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琼，王馨雨

(1.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2.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 100124)

理解和把握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美学研究的核心要义。朗西埃的平等主义美学思想正是在深刻认识艺术和政治生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为二者搭建了一个感性互通的平台。朗西埃强调，艺术在本质上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但艺术却保持着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政治自主性在内的背离。朗西埃认为，艺术和政治参与了他所赋予的 “可感性分配”(le partage du sensible)。艺术和政治共筑感性的世界，公共空间、时间的重新排列组合成为两种实践的核心所在，在与政治共享的过程中，政治权力无条件下放给艺术。朗西埃强调艺术的政治潜能，但艺术，尤其是蕴藏在审美体制下的艺术，通过其产生审美经验的独特效能，赋予艺术完全自主性的全新标准。因此，我们不是简单将朗西埃的政治美学与传统美学理论进行对比，而要对朗西埃政治美学思想进行谱系调查，真正理解自艺术的审美体制以来存在的审美悖论，进一步为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思想正名。

一、朗西埃关于“可感性的分配”的思考

朗西埃的跨学科式研究涉及教育、政治、艺术等各类领域，毫无疑问在这些实践中始终贯穿着其有关政治美学思想的平等问题研究。朗西埃强调，教育、艺术、政治具有赋予人类权力的潜能，并以平等的前提作为关键因素来实施这些赋予权力的实践。朗西埃以可感性的分配实践为前提，验证其政治美学理论中有关平等假设的合理性。

(一)从政治到美学：基于平等的预设

在朗西埃看来，平等是预设的前提存在，而不是实践的目标导向。Todd May也同样关注到朗西埃对平等问题的解读。他将朗西埃的政治实践和其他当代政治理论做出区分，May认为，朗西埃的政治理论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平等。因为在朗西埃的视域中，正义分配理论以人民的不平等作为预设，必须进行政治干预才能为人类提供平等的可能。平等涉及国家权力机构分配给人民的权利的比重，而不是人们通过自身政治性活动获得的。此外，正义的分配理论侧重于解决社会的利益的分配问题。[1]因此，通过对朗西埃政治理论进行设问，May敏锐地发现，朗西埃眼中的政治平等实际上是积极的平等主义。

朗西埃认为，真正政治的登场始于人们对平等的预设和对现有事物状态的“歧见”，进一步验证平等的可能。尽管朗西埃对赋权实践的关注始于其政治理论，但朗西埃的政治思想最终将这两种要素扩展到其对美学思想的深化中。因此，我们发现，朗西埃的美学理论是在历史和社会实践上确立的赋权实践，它预设并验证平等的存在。通过对美学革命的历史性分析，朗西埃验证了“歧感”美学中政治化色彩的重要作用。

(二)审美经验的产生：艺术的美学体制

朗西埃提出艺术的美学体制，尝试以美学革命的方式，对艺术判断做出全新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艺术的自主性。美学革命，即从图像的识别体制向艺术的美学体制的过渡，是从艺术的识别体制受到质疑时开始出现的，从而确立美学判断的新标准。艺术的审美制度不是通过模仿对象和其方式来确定，而是根据观众的审美经验来定义。因此，艺术引起审美经验的更迭转化，观众可以对艺术品的呈现形式进行自由沉思。鉴于艺术不再受其对伦理或宗教义务的束缚，艺术的自主性成为美学原始场景的核心要义。艺术的美学体制重点关注观众的审美体验。朗西埃强调，席勒的美学理论揭示了新型艺术体制的核心。席勒认为，审美经验支撑起艺术之美和生活的艺术的大厦。关于政治美学的问题，关于艺术的美学体制问题，在此关键点上得以联结。审美经验是有效的表现形式，为艺术的自主性提供依据，将艺术和改造现存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

在审美经验的作用下，艺术的自主性得到保障。在朗西埃关于艺术的美学体制的思考中，艺术从伦理或宗教中解放出来，换言之，艺术的美学体制与其他两种制度不同，它从本质上脱离了艺术目的论的观点。虽然这种自主性在新的艺术制度中得到确立，但朗西埃认为，艺术与政治是有内在联系的，审美经验产生一种异于“歧见政治”的更感性认知生活和艺术的方式，使观众能自发地改变其描绘世界的方式，从而引起美学领域的“可感性的分配”。

