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诗箴，郭鸿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当我们在谈论闽南童谣传承传播，我们在谈论闽南童谣传承传播的什么？根据笔者的理解，传统上关于闽南童谣的讨论大体可分为基础性的本体研究与建基之上的应用研究。具体观之，本体研究又可细分为历史主义范式与审美主义范式，前者主要聚焦闽南童谣的历史起源以及演进图谱的考据探究，后者倾向征用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描述其艺术特征与美学价值。至于更具实用意味的对策研究则倾向于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闽南童谣传承发展的现实状况并试图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闽南童谣背后潜藏的问题脉络与深层动力日渐成为检视的重点，因此关于闽南童谣“是什么”的本体追问渐次拓展到“为什么”与“怎么做”的现实探寻。

是以，在一次与“海丝”主题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充满期待地向与会专家请益这一困惑或曰问题，并进而引出以“海丝”作为勘探闽南童谣的知识立场与基本视角，从而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关注与讨论。会议结束之后，难以释怀的笔者在文化大环流的跨界交往视域下，希望借助“海丝”所形成的“文化闽南”的阐释框架，继续寻绎闽南童谣的文化意涵、演化脉络、主要特征及其功能价值，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与前提：“海丝”作为视角

(一)闽南童谣的论说主体

从区域格局的划分格局上看，研究主体之于研究对象的关怀重心与地缘关联紧密。宅兹闽南、生长于此(即“闽南文化核心层”的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本土人物，比如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厦门大学中文系周长楫教授，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原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所长陈耕研究员，他们就对厦、漳、泉三地的本土童谣着力甚深，除了将之广为搜集整理、分类编排出版之外，还重视闽南三地童谣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传播状况探讨。两位先生合著的《闽南童谣纵横谈》[1]既有宏观历史把握也有具体文本分析，已然成为这一领域难以绕开的学术地标。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广东潮汕等“闽南文化次核心圈”的热心人士，如韩山师范学院院长、潮学研究巨擘林伦伦教授则更加注重潮州、汕头两地童谣的研究与推广。其与人合编的《精选潮汕方言童谣》作为一本亲和性与实用性兼具的选本，将50首本地特色浓郁、代表性强的潮汕方言童谣，分别纳入“数数歌、游戏歌、摇篮曲、童话歌、常识歌、猜谜歌、劳作歌、亲情歌、滑稽歌、咏景歌”[2]3十个类别进行细腻解读。

海峡东岸台湾地区的有识之士，如台湾民族音乐学家许常惠先生、原台湾清华大学胡万川教授等前辈大家及其影响下的施福珍、黄文车等后起之秀，则在台湾地区闽南语童谣上发力，探讨其与闽南原乡童谣的历史渊源，并对其在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从而从另一角度补足并丰富了大陆闽、粤两地学者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特别是共属“闽南海丝文化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则基于当地流行之闽南语童谣传播状况展开讨论，呈现其因应在地文化而进行的调整演化，指出闽南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互动关联。如曾担任李光耀之华文教师的周清海教授，从闽南方言流变的角度探讨新加坡闽南语童谣的新变情况，而马来西亚槟城作家杜忠全先生等人则身体力行改编与创作适合当地儿童的童谣。至于对闽南文化充满东方主义式之浪漫神秘想象的西方汉学家，如美国哈佛大学伊维德教授、与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交往甚深的原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等人，则对“过番歌”这一闽南童谣的重要题材发生兴趣，并以之为入口探讨闽南人向海外垦拓移民的壮举“下南洋”，进而在周边看闽南与从闽南看周边的多重辩证中审视闽南童谣文化在“海丝”沿线地区的传承传播情况，成为今人研究难以绕开的学术地标。

于此还需要稍作补充的是，另就职业身份的粗略分布来看，除了我们在前后文提及与未涉及的学术名家之外，还有在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社区教育一线传承闽南童谣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与民间无名爱好者，如搜集整理3 200多首童谣的傅孙义老人等人，以及众多长期推进此项“非遗”保护工作的地方文化主管部门与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员。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与辛勤付出，让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落实。

