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勇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对于“东方”的描述可以溯源至18世纪初，以1705—1708年阿拉伯传说故事《一千零一夜》由法语翻译成英语为标志。18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东方化”趋势进一步体现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里。这一系列文学作品对“东方”的再现反映了浪漫主义作家对东方民族和文化的主观想象。在他们的观念里，“东方”(The Orient / The East)是一个地理-文化概念，意味着完全不同于“英国特征”的“异国性”(foreignness)和“他者性”(otherness)(Cochran, 2006:1)。

对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的研究，在英美学界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变迁过程。在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以前，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东方地点、东方人物和东方事件被普遍视为引起读者兴趣的小手段，因而得不到重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方”想象日益受到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学者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加速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与其他浪漫主义研究相互交叉，日益融合。

仔细分析起来，这一领域的成果多从东方异趣、东方传说和东方思想对作家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内在意涵等方面着手进行研究，可以归类为他者形象研究、溯源影响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研究等三大范式。

1 他者形象范式

在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学者们很早就发现了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作家热衷于表现“东方异趣”(oriental exoticism)——一种遥远的东方所独有的、不同于西方体验的异域情调，认为这无疑丰富了作家的创作想象，拓宽了他们的创作空间。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东方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把“东方”视为西方文学创作的灵感与激情来源，他认为将“东方”的意象引入诗歌可以大大激发诗歌的想象力(Franklin, 2011: 72-88)。他创作的《财富宫殿》(PalaceofFortune:AnIndianTalewrittenintheYear1769) 就是一个例证。 1813年，托马斯· 穆尔(Thomas Moore)在他的波斯题材叙事长诗《拉拉露哈》出版之前四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拜伦和他本人创作东方文学作品的情况时，把东方传说比喻成无人涉足的“领地”，这就是东方主义作品经常出现的西方人在东方开疆拓土的意象。穆尔还指出当时东方想象的一个共同特征：这里“到处显示出精彩和新奇”，这类东方想象经常运用故意夸大的异域情调来吸引读者(Moore, 1964: 275)。

“东方异趣”实质上体现了英国浪漫主义作家通过主观想象建构的“东方”他者形象。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 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把他者形象定义为“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 (2001：120)。他这样解释“形象”与“想象”的联系：“形象是描述，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的在场成分的描述。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型(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对这种混合物，必须了解其在感情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映，了解其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想象所产生的偏离。”(2001：157)

巴柔认为，尽管他者形象有种种不同，但反映出“异国情调的一些明显的固定书写策略”(2001：180)。这些书写策略自然而然地成为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研究的焦点，其一是景观的他异性。浪漫主义诗歌对东方景观尤其是园林艺术的描写，勾勒出一个带有浓郁异域风情的超自然世界，体现出与欧洲人熟知的西方世界的“空间断裂”(巴柔，2001：180)。洛厄斯(J. L. Lowes)、玛丽琳· 巴特勒(Marilyn Butler)等学者都曾指出《忽必烈汗》和骚塞写作于同时代的《破坏者萨拉巴》第六、七卷之间丰富的互文关系(Leask,1998: 4)。我们如果着眼于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1797年手稿(Crewe Manuscript)，考察这首出版于18世纪90年代末、再版于19世纪初的传奇史诗和当时的游记作品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诗中“中国园林”的暗指意涵(Leask,1998: 5)。里斯克根据《破坏者萨拉巴》脚注提供的线索，利用18世纪晚期出版的乔治· 斯当东(George Staunton)著《使团纪实》(AnAuthenticAccountofanEmbassyfromtheKingofGreatBritaintotheEmperorofChina)和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著《东方造园论》(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等历史资料，详细考证了前人尚未充分重视的忽必烈汗园林的地貌学意义(topographic significance)。他指出，“鞑靼皇帝本人是一个园艺师”，“诗歌前36行再现了一座美轮美奂的人工园林，而不是自然的景观”(Leask,1998: 6)。忽必烈的专制思想体现为“建造一个世界园林”，在审美上塑造一种个人崇拜。