(三)审美艺术的核心：感性的分配

审美艺术和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于把握“感性的分配”，划分可见的和不可见、噪音(bruit)和声音(parole)之间的差别，将其作为审美经验的赌注。朗西埃关注审美艺术的变化，在把握艺术品的表现形式时，观众改变其原有、既定的感知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鉴别艺术品。在此过程中，感知进行重新配置，艺术呈现出现全新的内涵。

对朗西埃来说，政治从根本上是审美的表征，政治民主化挑战社会现实的共识性认知，并为新的感性分配下的“歧见”寻找可能。朗西埃的审美解放运动是帮助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民在“感性的分配”中激发潜能，积极投身审美鉴赏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感官的自由性帮助人民从被主观能力制约的感性分配体系中脱离出来，在审美体验的空间中，艺术作品开启了感性和理性能力状态的反思和质询，个体摆脱原有的感性分配秩序，走向审美自由平等的全新分配模式，即对审美“歧感”的追寻。

二、朗西埃对康德自由美学的全新解读

康德强调，审美经验是从无概念的沉思中产生的。通过想象力呈现的图像被纳入理解力的概念之下，然而，在趣味判断中(taste of jugement)，认知能力凸显出二者之间的独特联系。在认知能力的自由博弈中，想象力被赋予自由，方便其对理解力的呈现。这种想象力和理解力之间不断验证的过程诱发了所谓的美学悖论。在康德哲学中，这个悖论被概念和思想之间的区别所化解，这些观念超越概念的范畴，艺术传达的其实是审美思想。自此，艺术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拒绝进行概念式的解读。

(一)朗西埃：从自由体验到平等体验的过渡

朗西埃指出，康德的无概念之美打破创造(poiesis)和知觉(aisthesis)之间长久的交互关系，为观众提供自由沉思的机会。朗西埃从康德关于无概念之美的讨论中挖掘出平等的政治内涵，他创造性地将观众的自由体验转化为平等的体验。在康德美学思想中，无概念之美只限于审美经验中包含的认知能力的自由合法的道德伦理。虽然合法性只是理解力为使呈现有意义而创造的一种主观规则，但想象力与这种合法性相协调的、自由的意义足以让康德论证审美产生自由经验的合理性。我们从认知或实践约束中获得的无私的自由感，即审美经验的统一性，不从属于任何科学或道德的概念和目的，是康德对美的愉悦感的重点解读，这种统一使得审美经验作为自由的经验而存在，更具深厚的伦理内涵。

朗西埃注意到自由式体验，通过自由合法的主体化行动将其转化为平等的体验。与康德的理性法则不同，这种自由合法在政治上凸显出有利一面，它承认观众的自主性，同时允许观众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因此在审美判断中，朗西埃从自由合法的主体化角度衍生出平等的深层次解读。简言之，康德美学有关自治的体验在大体上可约同于朗西埃美学思想中关于观众平等的观看权利。进一步来说，艺术作品拒绝在同一性概念下被诠释，允许观看者通过他的想象力与理解力进行合法化的协调，发挥观者的主体自由，为诠释艺术品保留多样性空间。

(二)朗西埃平等理论的实践活动

朗西埃的平等理论在赋予观众自主权上发挥重要意义，平等的自主权摆脱观众在审美沉思中看作是被动的预设，朗西埃强调，当艺术家和教师认识到观众和学生在自我理解上是积极的行动者时，预设人的智识能力是平等时，观众解放行动就开始了。观众的行动像无知的学生一样，通过观察、比较、解释，观众把观看体验和艺术欣赏本身结合起来，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表演并参与其中。

朗西埃指出，不断验证的教学过程与想象力和理解力之间的自由游戏能媲美。简言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教师假定学生之间存在智力不平等，将大量知识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变得钝化。雅克托则认为，教师的作用不是解释知识，而是倾听、提问，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校教师只是提供学习的背景、情境、框架结构，学生自主学习有了实现的可能。同样，艺术家也只是提供艺术品来赋予观看者权力。因此，艺术的审美体制给予观众自由沉思的自主，艺术家通过承认观众平等的观看权和对艺术品的自主理解，扭转观众的被动观看劣势，为美学解放提供实践的可能。

三、朗西埃对席勒自由和谐美学理论的肯定

朗西埃承认席勒对美学理论研究的独特贡献，与康德的超验哲学相比，席勒的哲学思想为美学研究提供更实证的方法，朗西埃将席勒的美学思想代入对艺术和政治的讨论中，研究其关于自由是介于感官和形式冲动之间的概念，将其与康德关于自由美学的讨论进行对比，展现出席勒的美学思想对朗西埃政治美学理论的构建同样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一)席勒美学对康德美学的批判性发展

