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萍萍，于炜杰，何宛蓉，刘飞翔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这是新时代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全局性的政策和纲要[2]。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不少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宜居乡村开展研究。Jing提出，乡村建设要加强资金投入和人才的引进，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有机农业，提高农民在村庄规划中的关键性影响，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3]。曾福生等认为，农村基础设施是生态宜居的“必要条件”，应从立法、资金、管护、配套制度等方面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建设生态宜居乡村[4]。曹桢等认为，建设生态宜居乡村需要在宏观层面完善绿色发展的乡村生态宜居制度，在中观层面构建政府和企业“生命环境共同体”理念的管理机制，在微观层面提升农村居民生态宜居共同参与的意识与素养[5]。王夏晖等认为，建设生态宜居乡村要做好顶层设计，促进产业发展，落实组织实施，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全过程[6]。可见，现有研究成果丰富了生态宜居的理论层面，但多数从宏观视角研究，鲜有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论证的。有鉴于此，本文在把握生态宜居乡村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晋江市的实地调研，系统总结晋江市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的实践经验，归纳总结生态宜居乡村模式，分析其短板及困境所在，以期提升已有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

一、生态宜居乡村的内涵与特征

(一)内涵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既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延伸，也是新时代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通过生态资源保护及人居环境的协同推进，生态宜居乡村不仅宜居、宜业、宜游，达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有机统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还能满足现阶段城乡居民对美好乡村向往的现实需要。生态宜居乡村的“生态”是以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为前提，坚持绿色导向，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生，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共同增长、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同步提升；生态宜居乡村的“宜居”是通过打造生活基础设施完善、充满人文关怀的美好生活家园，让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安居乐业，从而获得归属感。生态宜居是乡村生态与乡村宜居的有机统一 ，二者相辅相成，共绘百姓富、生态美的美好画卷。

(二)特征

1.生态环境秀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也是生态宜居乡村的发展基础，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村居生活环境两方面。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生态宜居乡村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稳定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坚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形成良性的循环脉络；在村居生活环境方面，保护好田园风光和乡土风情，增加农村绿量，美化村容村貌，塑造“干净、整齐、优美”的村居环境。

2.人文环境舒适。建设“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宜居乡村，关键要以人为本。一方面，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及崇德修睦的醇厚民风，通过以文化人、以文养德，凝聚村民精气神，提升农村气质；另一方面，留住老树、老屋、古建筑，保护好传统村落中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室)、剧院等，让农村成为可安放情怀、可寄托乡愁的精神家园。

3.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必要条件，其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是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生态宜居乡村能够为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如提供涉及污水、垃圾、厕所、道路、路灯等方面的生活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维护，提供农村居民文体娱乐服务及医疗保障供给等[7]，让村民生活无忧。

二、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晋江的探索实践

(一)调研区域与数据结构

1.研究区域选择。我国国土辽阔，不同地区的生态宜居乡村发展进程和现实条件都不尽相同，基于样本代表性的考虑，选取晋江市为研究区域。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晋江市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闽三角的核心。2019年，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列全国第四位，县域经济实力连续26年居福建省首位，是海峡西岸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这为生态宜居乡村发展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其二，晋江市入选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典型单位和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其不断摸索农村改革模式，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创建76个省、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社区)，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综上，晋江市具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部分特征，是新时代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学习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为市情类似的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2.数据来源及样本依据。课题组于2020年1月13—19日，以晋江市76个试点村(社区)为调研区域(表1)，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村内垃圾治理、厕所革命、微景观建设、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本次调研采取交叉平行作业方法，并与村民、干部等深入访谈，同时核查各村(社区)提交的相关材料。

晋江市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主线，围绕“一镇一特色，一村一美景”工程，根据村庄资源禀赋、人文历史和经济基础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至2020年，晋江市已培育20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20个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社区)和36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村(社区)。其中，金井镇围头村获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最美渔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磁灶镇大埔村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村；深沪镇运伙村入选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英林镇西埔村入围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这些生态宜居乡村的发展与建设可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起到学习借鉴作用。

表1 晋江市三类示范村庄名录

(二)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现状

生态宜居是乡村生态建设的重点，也是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晋江市以“一革命四行动”为中心，以“全民动手、美化晋江”为抓手，以“三清一改”为重点，全面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采取“陪伴式”培育方式，通过“以奖代补”的办法，引导各村(社区)积极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

1.从环境整治上看。76个试点村(社区)存在乱搭乱建等违规建筑共704处，已处理乱搭违建619处，处理率为87.93%；在村部周边、村主干道两侧或自然村开展“裸房”连片整治，裸房共计2 974栋，进行整治1 583栋，整体整治率为53.23%；黑臭沟渠共计398处，整治337处，整治率为84.67%；开展“厕所革命”，共建有水冲式厕所403座，平均每村拥有水冲式厕所5.3座，村庄面貌大为改观。

2.从生态绿化上看。76个试点村(社区)共计面积14 485.22 hm2，绿化面积达429 hm2，绿化率为2.96%。76个试点村(社区)共建设124个村级公园，有67个村(社区)建有公园，占比88.16%。通过借脑引智，将微景观建设作为生态宜居建设的突破点，全面创建“五微五营双创”活动体系，76个试点村(社区)共计建设微景观 365个，有44个村(社区)微景观数量在3个以上，有27个村(社区)微景观数量在1～3个，有5个村(社区)尚无微景观。

3.从基础设施上看。88%的村(社区)配套规范化的村级卫生计生室、村民休闲娱乐文化场所、便民超市、公共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76个试点村(社区)道路面积254 hm2，共硬化村主干道路231 hm2，综合硬化率90.94%，有55个村(社区)道路硬化率达100%，有13个村(社区)道路硬化率在80%和90%之间，有8个村(社区)道路硬化率在80%以下。在路灯亮化方面，76个试点村(社区)共建有路灯23 098盏，有30个村庄路灯数量少于200盏，有35个村庄路灯数量在200～500盏，有11个村庄路灯数量超过500盏。

