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铮

内容摘要：“君子曰”现象是《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褒贬人物、抑扬事件的论赞功能。《国语》“君子曰”仅“君子曰”一种论赞标记，与所评论对象之间构成“人物语言+（事件结果）+‘君子曰’”的模式，《国语》“君子曰”彰显人物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德行，评论意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

关键词：《国语》;“君子曰”;论赞

《国语》中有九条具有史书论赞性质的“君子曰”，皆在《晋语》中。本文试图在分析《国语》“君子曰”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对《国语》“君子曰”之评论形式、评论内容与思想等做一探析。

《国语》“君子曰”之评论形式

《國语》中有九条具有史书论赞性质的“君子曰”，皆在《晋语》中，分别为：《晋语一》之“君子曰：‘知难本矣。’”“君子曰：‘知微。’”“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君子曰：‘善深谋也。’”;《晋语二》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君子曰：‘善以微劝也。’”;《晋语四》之“君子曰：‘善以德劝。’”;《晋语六》之“君子曰：‘勇以知礼。’”;《晋语七》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国语》“君子曰”的直接评论对象是人物语言，“君子曰”与所评论的对象之间构成一种“人物语言+（事件结果）+‘君子曰’”的模式。如《晋语二》中秦穆公欲立公子夷吾为晋国国君，问冀芮：“公子夷吾在晋国所依靠的人是谁？”冀芮回答夷吾幼时不好游戏、不过分报复人、怒不形于色，长大后也没有改变，故无朋党，亦无仇敌。“其谁能恃乎？”以问句形式，表现出更加坚定的态度，夷吾无所依靠，则必然依靠秦国，可知，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于秦国有利。“君子曰”评论冀芮善于以细节之事劝谏国君。

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不过所复，怒不及色，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怨于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 （《晋语二》）

该例“君子曰”评论与其所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为冀芮语言加“君子曰”评论，“君子曰”的直接评论对象为冀芮劝谏秦穆公的语言。又“君子曰”评史苏论骊姬必乱晋为知灾难之根本一例中，《国语》先载史苏语言，然后呈现史苏语言之背后之事件结果为骊姬果然作乱，最终使太子丧命并使二位公子出逃，并以“君子曰：‘知本难矣。’”作结，是典型的“人物语言+事件结果+‘君子曰’”模式。

二、《国语》“君子曰”之评论内容与思想

“神话时代在其宁静与自然中走向了终结。” 至春秋时，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君离其国者有之，臣叛其国者有之，兄弟相争者有之，篡位夺权者有之，同姓相残者有之，大国灭小者有之，诸侯攻天子者有之……周王室东迁之后，诸侯迭起，周天子处境不复为“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西周末年及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严厉冲击着西周时期建构起来的君臣有秩、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周王朝之地位不是瞬时倒塌的，春秋初年，在郑、虢等国的力量辅佐之下，诸侯依然朝觐天子，周天子依然有权命令讨伐不臣诸侯，只是朝觐不复为西周时期心悦诚服之朝觐，而是一种迫于现实压力的朝觐，“天下那种和谐与整齐的秩序终于坍塌了。” 神话时代的结束以及和谐整齐秩序的坍塌之后，便是理性精神的萌发、成长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国语》“君子曰”评论看似在评价人物语言，但一经分析便会发现，语言背后的事件才是“君子曰”评论的真正落脚点之所在。

“故事的选择、情节的设计、人物的描写、观点的掌握，以及语言的运用，对作者只意味着一件事：如何有效地向读者转达作者的意思，或者他想要转达的东西。” 《晋语二》中“君子曰”评论荀息不食其言，直接评论对象为荀息所说的话语，但《国语》记言之功用仍然在揭示一种在当时具普适性的价值观念。晋献公曾问荀息如何理解事奉国君之事，荀息以“忠贞”二字回答。在献公之子奚齐被里克等人杀死之后，荀息欲为之赴死，有人劝说，不如立骊姬娣之子卓子而辅之，荀息听从劝告，后来，卓子亦被杀死，荀息为之赴死。“君子曰”评论荀息能够做到不食言，强调“信”这一品质。这一条“君子曰”评论并没有立足于整个历史事件去分析立奚齐或卓子为国君会不利于公室，而是就荀息与晋献公之间的语言及事件，抓住荀息“信”这一品质进行评论，似乎“信”这一品质本身比公室命运更为“君子曰”评论所注视。

《国语》“君子曰”论赞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春秋时代人们理性思考的结果，是人的自觉的体现。《国语》“君子曰”以简洁的语辞，评论人物，对后世论赞体如《史记》之“太史公曰”等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意义。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7页。

雅斯贝尔斯著，李雪涛译：《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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