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贝申

章亚菲 译

在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新冠视角：全球性瘟疫的哲学教训》中，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点10 中提出了民主理论方面的棘手问题，即严格的技术治理管控与一旁涌动的反叛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他们所称的“温和的技术治理”来调解。

文章中的论述清楚表明，我们的词汇及其所包括的正面对立的姿态，并不一定能缓和对危机相关问题的观点看法。事实上，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即新冠疫情问题在社会中到底是怎么样被讨论的，以及造成了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独立且不同的观点在互相碰撞，刘永谋等人表达了他们的惊讶，“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论点6），也就是“大方案优化”（Grand Scheme Optimizing）范式。该模型以规避风险为原则，核心是基于人口科学范式，遵循这些前提来实行相应的专家治国（expertokratischen Governance）。这样看来，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危机应对的核心问题是危机时刻过度的技术治理霸权（technokratische Hegemonie）。

我强调一下，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霸权不存在，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论述是否真的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与新冠危机有关的问题。它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的批评，但在文章的论点表述中，它并不能公正地对待激发危机的这些社会认知的复杂性。明确地说：有可能新冠危机首先是社会自我理解的危机，因为我们大肆讨论此次危机的词汇看上去有点奇怪的过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