简而言之，柯尔律治在诗歌第一部分刻画的忽必烈汗的园林以及中国传统的造园艺术，是忽必烈汗在政治上推行个人崇拜的具体表现——他把个人意志通过造园艺术强加于自然之上，以显示自己拥有随心所欲地操控政治的权力。在柯尔律治眼里，钱伯斯等人所描述的风景如画的东方园林是东方专制、个人崇拜和造园艺术的具体体现。而这一切可以与英国国内的君主制(monarchy)、神职制(priesthood)及贵族制(aristocracy)等“旧的腐败制度”相互对照，这正是18世纪90年代柯尔律治等人猛烈抨击的目标(Leask, 1998:13)。

他者形象的“性感化”是想象研究的另一焦点。东方世界对感官享乐(sensuous enjoyment)和闺阁(harem)文化的沉迷迎合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想象，他们把“东方”作为“能支配的他者”，从而“建立一些暧昧、复杂的关系”(巴柔，2001：180)。在《诗意的鲜花、印度的幽园》( Poetic Flowers/ Indian Bowers)一文里，蒂姆· 富尔福德(Tim Fulford)指出，威廉·琼斯在诗歌《七泉》(The Seven Fountains, An Eastern Allegory)里描绘的花草茂盛、令人着迷的印度花园是一个“安乐之所”(locusamoenus)。他写道：“1772年琼斯对于东方的描绘是受到一种欲望冲动驱使的文化挪移(appropriation)，这种冲动促使他逃离西方‘文明’而倾心于装饰华美的极乐花园。……他的诗歌吸引人之处仍然是放纵欲望的东方主义套路。”(Franklin，2006：116)他还指出，琼斯所抱持的仍然是优越的基督教理念。在琼斯看来，“东方”是受西方支配的他者。印度花园所折射出来的“东方是一个不真实的舞台，想象力在此上演，欲念投射的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幻象。只有当诗歌中的主人公的身心摆脱了物质享乐，他才能逃到天国，得到宗教的报偿”(Franklin，2006：117)。

东西方交流伊始，伊斯兰“闺阁”(harem)文化因其有别于欧洲的性别伦理引发了西方人浓厚的兴趣，刺激无数西方人的想象，成为“东方异趣”的重要标志。西方人一般认为“闺阁”文化具有纵欲、暴力等典型的东方特征，体现出压迫妇女的政治意味，成为社会专制和暴政的隐喻。而齐德瓦伊(Abdur Raheem Kidwai)通过解读蒙塔古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的书信，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蒙塔古夫人于1717年随丈夫出使奥斯曼帝国，她在使馆写的书信是书信体东方游记的著名例子，成为包括拜伦的“土耳其传说”在内的许多浪漫主义东方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齐德瓦伊指出，蒙塔古夫人的亲身见闻剥离了闺阁文化所谓“纵欲、色情、猎奇、淫乱”等特征。“她的记载并未重复窥淫癖和性幻想的传统形象套路，而是把闺阁视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比较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和东方的一夫多妻制的合适的场景，客观地解释不同文化中妇女的地位问题。”(Kidwai, 1995: 16)

殉夫制(satī/suttee)是浪漫主义东方诗歌的重要题材，也引起他者形象研究的关注。印度婆罗门妇女在她们丈夫葬礼上自焚殉夫，这一残忍行径在19世纪的英国引发极大关注。在《〈异教徒〉和19世纪帝国主义厌女征》(The Necessary Orientalist? The Giaour and Nineteenth-Century Imperialist Misogyny)一文里，约瑟夫· 刘(Joseph Lew)指出拜伦诗歌《异教徒》和殉夫制不仅有“思想上的关联”，还有“历史上的佐证”(Richardson et al.,1996：188)。诗歌女主人公蕾拉是典型的“被东方化的女性”，刘认为，对“被东方化的女性”这一概念的分析对于理解全诗至关重要。在拜伦的东方诗作中一再出现“被东方化的女性”形象，她们最终的归宿大都是死亡，这与拜伦诗歌里欧洲女性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预期。19世纪20年代后，“拜伦的诗歌在欧美广受欢迎，刺激读者痴迷于美丽的、死去的，尤其是东方的女人”(Richardson et al.,1996：175)。刘利用19世纪的历史资料和拜伦的传记资料，详细考察《异教徒》中殉夫制的“各种指涉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在欧洲人的眼中，蕾拉之死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把闺阁和妇女视为私有财产的必然结局，是对残暴的东方男权专制的写照。但另一方面，殉夫制又能得到19世纪英国贵族(包括拜伦本人)的理解，折射盛行于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厌女文化(Richardson et al.,1996：189)。

