年限的系数为负，表明茶叶种植年限越长的农户越不愿意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茶叶种植年限越长，农户越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种植经验。农业劳动力人口和茶叶年收入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农业劳动力人口越多和茶叶年收入越高的农户越愿意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施用有机肥费工费时，农业劳动力人口越多，施用有机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越少，有助于减少施用有机肥的难度，从而有助于推进农户施用有机肥；且茶叶年收入越高，茶农对茶叶的品质和茶园的土壤肥力等要求越高，从而有助于推进农户施用有机肥。但茶叶种植年限、农业劳动力人口和茶叶年收入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较小。

(二)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合作组织治理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进一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的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表3)，并进一步探究合作组织治理的不同形式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互补作用或替代作用。

表3 调节效应检验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 test

1.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监督的交互项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监督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二者之间存在互补作用，即在政府规制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过程中，合作组织监督可以充当政府规制的互补机制，有效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除了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存在约束作用外，农户在参与合作社时也会逐步形成一种共同遵守的监督规制，即当农户观察到合作社成员长期施用有机肥时，受到压力规范的影响，会潜移默化地改变自身的施肥行为。但二者之间的互补机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缘于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文化水平越高的群体越容易外出前往城市发展，导致农村合作社的大部分成员学历偏低，严重制约了合作社的发展；且政府规制仍在农村发挥主要作用，合作社主要是扮演中间信息传递的角色，农户无法很直观地感受到合作组织治理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未能有效激发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

2.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培训的交互项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培训的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二者之间存在替代作用，即在政府规制作用较弱的情况下，合作组织培训可以充当政府规制的替代机制，有效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这主要是缘于政府直接规制的成本较高，而合作组织治理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通过日常的沟通交流更好地了解和满足农户的需求。鉴于此，有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主要是制定有机肥相关政策，合作组织主要是宣传推广有机肥相关政策，以此来增强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有效促进农户施用有机肥。但二者之间的替代机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缘于合作组织未建立系统的培训体系，对农户培训缺乏长远规划和统一管理，较为注重单环节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实践中往往只是将有机肥施用技术简单穿插到其他培训课程中进行讲授，未能将培训与农户生产过程有效结合，导致农户无法较好地掌握有机肥施用技术，从而制约了有机肥施用技术的推广。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假设H3成立。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基于福建省茶叶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无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规制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合作组织治理时，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不显著。

2.合作组织治理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其中，合作组织监督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互补作用；合作组织培训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替代作用。可见，合作组织治理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互补作用或替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合作组织治理的不同形式。

(二)对策

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受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治理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推广农资购买卡以完善支持体系、加强合作组织建设以提高监督水平、推广有机肥施用技术以推进绿色生产等，从而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助力农业现代化进程。

1.推广农资购买卡，完善支持体系。推广农资购买卡不仅可以对茶农的规范化施肥或减量化施肥进行监管，还可以通过农资补助或折扣等形式为茶农提供更好的服务，但实践中还应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落实质量安全、完善反馈机制等，以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具体来说：(1)拓宽宣传渠道。政府可通过村级广播、宣传栏、村级培训等各种渠道向农户宣传农资购买卡的作用和有机肥施用的效果等相关信息，促进农户对有机肥政策的了解，从而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2)落实质量安全。政府在大力推广农资购买卡的同时，应对农资购买平台进行严格的监督管控，实行统一的检测标准，有效落实农资质量安全工作，促使农户能够方便且安全地购买到正规的肥料，从而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3)完善反馈机制。政府应重视农户对农资购买卡的反馈意见，针对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断规范农资购买卡的使用，以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从而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

2.加强合作组织建设，提高监督水平。合作组织作为政府监督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户的施肥决策，应正视合作组织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合作组织建设以提高监督水平。具体来说：(1)规范管理模式。合作组织应实行规范的管理模式，在增强带头作用的同时提高自身监督水平。具体可以采用统一购买分发肥料、统一开展绿色生产指导、统一解决生产问题等方法来规范合作组织成员的生产行为，以指导与扶助成员开展更高效的生产活动。(2)加大资金扶持。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合作社的注册、税收费用等方法对合作组织进行资金扶持，加大补贴力度，为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的培训提供稳定的资金保证，推动有机肥施用技术的推广和施行。(3)发挥带头作用。政府可以结合具体发展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合作组织培育为模范合作组织，推动模范合作组织带头发展绿色农业，促使其在政府规制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中充分发挥互补作用。

3.推广有机肥施用技术，推进绿色生产。农户受传统施肥习惯影响容易结合以往的种植经验选择继续施用化肥，应进一步改变农户的施肥习惯，推广有机肥施用技术，从而推进绿色生产。具体来说：(1)加大宣传力度。合作组织可以采用公告栏宣传海报、定期发放宣传画册等方式，加大对有机肥替代化肥的相关政策及重要性的宣传推广，以此增强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从而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2)强化技术指导。合作组织应定期聘请专家或技术人员到田间进行示范性和规范性指导，及时解决农民在施用有机肥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协助农户改变依赖经验进行种植的习惯，从而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3)提高绿色素养。合作组织相关负责人应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自觉学习绿色生产的相关知识，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向农户宣传和推广有机肥，以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从而提高农户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