(二)文化环流与家国内外

作为讨论对象的“闽南童谣”远非“非遗”申报材料上那个内涵清晰、外延固定的术语名词，而是需要我们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下采用话语分析理论进行辨析的巨型概念丛。根据由厦门方面牵头申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文本表述，其颇具深意地将闽南童谣界定为“以闽南方言创作和传唱的儿童歌谣，流行于闽南、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华侨华裔居住地，是历代闽南百姓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心理特点，用闽南方言复杂而富有音乐美的韵语和平仄节奏创作，并在传唱过程中不断修改、补充而形成的民间文学形式”[3]577。这一经典定义藉由官方机构的权威背书，已然积淀为一种“新共识”乃至“新常识”而被学界乃至媒介广为征引，因而从表面上讲可谓影响面大、接受者众。倘若从语法角度上来审视这种“常识”，“童谣”毫无疑问是位居主部的中心语，而“闽南”则是作为限定的修饰成分，显豁而又隐晦地提示着人们“闽南童谣”乃是“童谣”这一上位概念的特殊子集而存在。闽南童谣一方面与同批次进入“非遗”名录的“北京童谣”(2008年)抑或是其他批次的“绍兴童谣”(2014年)一样，必然具有童谣(就其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优秀代表的意义上来谈)的一般共性特征，诸如“自然灵动的意象，平淡天真的诗味，朴实贴切的经验，新巧丰美的想象，坦白率直的浅言，简洁明畅的旨趣，响亮悦耳的节奏”[4]等等，另一方面其又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鲜明特殊性，从而使之与其他地域的童谣区别开来，而这种令人瞩目的特色与底色就体现在闽南童谣在形成“文化闽南”的特殊作用。

在经过这番抽丝剥茧的语言分析之后，“何为闽南”与“闽南何为”，便是需要接下来解决的问题关键。依据晚近关系主义的建构观点，“闽南”不仅意指现实可感的地理空间，同时还意味深长地指涉文化空间的动态想象与历史创造，其并非与主体(“我们”)无涉之静止孤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面向主体生成的意义空间与价值体系。进而言之，随着一代又一代以海为田、向洋而生的闽南人向外播撒并开枝散叶、落地生根，在“本土闽南”之外再造了“海外闽南”[5]，进而在“故土”与“新土”的融合互动中超越现实空间分野，整合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文化闽南”。是以，看似质朴无华、盈溢乡土气息的闽南童谣，作为古今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之“文化闽南”的重要表征，在其耐人寻味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过程中，不仅生动显影无数前辈深耕本土的智慧体悟与情感结构，还悄然凝聚着海内外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历史记忆，演化成为维系闽南族群文化身份认同的审美纽带乃至精神家园。

二、基点与视点：与世界对话的地方性

(一)语境之维：历史视野与未来方位

说完空间，再看时间，以便在时空交织的视域融合中重新审视我们讨论闽南童谣的整体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闽南童谣讲述的年代，而在于讲述闽南童谣的年代，因此似有必要按照“重新语境化”之思考方式，而在地域空间之外开启时间之维的历史索思。随之而来的合理追问便是，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历史视野而将坊间流传流行的闽南童谣读物及其研究文献纳入其中并与之对话。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海峡两岸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让我们得以站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高度来重访“唐山过台湾”“唐山过番平”[6]的风云激荡，重述昔日“过番歌”“渡台曲”[7]244(当中就包含或曰混杂着大量的闽南童谣)所潜藏的丰厚历史记忆。是以，识者稍加检视间或不难发现，“过台湾”题材的《刺瓜》《一下子》《拍台湾》与“下南洋”主题的《行船歌》《卖苦力》《番平溪水半咸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学界内外着重阐释乃至过度诠释的对象。同样在这一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的烛照感召之下，更多眼光敏锐、怀抱雄心的专家学者并不是简单地将口耳相传的闽南方言童谣视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而作纯学术考辩，而是自觉抑或不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论中的“影响研究”范式，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8]之坚实基础上，试图刻画其在东南亚等“海丝”沿线地区的演变脉络与传播轨迹，进而尝试性地提供跨文化交往的“闽南样板”而为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贡献“闽南方案”与“闽南智慧”。当然话说回来，大力倡导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互鉴”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或曰前提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而这又密切关联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的区域政经格局变动及其建构文化软力量的迫切需求。正是在此深远意义上，我们才不会将目光继续逡巡在儿童教育层面的技术性认知，才能超越单纯“非遗”保护的表层性解读，从“文化闽南”的角度真正敞开闽南童谣的功能与价值。