在《印度与浪漫主义想象》一书里，约翰·德鲁(Drew, 1987: 186)使用“综摄(syncretism)”(1)“综摄”(syncretism)，据《牛津词典》的解释，意指对于哲学或宗教上不同或对立的信条或实践而做出的统合或调和的努力；狭义上说，“综摄”指的是17世纪初George Calixtus 创立的学说或原则，旨在调和各新教教派的矛盾并最终统合各基督教派(参见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ition)。事实上，在各个宗教演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综摄”其他异教的现象。比如，天主教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综摄”现象，具体情况可参见Klemens Löffler, “Syncretism”,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4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383.的概念，说明西方文化对东方异域文化有一种“综摄”作用，论证浪漫主义作家具有超凡的能力，能够“吸收和转变”威廉· 琼斯爵士等东方学学者引进的“来自东方的影响”，目的就是为了证实浪漫主义作家具有“更加丰富的想象力”。从浪漫主义对“东方异趣”的文学描述之中，学者们看到的是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冠冕堂皇的“综摄”作用，西方作者把东方幻想成闲适的逃避之地。然而，这类研究更多地着眼于“东方”形象的建构及其不同于西方的外在差异性，而缺乏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纵深维度。正如里斯克(Leask, 2000: 475)所指出的，在这类着眼于“东方异趣”的研究里，“历史学、人种学或地缘政治学知识都沦为替浪漫主义想象服务的‘原材料’，而浪漫主义想象则变异成为拉图尔所说的‘累积中心’，能够动员、稳定和混合一切东西，无论远近”。如果仅仅把18世纪末再现“他者”文化的文学文本解读为对异域风情的描写，就忽视了其中的政治美学问题。反思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2 溯源影响范式

梵· 第根(1985：50，78)认为，“一种心智的产物是很少孤立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依据他的考察，民族的独特性与不同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一次同时出现，正是在浪漫主义时代。在1950年出版的《东方的复兴》法文原著中，雷蒙·施瓦布(Schwab，1984: 18)指出，浪漫主义的出现本身就受到18世纪后期欧洲“发现东方”的影响，他称之为欧洲的“东方复兴”(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La Renaissance oriental)。一大批东方文本的翻译出版为欧洲的艺术家和作家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因此，对于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这一典型的跨民族的“心智的产物”，学者们会有意无意地利用基亚提供的研究方法，发掘其“所受影响的外来渊源”，探究这类影响体现的“思想动向”(基亚，1985：88-89)。

学者们一般认为，《一千零一夜》是浪漫派作家“东方”想象的重要来源之一。洛厄斯(Lowes, 1986: 416)最早指明《一千零一夜》对柯尔律治早期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老水手行》里追寻《一千零一夜》的印迹就如同在橡树的枝叶中搜寻已经逝去的昨日的阳光雨露。但是，阳光和雨露就留在那里。”卡拉奇罗(Caracciolo, 1998: 7-20)利用作家书信和文献史料，细致剖析《一千零一夜》对于华兹华斯的《序曲》、柯尔律治的《老水手行》、骚塞的《破坏者萨拉巴》、拜伦的《唐· 璜》及济慈《恩底弥翁》和《圣亚尼节的前夕》的影响。在《借来的想象》(BorrowedImagination)里，阿塔尔则更进一步。在列举出浪漫派诗歌中不同于以往的主题、人物、意象、象征和语言之后，她提出疑问：“那么，这一切创新来自哪里？是什么启迪了这些年轻的诗人在20几岁就写出人生的华章？他们模仿了谁？是他们自己真的创造了这些人物、主题、意象、象征和语言，还是他们跟随了其他作家，包括外国作家的脚步？”(Attar, 2014: 6)她全面考察了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诗作里的 “东方”叙事，详尽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传说对这“六大诗人”(Big Six)构建“东方”想象的影响，从而得出一个独特大胆的结论：研究浪漫主义时代的“创新之处”，应该更多地着眼于阿拉伯伊斯兰渊源，而不是西方渊源(Attar, 2014: 6-24)。

