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系列的双重叙事运动
2020-12-31姜淑芹
姜淑芹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自1997年以来，《哈利·波特》系列已风靡全球20多年。《哈利·波特》系列始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到2000年第四部出版时，因其空前畅销，开始遭到主流批评界的强烈抵制。学者们冷静下来认真阅读作品后，才发现这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的作品，很快便形成了两种研究走向，“一是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导向的主题学研究，致力于挖掘作品中丰富的文学原型；二是以社会文化批评为导向，评析作品中涉及的性别、种族、权力、多元文化等主题” (姜淑芹，2008b：86)。早期研究偏向于传统性，近年来的研究话题越来越多元化，与消费主义、权利话语机制、酷儿理论、认知批评等理论相结合(Panoussi，2019：42)，称其为“极具史诗意味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崔筱，2015：97)。但是，这些关于后现代主义特点的话题研究往往只是关注作品的某侧面，忽视了《哈利·波特》系列在整体叙事方式上的自我解构性。在善恶争斗的宏大英雄叙事背后，还有一股贯穿整个系列的微小个人叙事暗流，形成一边建构一边解构的双重叙事运动。本文挖掘作品中隐性的叙事暗流，解析其与故事的显性叙事互为补充、相互颠覆的审美张力。
1 双重聚焦主体与感知者
聚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叙事学概念，它“以感知行为为标志，并以不同的行为主体作为识别特征”(陈芳，2017：4)。聚焦概念的出现强调独立于叙述之外的感知行为，即在对叙事文本的情境、事件、人物等进行描述时，总有一个看待所有这一切的视角，或观察点，通过这一观察点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并借由同一个或不同的叙述者之口将它们“说”出来。在叙事文本中，聚焦所涉及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谭君强，2008：82-83)。《哈利·波特》系列整体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聚焦的主体和客体，即感知者和聚焦对象却具有双重性，既有从魔法世界的感知视角看待哈利·波特的叙述也有从哈利·波特的感知视角看待魔法世界和自己的叙述。这种双重性使文本产生了多义现象，因为“感知往往能体现出特定的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申丹，2018a： 85)。最突出的便是哈利·波特的人物形象问题。哈利·波特无疑是魔法世界的英雄，但同时他“身上又带有现代反英雄的特性”(姜淑芹，2009：82)。这种矛盾的身份特征正是由于感知者认识的不同而产生。哈利·波特的英雄身份是被魔法世界的宏观视角塑造出来的，即一种外聚焦的视角，代表了整个魔法世界群体对哈利·波特的肯定与期待。故事一开头便通过魔法世界的两大权威人物麦格教授和邓布利多校长的视角为读者营造了关于哈利身份的神秘气息：“他会成名的——一个传奇人物——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今天定为哈利·波特日，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会有许多写哈利的书——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知道他的名字！”(Rowling, 1997：13)随后在哈利身上便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事情，包括悄悄消失的玻璃，猫头鹰传书等事件，直到哈利·波特的神秘身世被揭开，哈利进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故事情节按照传统英雄历险的模式展开。不管是对角巷的人，还是哈利·波特的老师和同学，这些从外部视角感知到的哈利·波特都在不断地印证他的英雄身份。
如果我们把感知的视角切换到哈利个人的内聚焦，看到的便是他的弱小与普通。在麻瓜姨妈家里，哈利一直被欺凌。虽然对角巷的人见到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都毕恭毕敬，哈利自己却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更多的是为自己对魔法世界的无知而感到羞愧胆怯。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之后，虽然感到开心，但各种功课对他来说仍然压力巨大。就连最能表现他英雄气概的历险部分，因为罗琳在情节上设置了叙事逆转(1)在《哈利·波特》系列每一集作品的高潮部分，读者都会发现不是助者变成了对手，就是对手变成了助者，营造出出其不意的叙事逆转效果，详见姜淑芹，《论〈哈利·波特〉的叙事结构》，《外国文学研究》第32卷第3期，2010年6月。，等到最后与伏地魔的化身面对面时，哈利感到的不是骄傲，而是惊愕与懊恼。例如在第一部中，当他看到面前的敌人不是他一直以为的斯内普教授，而是奇洛教授时，哈利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相信这一切，这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288)，随后哈利便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就已经糊里糊涂地取得了胜利，躺在病床上收获了大量“朋友和崇拜者送给你[他]的礼物”(231)。《哈利·波特》的每一部都遵循这种模式，哈利和他的朋友们每次都因为不遵守规则而落入伏地魔的圈套，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勇气与机智，但每次都是要靠师长的帮助脱险，直到最后一部哈利才真正成熟起来。整个系列描绘的是一名普通少年不断犯错逐渐成长的过程。但这种从哈利个人感知角度的描写隐藏在魔法世界对哈利·波特伟大形象的宏观聚焦框架之下，读者很容易被魔法世界的新奇和故事的史诗性吸引，忽略了微小的个人视角。
