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翔薇，袁家兴

(齐齐哈尔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基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1]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开创出独有文化体系，进而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乐”由此成为一套遍及信仰、政治、教育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礼乐之治在周王朝全面展开。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当时诸侯争霸造成的礼崩乐坏，孔子创立了克己复礼的仁学思想，旨在为社会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秩序和制度体系，经历代发展而不衰，并在传统社会得到了充分践行。中国共产党核心执政理念对儒家仁学内涵不但有所继承，更是在新时代有所扬弃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立仁心”于“以人民为中心”、“讲仁爱”于“良法善治”、“修仕德”在“从严治党”，开辟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治国理政之路。

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对儒家“立仁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仁学思想是一种民本思想。释“仁”以“心”，在于人立仁心。人与万物生命相比人心为最灵，人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有其心而不失其通性之全，作为有行动能力的践行者，越能感受和观察到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循环，也就越能看到天地宇宙生物的心。正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儒家认为“仁”之始，源于人之心，人心始于人之性，人之性使于心之所动。人有知觉、感受、意识、思想而使人能感同身受其他同类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并产生同情之心达到共鸣，则：“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同情共鸣之心，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立“心”，就是为中国人民立“仁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思想继承了传统儒家仁学以民为“心”的思想，但又有性质的不同。

其一，一切为了人民。传统儒家仁学提倡为民、重民，认为百姓最为重要。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君主想得到天下的统治必须要做到为民、重民，获得民心，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继承“王权霸业”。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失去百姓的支持，就会失去成国家，没有国家就不会有君主的存在。但是，可以看出其思想是以维护封建君主统治为前提的，是一种站在封建君主王权利益的倒推思维，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可以说，当时的百姓并不直接享有民主权利，只有相对微弱的民生权利，封建君主为了宣扬“君权神授”维护其统治不得已才把“为民”、“重民”的思想放在其执政理念当中。而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是由人民当家做主，实行人民民主协商、人民民主专政，摆脱了传统“家天下”的君主世袭制度，把人民的权力真正归还于人民，使人民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真正的人民民主。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伟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的话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2]这不仅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一切为民的“初心”，也同时表达了中共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决心。

其二，一切依靠人民。传统儒家仁学提倡抚民、安民，认为“和为贵”。儒家仁学民本思想能深刻认识到百姓的力量，倡导社会和谐，强调百姓的主观能动性。把百姓与封建君主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百姓的力量磅礴如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道出百姓可以扶持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但是，儒家仁学民本思想并没有指出百姓与封建君主统治之间的根本矛盾，只做两种概念的比喻阐述，对之封建君主或安抚缓和或残酷镇压。“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则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则倾”(《孔子家语·六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力量核心来自于人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脱离了群众基础的任何社会革命，都将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体，对于历史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历史，推翻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腐朽社会势力，为新的社会制度开辟了前进道路，必然是符合我国人民大众的“心”之所向。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4]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犹如顺水行舟，由伟大人民所推动，把人民作为一个国家的根基，为民造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紧依靠人民，时刻铭记“初心”，才能不忘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实践，自我革新，造福后代，代表了传统儒家仁心“自强不息”的价值精神。毛泽东说：“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4]

其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传统儒家仁学提倡恤民、亲民，认为要忧虑百姓的疾苦。指出君主治理国家应以奖赏鼓励劝导百姓，以刑罚使其畏惧来约束和诱导百姓的行为，建议封建君主替百姓实际处境着想给予一定怜悯、帮助。“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统儒家仁学提倡恤民、爱民，虽在一定程度缓解百姓痛苦处境，但矛盾的根本并没有解决。封建君主统治下的社会是以封建剥削为前提，百姓繁重的徭役与赋税是百姓生活处境疾苦的根本原因，百姓创造的成果被无条件掠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发展，核心是基于人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创造出的价值成果必定不断丰富，属于人民共同享有。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就庄严承诺，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为人民而生，以人民为中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利益的初心目标。深刻理解人民的诉求才能更好的代表人民实行社会的共治、共建、共享，才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6]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集团享有特殊利益，不代表特权阶级利益，只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质体现。

二、中国共产党“良法善治”理念对儒家“讲仁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仁学思想是一种人本思想。释“仁”以“爱”，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其本意为仁爱。仁爱包含了传统儒家仁学思想关爱他人的人道主义，这不仅把仁学思想从人格独立的“爱人”中抽离出来，还给予人以正义秩序的方向。人以人心之动并坚持正确的秩序约束与行使，纠正曲直明辨是非，本身即是一种行仁的理念。讲仁爱、行正义是人与人相互友爱、亲亲、互助、同情等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同天德一样蕴含着内在秩序，失去了这个秩序，就会没有次序，产生混乱。传统儒家仁学思想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从释“仁”以“爱”，的角度出发，达成“仁”的目标就要循着它的秩序，以仁爱、正义实行合乎天生实然的存在，同时也是应然的、必须遵守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善”。“仁义”由此，以私“仁”、私“爱”转化为了善行的“大爱”、“大义”，被推崇为仁学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中国共产党“良法善治”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仁学的道德伦理，又在“讲仁爱”行善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其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德法互补。传统儒家仁学提倡礼制、伦理。认为“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礼记·乐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荀子·王制》)。指出“天”为万事万物最高，“天”的秩序为最高伦理秩序，人类所有制度应遵照对“天” 的礼仪敬意去制定，并把封建君主作为“天”的使者而制定社会规则管理民众。这样，君主发展为社会统治管理最高等级的象征，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以君主代为“天”的意志所划分管理的社会就逐步发展为以人尊卑等级为核心的“仁”思想伦理体系。这种思想体系虽为当时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忽视了人本来的权利，并无“法”的制定秩序，而是“天”制或“君”制。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注重人与所处环境的仁爱平等、和谐共处，提倡发扬和完善现代法治精神，以人为本，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坚持社会的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到共同建设、共同治理社会的管理权利之中，实行人民民主、协商共议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和创新构建公平、公正协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法治的新模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7]。强调“法”治与“善”治的关系，“法”是依法治国的原则，良好的法包括人的权利与法律，是人与法的互补统一。