一系列土耳其-阿拉伯神话传说为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卡瓦利罗(Cavaliro)把土耳其-阿拉伯伊斯兰传说分为“东方专制”(Oriental Despotism)、“闺阁情调”(Eroticism of the Harem)、“巴巴里海盗”(The Barbary Piracy)等不同的主题类型，分别考证它们对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的“东方”想象产生的影响。

浪漫主义扎根于奇幻文学(fantasy)，受到神话传说(myth)的滋养。出于对当时欧洲的僵硬刻板的社会意识(当时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是宗教遵从和王权盛行)的极度反叛，浪漫主义热烈地欢迎洲际探险、殖民活动和科学发现的到来，希望这些活动能够逐步瓦解旧的社会意识，产生新的神话。18世纪的浪漫派对于百科知识怀有强烈的兴趣，描写伊斯兰教东方(Islamic Orient)的神话传说和奇幻文学受到特别的重视。浪漫主义根植于东方奇想，滋养于伊斯兰神话(Cavaliro, 2010: ix-xx)。

随着东方想象渊源研究的深入，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类东方想象是否反映东方的宗教、哲学对浪漫主义作家思想的某种影响？戴维·瓦林斯(David Vallins)对柯尔律治的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从柯尔律治的多篇诗作里，我们都能看出他对《薄伽梵歌》(TheBhagavadGita)和威廉·琼斯的印度著作的浓厚兴趣。《忽必烈汗》中有关东方的描述把具体的史实和奇妙的幻想结合起来，这与当时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在解释印度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联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如出一辙。柯尔律治认为，诗歌的作用是唤醒人的想象直觉，这一直觉能使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统一起来。他的这一观点既反映出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又体现了传统的印度教教义。从他关于犹太教教义、基督教教义以及二者与基督教思想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柯尔律治通晓当时和以前的东方学成果，对于东方思想和东方文化的了解远胜同时代的浪漫主义作家。柯尔律治认为，“东方”代表着把自我与他者、精神与物质、意识与无意识统一起来的超验的直觉。这一观点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柯尔律治可以算作他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带有东方意识”的作家(Vallins, 2013: 5-6)。

对于布莱克作品中神秘莫测的东方想象，有学者联系印度的密教传统加以考察。他们认为，布莱克所描述的“人类意识未分化的状态”与印度教的不二论(nondualism)思想类似，可以“从古印度哲学克什米尔湿婆教义的不二论的角度加以理解”(Freeman, 1997: 32-33)。据弗莱考证，布莱克了解的唯一一部印度文学作品是《薄伽梵歌》的英译本。布莱克把人分为天使、魔鬼和上帝的选民的观念，“可能来源于《薄伽梵歌》里‘三德’(Gunas，即自然的三面相)”(Frye, 1969: 173)。

然而，戴维·威尔(Weir，2003: 12)对于上述研究提出质疑，他指出这种原型批评—类推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脱离了布莱克思想的历史语境，在今日之新柏拉图主义和阐释主义的语境之中解读印度教教义，从而得出布莱克的思想符合东方神秘主义传统的结论。事实上，布莱克对于印度教教义的认知带有当时盛行的激进政治和比较神话学色彩，他不一定觉得18世纪末从东方传至伦敦的文学作品有多么“神秘”。威尔的研究力图还原布莱克的思想语境。当时，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受到主张共和制的政治理想的挑战，政治语境和神学语境的变化造成18世纪宗教思想大转变，促使英国人对印度文化有更明确的认识，这一切发生在布莱克创作生涯之中，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实际上，布莱克亲眼见证了被后世作家称为“东方复兴”的一系列新发现——一系列梵文典籍经过效力于孟加拉国东印度公司的威廉·琼斯爵士的发掘、整理、翻译，在欧洲得以出版。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足以与马斯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为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翻译希腊典籍，促成“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这一论断在今日的欧洲也许让人震惊，但是18、19世纪的浪漫派作家确实把“东方复兴”视为“新古典时代结束的标志，正如同古典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一样”(Schwab, 1984: 11)。威尔认为，布莱克的东方想象是历史的产物，很难把布莱克和婆罗门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简单的影响关系，而是历史条件所导致的东西方文化交往的复杂产物。布莱克的确可能从某个第一手资料里借用了一个形象或一个观念，但是，布莱克诗歌体系里的印度元素并不像斯威登堡(Swedenborg)的神秘主义影响那样直接明显，而是受到诗人所关注的政治、神话及神学传统调和改造，成为他的思想的一部分(Weir, 2003: 16-17)。