席勒的自由美学受到康德美学的影响，但他们二者关于自由的讨论各具特色。对康德来说，最真实的自主性体现在道德领域，来自自然的限制无法上升到实践理性的原则，真正自主性来自理性的法律赋予和意志遵循法律的自由。康德的自由理论独立于感性和自然的约束，独立于理性和道德法则的约束，在他看来，自由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只有美学才能提供自由体验。

席勒对康德道德至上观点的背离对理解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在朗西埃对席勒美学的思考中“自由外观”概念格外突出。在自由外观下体验审美自由游戏的观众享有自主权。“从这种游戏出发，想象力在追寻自由形式的尝试中，飞跃到审美的游戏。”[2]朗西埃强调，自主权不是理性自主，制服感觉的无政府状态。席勒的自由和谐为自由提供发展空间，席勒提出三种冲动能更好地解读其和谐自由的观点：感觉冲动(Stofftrieb)、形式冲动(Formtrieb)和游戏冲动(Spieltrieb)。席勒指出，唯有通过感性冲动，要求得到物质的满足，才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形式冲动让你的行为不得不出于道德律令；至于游戏冲动实际上是席勒主张人既不完全是物质，也不完全是精神的存在。人最根本在于悬设人的自由意志，而感性和理性赋予的强制性显然违背自由原则。

因此，美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也不是投机哲学家眼中单纯的形式主义。正如席勒所言，感性和理性冲动都不占优势，对游戏冲动的强调是跨越康德哲学的过渡阶段。席勒认为美学是实现人性的充分必要条件，自由的体验是教导人如何行动的体验。在康德哲学中，人的目标最终落脚于现实性的道德，理性的人都应该遵循相同的法则，努力成为有道德的人。对道德准则的重点关注成为康德哲学的底蕴，而对理性规律的过分强调会导致对多样性的压制。

席勒逃离康德道德至上的圈子，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席勒认为康德将人性需要从属于道德律令的要求，而席勒将道德准则附着于人性需求之上。席勒认为，人们有不同的倾向冲动，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感性的。如果国家治理只强调感性或理性的某一方面，就会导致“无分之分”的生活受到压制。因此，平等的民主唯有通过和谐的体验才有可能实现。只有美的交流互鉴才能使社会团结起来，因为它关系到一切人都共有的东西。席勒假设所有人都具备感官冲动和形式冲动，但席勒重点关注经验条件的合理性预设，在经验条件下，主体根据实际所处位置做出不同判断。因此，建立一个理想社会需要将各类主体聚集在一起，同时保留其差异性。

(二)朗西埃对席勒美学的继承和发展

朗西埃在讨论美学的原始场景时倾向于使用席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康德强调同一的道德至上，使其难以和朗西埃平等的民主政治进行类比。朗西埃强调，“歧见”政治的出现更迭了社会的治安秩序，“无分之分”者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得以出场，在歧见和平等的作用下，政治主体化得以出场，“当人成为主体，意味着他/她拒绝了治安秩序的管辖，以一种对抗不平等的相悖的方式行事和说话。平等不是被接受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3]

平等和歧见不是断裂式发展过程，产生“歧见”根本上是进行可感性分配的过程，使政治主体化成为可能，使平等成为现实。朗西埃承认歧见的正当性，感性从未超越争议，艺术的实践也是对感性需求进行争议的最直接方式之一。因此，审美体验是艺术品创造的机会，可以抵抗当前不平等的感性分配模式。席勒关于和谐自由的主张，在当下看来更适合通过强调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来承认朗西埃的思想。

四、艺术与象征：美学的悖论

朗西埃在批判并继承康德、席勒自由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将自由的审美经验转化为平等的审美体验，从艺术的审美体制中挖掘艺术的政治内涵。在这其中，美学悖论集中体现在讨论美的艺术和生活的艺术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这一矛盾在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的思想中得到有效说明。