(二)路径之问：文化逻辑与“活”的知识

如前所言，若以今日之“后见之明”回瞻，原本处在边缘、自生自长的闽南童谣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在地方文化部门的主导下跻身省级、国家级“非遗”名录，因而得以浮露出历史地表进入话语中心的主流视线并在社会各界的凝视与重视下纳进各式各样的保护规划，进而被按部就班地凝练或曰叙述为一种可供复制、方便操作的典型经验。君不见，近来不少记者与学者以略显兴奋的口吻在各类文章与各种会议中津津乐道各地采取的得力举措及其成效。例如，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王淼老师在其所撰的《非遗视角下闽南童谣的传承研究新视野》一文当中总结了厦门市的一些先进做法：在其所属的翔安区成立“闽南童谣文化研究会”，并计划在当地“建设闽南童谣文化活动中心，作为重点保护闽南童谣文化的基地”[9]。无独有偶，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陈芳女士也在其所著的《闽台同源视阈下闽南童谣的保护与传承》中简要回顾泉州地区的实施情况，即通过“‘闽南童谣合家欢家庭彩铃大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合”[10]，所属县区举办“幼儿闽南童谣说唱大赛”等一系列相关赛事巩固成果。

然而透过某种间歇式热络的表象背后而或须赘言地是，“非遗”所带来的政策扶持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社会资源陡然涌入这一领域，并让原先懵懂的一般民众豁然明白闽南童谣等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远非可有可无的茶余饭后之事，但这也从另一方面提示着人们不能太过乐观，因为闽南童谣之所以能顺利加冕“非遗”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价值与意义之外，恐怕还在于其在现代性的剧烈冲击之下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在追求现代性的社会转型过程当中，闽南童谣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其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

缘此，不少有识之士没有耽溺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结合实际对之进行理性分析、把脉问诊，当中含蕴的真知灼见可略作梳理为如下互有叠合、彼此关联的两个维面。首先也是最为直观的担忧来自闽南方言(作为闽南童谣的载体)的存续危机而引起的连锁问题。令人扼腕而又无奈地是，资本全球流动带来劳动力跨境迁徙，英语霸权强势崛起引发语言生态变局，以及方言本身愈发无力快速表达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使得包括闽南话在内的本土方言在交往共同语的巨大压力下渐次式微。据此，陈耕先生曾忧心忡忡地感叹道：“厦门市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中百分之七八十不会讲闽南方言，百分之四五十甚至听不懂”[1]1。由此显现的逻辑链条是，当方言的“皮”将不存时，那么童谣的“毛”将附着何处？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下面这种不应有的尴尬，即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屡屡出现念着方言童谣之白花苍苍的传承人与读着英文儿歌之蹦蹦跳跳的小孩子。