相较于形象研究范式仅停留于对“东方”异趣等表面因素的关注，溯源影响的研究范式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东方思想和文化对浪漫派作家创作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互动关系。但是，影响研究范式也有不足之处，即“长久以来，浪漫主义研究更多集中于作家个人的思想以及创作想象”，这样就把研究封闭在一个阐释的循环圈内，无法突破(Richardson et al. , 1996: 11)。 玛丽琳· 巴特勒(Butler, 1994: 402)评价道，这类研究方法仅仅把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物质和意识形态关系作为一种非批评性的工具(uncritical instrument)，出现在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视野之中。诚如巴特勒(Butler, 1994: 403)所言，只有为浪漫主义东方想象赋予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意义，才能“突入被(西方)学术共识长期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反映“世界帝国争霸和帝国颠覆想象”这一浪漫主义时代的实质问题。

3 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范式

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东方学》和《文化和帝国主义》对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的研究无疑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萨义德(Said, 1978: 42)认为现代东方主义发轫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早期”，一种持续的“反帝国主义”的文学批评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在英国开展起来 ，但是英国浪漫主义时代被视为一个全球旅行和全球探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东方主义在英国社会具有巨大的文化、政治意义。

萨义德指出，西方指涉东方的艺术作品与殖民权力共谋。尽管在稍后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Said, 1993:ⅩⅩⅤ-ⅩⅩⅥ)特意提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尾声，“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所有的都是混杂的，异质的，极端不相同而非铁板一块”，但是他的关注点仍然是殖民者建构的“一个活跃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西方和一个‘慵懒无为的非西方的本地人’”之间单一的对立关系。学术界对萨义德描述的这种具有历史一致性的东方观念提出质疑。巴特勒(Butler, 1994: 397)认为，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东方主义要素的范围广、内容多样，不可能像萨义德在研究里所展示那样，是一种单一整体的结构。丽萨·洛(Lowe，1991：8)认为，不应把文学作品里“对于东方的再现”简单地视为“完全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表达”，“这种整体论逻辑(a totalizing logic)会压制异质逻辑的可能性。在异质逻辑的可能性下，文本不是语境的简单复制(实际上语境是多元易变、不可再现的)；东方主义最好能成为表达差异性的载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借鉴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致力于还原英国浪漫主义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浪漫主义作品中东方主义话语的差异性，力图从不同角度揭示东方想象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里斯克和沙里·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的研究最具影响力。

把东方想象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进行考察，这种研究会涉及到民族身份、文化差异、帝国主义控制的道德伦理等问题及其伴随的焦虑感、罪恶感等情感。这种“焦虑感”对“帝国意志”而言究竟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不同的学者观点不一。在这方面，巴雷尔研究德·昆西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范例。他不仅关注到德·昆西的东方奇想中“根本的和原始的”元素，还突出强调了“满满的社会罪恶感”——在一个“国民想象里充斥着帝国主义幻想”的时代，这种罪恶感变得合理了，个人的奇想置换了社会的罪恶感。巴雷尔(Barrell, 1991: 20-24)认为，德·昆西作品里带有异域情调或殖民色彩的地理场景是一块投射欧洲人矛盾心态的“空白屏幕”，一方面欧洲人“不论个人还是集体，都 (有意识地把东方)置换或改写为不同于自己的他者”，另一方面欧洲人又想使东方“保持原貌”，成为对照自身的帝国主义焦虑感和罪恶感的参考物。