4.从规划建设上看。在76个试点村(社区)中，有57个试点村(社区)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文本，占75.0%，“三生”(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空间布局到位，为后期的乡村经济发展、重大事项建设、乡村资源利用打下较好的基础，有13个村(社区)规划未落实到位，占17.1%；有6个村(社区)未对村庄进行规划，占7.9%。

根据上述分析，晋江市各试点村(社区)因地制宜，依照乡村历史、文化、风俗塑造地方特色，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生态宜居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整体规划缺乏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规划定位不够精准，乡村美学元素渗透不充分，线条勾勒僵硬不细腻，人文意蕴表达不深邃等。

(三)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模式

基于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特点及民俗文化传承差异，将调研试点村(社区)的建设模式归纳为8种，分别为党建引领型、乡贤反哺型、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文化传承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社会综治型(表2)。

表2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模式

三、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发展困境

(一)管理机制待完善，公共服务形式化

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是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的必要条件，是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生产的重要环节。调研发现，大部分村(社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相对完善，但在管理维护上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健身房、阅览室等造价相对高的场所设置在党群服务中心，日常不对外开放使用，大多沦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普通健身器械设置在村内公共区域，普遍缺失专业管理和维护，大多丧失了功能效用，也存在安全隐患。养老服务也存在问题。有56个调研村(社区)配套了敬老院，占样本总数的73.86%，但大量敬老院基础建设流于形式，村民入住率低，针对老年人心理、精神层面的娱乐活动和志愿服务较少提供。另外，公务服务设施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多数依靠村集体经济，但村与村之间存在经济实力差距，不少村(社区)财政吃紧，村集体难以支付后期维护资金。

(二)村民参与感较弱，建设主力军不足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主角是村“两委”和当地村民，两者理应在乡村建设中充分体现出主人翁的精神状态，当好主角，发挥好主体作用[8]。但76个试点村(社区)多数呈现“村委带头干，村民两旁看”现象。村级公共事务治理多由村“两委”决策及执行，较少进行政策宣传和解读，村民主人翁意识欠缺，甚至部分村民认为发展乡村、振兴乡村是国家和政府的事，与自身无关。此外，村民中大多青壮年进城务工，乡村空心化严重，村民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不足。而常住村中的妇幼老弱既没有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也没有实施管理和监督的能力[9]。

(三)乡村美学创意缺乏，千村一面无特质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是全面小康在农村的形象表达。在本次评估过程中，绝大部分村(社区)的生态宜居建设与乡村美学的本质表达背道而驰。其突出表现：重外在标准，轻人文内涵；重人工雕琢，轻岁月沉淀；重眼前改造，轻后期维护。许多试点村(社区)一味采用现代城市标准和元素对乡村进行改造，对“美丽乡村”微景观项目盲目热情，缺乏美学意识和精品之心。不少微景观建立在非本土文化“因地制宜”理念之上，忽视乡村独特性与乡土价值，超越了地域文化记忆和精神信仰的界限[10]，有的试点村(社区)盲目攀比、盲目跟风，没有从乡村原有的空间、人文风俗、历史文化、特色资源角度进行设计，导致微景观建设主题虚设，为美而美。

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优化路径选择

(一)注重科学规划，加强顶层设计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涉及农村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实地调研、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避免盲目建设，从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应处理好农民生产和生活问题，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激发广大村民的内生动力，增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确保建设按照步骤进行，循序渐进地推进规划实施。同时，应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机制，成立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把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工作成效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年度绩效考核中，并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

(二)创新管护机制，落实公共服务

村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基石。完善基础设施投入机制和长效管护机制，制定相关的细则，从源头上理清政府和村“两委”的责任和任务，鼓励村民自发监督并自觉维护基础设施，确保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一次建成、永久长效使用；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以群众的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建立问责机制，谁决策谁负责，对服务效果“长期追究”，对于不符合群众需求的公共服务项目要及时叫停，勒令整改，直到符合村民利益为止；村(居)民的各类活动室要安排工作人员管理，利用村里宣传栏等方式宣传扩大活动室的知名度，保证活动室的各项功能充分发挥。

(三)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人才共建

切实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关键在人。摒弃“等靠要”的思想，积极向农民宣传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意义与政策，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激发广大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拓宽选“才”渠道，重点从致富能手、本土大学毕业生、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等群体中培育选拔新鲜血液，建立乡村实用人才数据库，建设统一、规范、标准、有序的人才评价体系，为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保障。同时，充分利用侨力丰厚的优势，成立侨乡共建会，形成双向交流机制，走“政府牵头推进、村民积极参与、乡贤能人出谋划策、华侨华人添砖加瓦”多主体协同共治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之路。

(四)注重特色取胜，避免千篇一律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要遵循村庄肌理，保留“土气审美”，使乡村景观的发展回归良性、健康的轨道。一要做“加法”，加强规划设计引领，科学谋划乡村“成长坐标”，对村庄进行有机更新，坚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11]；二要做“减法”，减少揠苗助长式地任意创建模式，避免将城市建设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摒弃“形象工程”式的“美丽乡村”评比模式，将环境容量和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发展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三要重“保留”，挖掘、延续甚至还原村庄历史文脉，保存并维护好村中具有历史积淀和艺术价值的传统建(构)筑物[12],结合当地文化遗产、人文历史、自然资源，突出具有乡土气息、晋江特质、红砖瓦厝的闽派审美风格，构建晋江新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