其次是现代性进程中传统生活方式及建基其上之观念价值体系的遽然改变。应该承认，非新编的闽南童谣时代悠远、底蕴深厚，其作为前现代民间社会的“闽南文化百科全书”无疑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认识价值，可以满足部分阅听人“知识考古”的审美欲望，然而这同时意味着一个难以回避的客观事实，亦即传统闽南童谣着重反映的是前工业社会的古典生产方式，主要因应的是已然抑或正在流逝的素朴生活状态，重点投射的是已被或正被改造的民间伦理与美学理想。根据文化研究的“审美代沟”理论，每一代人由其所置身其间的文化喂养，那么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便于焉而起，传统闽南童谣作为前现代文明的生成物能否以及如何适应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因此，在不无伤感地感喟传统童谣与我们渐行渐远、日渐隔膜之余，更应反思这种疏离背后的现代性因素进而重建其与民间社会在公私“场域”中断已久的有机关联。总而言之，充满着隐喻意味的“危机”一词一方面固然联系着现实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潜藏着未来的“机会”，如何有效的化危为机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选择与行动。

三、理论与实践：面向未来的闽南童谣

无论是问题导向的调研报告，还是纵横古今的长篇论文，抑或是聚焦当下的媒体报道，作者都会依循惯例大力渲染闽南童谣在语言保护、历史认知、幼儿教育、情感认同等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并以之为基对其如何在前所未有的传播大变局中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发表宏论。比如，提倡“从娃娃抓起”，推动闽南童谣进课堂；在“推普”的大前提下保护方言，留住闽南童谣的存在土壤；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与媒体渠道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上全面发力；设计并推广相关衍生文化创意产品，“让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2]；提议两岸文教机构合办“童谣比赛、童谣研讨会、童谣晚会、童谣夏令营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岸青少年共同发展和传承闽南童谣文化”[11]。

在我们看来，上述方案的价值与其说是针对“痛点”与“堵点”给出“高招”与“妙招”，毋宁说是其通过某种鲜明的表态来唤起我们对如何讲好“童谣的闽南故事”与“闽南的童谣故事”所需处理之辩证关系，即老生常谈的历史继承与当代创新如何在实践中达成统一。尽管从理论与理想状态上讲，二者的确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难以完全兼顾。一是有可能陷入传统迷思，以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为说辞来自我安慰并回应外部呼唤创新的莫大压力。平心而论，这种顶住滚滚红尘的诱惑，守望乡土根性的做法固然可敬，但却极易画地为牢、胶柱鼓瑟，有可能会让闽南童谣远离生活世界而最终蜕变为一种失去生命力而仅供少数知识群体瞻仰研究的“博物馆艺术”。二则是与第一种思路截然对立的相反思路，即有可能在市场观念与实用思维的影响下，用力过猛地加入大量当代的时尚元素，工业流水线式地创编大量新式童谣，以期能迎合大众传媒文化熏染起来之新新人类的审美口味，以便在多元娱乐格局的激烈竞逐中存续发展。应该承认，这种做法的初衷或许是美好的，也似乎以较低的成本在短期之内激活并迅速扩充了闽南童谣的市场能量，然而其可能引发的长远后果却值得我们深思。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反复提及的那样，闽南童谣作为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是闽南庶民阶层从孩童视角出发之理解自我、认知世界、表达情感的特有方式，累积了日渐远去之天真素朴的历史记忆，真实还原被主流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底层话语，其在传播过程中的改换改造体现了各种力量(如主流话语、精英话语乃至资本话语)对民间话语“场域”的激烈竞合关系。鉴于此，今人不能“去历史化”地离开这个“本”来过度“创新”，不然就会在美学上扭曲原有风韵，在现实上放逐主体记忆，在心灵上漂泊无根，在价值上荒芜虚空。

那么，如何在实践上而不是理论上规避上述两种偏颇，达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的理想目标呢？目前正在施行且富有成效的做法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站在文化传承事业的高度，支持有志于此的那部分人免于焦虑顾虑、抗住压力诱惑，以对未来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将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原原本本地传下去，使闽南童谣不在历史变迁与现实冲击下变形走样。另一方面则着眼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鼓励有创意、敢实践的那部分人摆脱束缚大胆创新，因应时代发展需求而从内容与形式上为闽南童谣注入新的质素，与时俱化地不断创新中尝试多种可能性。有理由确信，这两条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的实施路径，必将推动古老而又常新的闽南童谣在大历史的交汇点上实现期待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贡献“闽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