同样，里斯克通过分析拜伦、雪莱、德· 昆西等人的创作，考察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东方话语所体现出来的焦虑感和不稳定性。里斯克(Leask,1992: 2)认为，对这几位浪漫主义诗人及同时代的作家而言，焦虑感是意识形态矛盾的结果。拜伦、雪莱的矛盾，可以用“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观念(liberal imperialism)”这一字面上看似对立的概念来归纳；在德· 昆西这样的原沙文主义者看来，意识形态的矛盾体现在“鸦片”这一具体的物品之中。它实质上是因恐惧“东方”他者支配而产生的一种梦魇般的妄想狂，“东方”的他者会使西方人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感，带来文化、种族和性欲退化的威胁。

马克迪西把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置于帝国主义的历史语境之中给予考察。他认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标志着最早的持续地(很大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反对现代化文化的努力的成型，帝国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成为这种努力反对的对象”(Makdisi, 1998: 9)。 他从对浪漫主义时代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著作和诗人威廉·布莱克的预言诗的研究中提取了“反历史(anti-histories)”的概念，详细分析了华兹华斯、司各特、拜伦、雪莱、布莱克等人的作品，尤其考察了这些作品中对东方世界和东方文化种种描述，得出了结论：“全球化在成为文化主流，得以具体实践之前，很早就有了一张叙事蓝图。19世纪末随着穆勒提出的‘世界历史’和‘世界时间’观念逐渐崛起为文化主流，辗转传播并最终渗透到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具体而言尤其是诗歌，当仁不让地成为探讨现代化的种种可能性和彰显反现代的异域风情的首选之地。”(Makdisi, 1998: 8)

进入21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研究更加多元化。彼得·基特森(Kitson，2007：1-10)的《浪漫主义文学、种族和殖民遭遇》聚焦于“种族”(race)这一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关键概念，通过对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德·昆西的文学作品，以及当时已经出版或尚未出版的游记、探险记录、自然史等原始资料的绵密考证，重新考察、梳理了“种族”概念在西方的起源及其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演进情况。 安德鲁· 华伦(Warren，2014: 1-45)的研究引入后殖民主义批评方法，从美学、政治、文化等维度拜伦、雪莱、济慈等诗歌中“东方”再现，提出了“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想象突破了传统的‘唯我论’(solipsism)的藩篱”这一新颖的观点。科恩-弗利格罗(Cohen-Vrignaud，2015：23)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宽了范围，不仅包括浪漫主义时代经典的“东方”诗歌和小说，还涵盖讽刺文章、新闻报道、小册子、政治经济论文、演讲词等当时各种文献资料。最终科恩-弗利格罗得出结论：一方面，东方想象能够强化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削弱帝国统治的审美和修辞功能——它能够使人们在情感上疏远统治者，引发大众对压迫性的税收政策、残暴的刑罚、警察镇压和性管制的反抗”。

4 结语

客观地说，后殖民主义批评范式的介入大大推进了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研究，促使其关注点从东西文化外在的整体差异深入到“东方”想象内在的分裂与矛盾。这一范式已经触及浪漫主义研究的一个本质问题——想象的异质性问题。从本质上讲，“东方”想象折射出来的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并且涉及历史、性别、经济、种族、政治等诸多范畴，呈现出“不稳定性”和“令人不快的多重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成为浪漫主义研究的难题之一(Warren, 2014: 8)。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述三种范式均存在理论盲点。传统的他者形象研究和溯源影响研究很少涉及“东方”想象的异质性。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虽已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是，对于“东方”想象何以呈现成这样的“不稳定性”和“多重性”，它却无法做出明确的论证。

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兴起的现代性批判范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斯图尔特· 霍尔(Hall，1996: 247-250)认为，有必要“用文化移转(transculturation)或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重新解读和不断打破”单一的“殖民者—被殖民者文化二元对立论”，从后殖民主义视阈“对现代性的回溯和改写，是对历史编纂中呈现的宏大叙事整体模式的批判性干预”。有鉴于此，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反观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就成为一个合理的、新的范式。依据这一研究范式重审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我们就会发现，西方霸权在其初起之时(浪漫主义时代)就有破坏其稳定性的不确定因素。“东方”想象所呈现出来的分裂的、多重的特征，正是当时英国社会转型之际现代性焦虑、现代性审美对抗和现代性的世界主义等多重因素作用于浪漫派作家的结果，英国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的多重面相在本质上是浪漫派借助异域-异质因素对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审美批评。这样看来，现代性批判范式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介入为解决浪漫主义想象的异质性难题开拓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