(一)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

艺术赋予的是通过平等的体验，让观看者认识到自身的影响力。朗西埃强调艺术的独特魅力在于激发观众相信自己的能力。为印证这一观点，可以将康德关于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结论与朗西埃关于美学的承诺的想法进行比较。康德认为，理解概念的象征性展示和图式化展示之间的区别在美学认识上意义重大。图式化的展览允许将直觉的多样性归入统一概念中，象征性的展示则只是用类比的方式间接展示概念，“图式物包含对概念的直接展示，象征式世界住某种类比，在这种类比中判断力完成了双重的任务......前一个只只是对这个对象的象征。”[4]

根据康德对审美图式的定义及实践分析，间接印证了美是道德的象征。通过趣味判断中自由和意志在道德判断中的比较，我们发现在道德判断中，意志的自由是意志根据普遍的理性法则与自身相和谐的统一。在进行趣味判断时，主体在想象力的自由中体验自主性。想象力的自由和意志自由之间的类比，在指向主体经验的前提下，使得对自由的体验成为全新的判断对象，而美在其中扮演着象征角色。因此，美本身并不类似于道德，但在做出审美判断时的自由体验是类似于道德判断的表现形式。

康德强调美是道德的象征，进一步在康德对崇高和美丽的比较中得到说明。对康德来说，只有美作为道德的象征，因为美的道德主张是模糊的。崇高缺乏这种模糊性，其理性特征指向性显著。崇高的道德内涵是实在的，崇高是人类道德的真实表征，理性主义对感性经验发挥支配作用，在崇高的审美判断中，这种支配作用表现为由想象力本身发挥的，作为理性认识的工具。虽然承认崇高的道德重要，但只有美才能成为道德的象征，因此，审美经验的意义在于当观众遇到美的事物时，挖掘道德和美学之间的间接联系，自觉判断美是否合乎道德标准。

(二)朗西埃：审美艺术的政治解放

朗西埃的审美艺术具有政治解放的功能。朗西埃使用“承诺”一词来捕捉美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他指出，美学的平等经验对感性的重新分配的政治实践有间接影响。美学是政治性的，观众进行自由沉思，重新分配感性经验，但这种经验的艺术对象，在其表现形式上不需要完全合乎政治性。因此，观众能够以他/她自己的方式根据艺术品的呈现形式进行感性分配，这种感性分配的力量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美学通过肯定不同意见维护多样性，以赋予美学政治内涵。朗西埃认识到当代批判艺术旨在建立统治机制的意识，将观众变成有意识改造世界的个体。根据朗西埃的说法，艺术批判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观众需要在专属的艺术生活中采取行动。如果艺术过于迂腐，只会教人无力理解现状，从而助长僵化。另一方面，批判艺术要求观众以特定视角看待艺术品，破坏观众自由沉思的机会。朗西埃认为，艺术不需要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性色彩，期以改变当前的感性分配现状。事实上，在观众角色转换时，艺术重新进行可感性的分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赋予观众权力。审美艺术的独特政治意义在于，观众可以通过自由思考它的呈现方式，享受与他人平等的体验。同样，批判艺术所引发的再分配使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等级二分法永久化，恰恰破坏艺术的政治色彩，是不值得借鉴的。

综上，审美经验为艺术的审美体制的提出及挖掘美学的政治潜能提供理论支持。朗西埃通过创设艺术的审美体制，在感性的重新分配作用下，通过审美“歧感”深刻改变可见、可感、可做的方式，打破了艺术创作和生产实践之间的区分，为美学平等研究找到全新的路径。在朗西埃美学思想中，他肯定了审美经验中包含的平等主义内涵，尽管康德和席勒对自由的讨论引发了美学悖论的争议，但朗西埃对平等非自由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使其能为美学理论赋予更坚实的政治内涵。

深入挖掘朗西埃美学思想与康德美学思想的内在联通之处，鼓励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勇敢地运用他们的智识争取平等解放。朗西埃对平等的论证，彰显了启蒙运动对于推动平等自由的积极意义。启蒙运动催生了新的艺术制度，同时也挑战其在赋权理论下的家长式权威。席勒美学拒绝理性至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和谐自由的强调允许多样性在共同体中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康德哲学中对认知能力的等级划分。事实上，朗西埃对“歧见”的执着，在对艺术的讨论中显得格外突出，通过对美学原始场景的调查，有效地澄清美学悖论对朗西埃的误解。需要关注的是，朗西埃的艺术审美体制并未彻底解决艺术和生活之间关系的问题，当代美学指向的矛盾问题盘根复杂，朗西埃对平等美学问题的讨论，对反思新世纪各种赋权实践行动的合理性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