其二，中国共产党倡导率先垂范。传统儒家仁学提倡感化、教化。指出“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诗·周南·关雎序》)。集中反映为礼仪法度的风化，强调遵照礼制伦理“制天命”以规章、制度、为国家的政治体系，以教育感化人与人共同效仿而遵守政治体系规定，形成自上而下的人与人之间伦理秩序，由此构筑起礼仪国家框架的人本社会规范。教化的核心是仁爱秩序伦理，通过正面的宣传感化，使民众思想不超越一定规则，孟子的所谓“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节制个人不适当的行为，规范个人道德的伦理性以服从群体，减少以至避免社会纷争，整合家庭、民族共同起到和谐“善治”的目的，对促进封建农业社会关系的和谐发挥了极大作用。

传统儒家仁学还提倡德治善行，认为天地万物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而和谐共处，把万事万物运行的“和谐”之道是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称之为“德”。“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周易·乾卦》)。“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有“君”的责任和义务，百姓有百姓的责任和义务，君主为政以德，以仁德来治理政事，使人心良善，知辱而无奸邪之心，百姓才不会犯上作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中国传统儒家仁学的“为政”以德思想一脉相承。

其三，中国共产党实行实质民主。传统儒家仁学和谐社会所提倡的仁德善行，但这种思想一直以君本思想为前提主导，百姓并没有主导权利。中国共产党良法善治强调人的主动性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良法是人类认识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论，而善治则是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的参与和主导，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天人”，也不是某些人，是个体的每个人。坚持以人为本，不仅指出人民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主张人民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了谁”和“依靠谁”，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传统儒家仁学的相关理念，把良法善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的发展需要密切相连，充分发挥对人的价值的人文关怀。肯定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使人的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达到统一并全面进步。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满足人的需要、丰富人的社会关系与全面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民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7]；规划个人能力的实现和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必然。

三、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理念对儒家“修仁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仁学思想是一种修身思想。释“仁”以“德”，是儒家“知行”体系的实践理念，这里的“知”由孟子推介同“智”。儒家认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儒家从仁、智、勇三大品行推介出做事的实践路径，把“行仁”至“天理”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终极标准，由此产生内观思想到反思格物、格物致知，从而达到“知”与“行”并重，“知行合一”。做到“知行合一”，常常要静思于外物而内观自己，反躬自省修身以道理。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第二十》)。儒家不断革新“知”与“行”，好学求思、学思结合，反躬自省以求变革天命而改造世界。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仁学思想对社会的改造革新，又在“躬身自省”上不断下功夫。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型政党。传统儒家仁学提倡内观省察，履行职责义务，坚持仁理忠于理想，忠于己心。在传统社会中人往往因所处环境的不同、地位的尊卑高低、获得信息的渠道单一等大部分言行以上传下达、上行下效为主要表现方式，人在学习效仿各种指令信息中往往要理解思考其意。这种思考方式由“内”产生主观思想，反思推介便形成信念，理想是人对信念的更高思考。传统儒家仁学把这种“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推介为“忠恕”之道，“忠”无二心，尽心为人，了解自己推己及人，“忠”与“恕”循此“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推介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信念。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继承传统儒家思内省的忠恕之道坚守理想信念，始终注重改造主观世界，不断革新，永葆党的先进性，我将无我 “舍生取义”，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奋斗。

其二，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传统儒家仁学提倡外化格物，强调学思实践。儒家仁学认为人在社会实践中，必有一些人是可以学习的能者，选择他的长处学习，可以提高人的格物致知行为外化，内练个人的品质与德行，见其短处也要思考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时刻内观省察己心不被外物诱惑。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记·乐记》)不论身处何位，必须要端正自己本身，严于律己。己正，行仁或处理社会政务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能说服和要求别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广大党员注重党的理论学习，思想建设始终把责任与义务放在首位，注重党的德行修养的率先垂范。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开展主题教育，就是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8]接受思想政治洗礼，加强理论学习，是干事创业的前提，他决定了目标方向的问题，也是道路践行的关键，充分发挥理论与实践的作用，是“知”与“行”的统一，是引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服务型政党。传统儒家仁学提倡和以处众、政是以和。认为和睦协调是政治的基础，做到“政”与“治”的和谐，要严格地要求和责备自己，而对他人应宽容的处之，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达到己政处理内部事物而不受他人干扰，处理外事治理而得到他人的信服。对内于外的反思自省实行宽严相济的方法是体谅外物严格要求自己的一种思维方式。互相配合、协调是一种趋于稳定的和谐状态关系。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9]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就是要从自身“权利”上严于律己、责备自己，躬身自省加强监督，时刻把人民放在首位，要时刻服务人民，对人民负责，才能得到人民的信服。严肃党内政治和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形成心齐气顺的政治氛围；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实现全党的思想统一、行动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贯彻执行；才能够及时发现、有效解决党内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更好地激发党的生机活力，勤恳、忠诚、干净、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履行共产党员职责。

综上所述，科学分析传统儒家仁学思想，充分挖掘其思想内涵，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来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的执政智慧，并不断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制定符合我国特有国情的社会治理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