随着故事情节的复杂化，两种感知视角都开始更多地聚焦于解构哈利·波特的英雄性。在第四部结尾，哈利亲眼看到了伏地魔的归来，因此在第五部的一开头便表现得焦躁不安。他的教父小天狼星给他写信要他“安分守己……不做任何鲁莽的事情”(Rowling，2003：9)，好朋友罗恩和赫敏也劝他不要着急，但他“内心的怨愤不断地堆积，他真想大声怒吼出来。如果不是他，甚至谁都不会知道伏地魔回来了！”(10)回到魔法世界后，哈利多次对两个好友和教父发火，小天狼星提醒他要“保持礼貌”，不要“发脾气”(123)，但他甚至还多次感到想要攻击邓布利多校长，最后还因为冲动地闯进了魔法部而永远失去了他的教父。从哈利的朋友、师长的感知视角对他的描述是烦躁鲁莽，一个典型的叛逆期青少年形象。
代表魔法社会的魔法部对哈利的压制更是将善恶争斗的英雄历险变成了个人反抗权威的无奈与失落。从哈利年龄不够却意外入选三强争霸赛开始，他便被看成了一个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而不惜撒谎的人，连他最好的朋友罗恩都说：“你可以把实话告诉我的，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很好，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撒谎呢？”(Rowling，2000：287)等到他迫不及待地想警示大家伏地魔已经归来的时候，以魔法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不愿意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选择隐瞒真相，不惜一切力量把哈利·波特塑造为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魔法部长福吉利用手中的资源，在媒体上抹黑哈利的名声，“使外面的巫师都认为他只是一个蠢笨的男孩，是个笑料，尽说一些荒唐的无稽之谈，就为了使自己出人头地”(Rowling, 2003：74)。高级调查官乌姆里奇教授更是因为哈利说了真话而罚他每天在自己手上刻“我不可以说谎”的字样。哈利·波特无力改变现状，他“迷失在谎言、半真半假的事实以及各种各样谜一般的信息中，哈利·波特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被人相信”(Flaherty，2004：93)。此时的哈利·波特“身上的英雄光环完全褪去，呈现为一个典型的从虚幻中惊醒的反英雄形象”(姜淑芹，2008b：84)。
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故事的最终结局自然是正义得到了伸张，哈利·波特仍然是魔法世界的英雄。但整个系列结尾的英雄与开头的英雄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善恶争斗的传统英雄叙事框架经过微小个人叙事的内部解构已经演变成了现代普通人的心路历程。难怪哈迷读者认为小时候看《哈利·波特》惊诧于其非凡的想象，梦想着自己也拥有强大的魔法斩妖魔除鬼怪，长大了才看到哈利·波特的辛酸与努力(Natov，2001：311)。双重聚焦的叙事手法使哈利·波特的人物形象变得立体化，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命体验。每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曾经历过压抑、反抗与无奈，梦想着有一天成为无往不胜的英雄，又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平凡与奋斗的价值，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哈利·波特。
2 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
从叙事进程的角度来讲，哈利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其实是表层文本与潜藏文本的互动过程。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传统英雄，潜藏的视角却塑造了一个挣扎的现代普通人形象。 传统的英雄叙事重在强调命定论，“哈利·波特系列的文本中充斥着与生俱来的英雄气质、由内至外的领袖风采，确保一切回归秩序的自我牺牲等结构符码”(Mendelsohn，2002：160)，但与这个显性的表层文本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隐性的潜藏文本，它在不断强调个人选择的力量。“命运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冲突贯穿整个系列七部小说，但研究界却始终没有关注到这个双重性”(Pond，2010：18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自由选择的叙述隐藏在宏大的英雄叙事框架之下，并且作者采用了碎片化的方式分散提供信息，只有反复细读文本才能发现。其实，早在2004年和2007年就已有资深哈迷关注到了这个问题(2)详见Dworsky, Lauren.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in Harry Potter.” Mugglenet. 20 Dec. 2004. 9 Oct 2007
有能力战胜黑魔王的人走近了……生在曾三次抵抗过他的人家，生于七月结束的时候……黑魔王会把他标为自己的劲敌，但他将拥有黑魔王不知道的力量……他们中间必有一个死在另一个手上，因为两个人不能都活着，只有一个生存下来……有能力战胜黑魔王的那个人将在七月结束时诞生。(Rowling, 2003：841)
预言是英雄故事常用的元素。传统的预言是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人力可以改变，所有的神话故事及民间传说都是如此，例如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老国王选择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无法摆脱厄运。哈利的历险都是因为伏地魔想要抵抗命运的安排，但他注定每次都失败。在《哈利·波特》系列中，这个预言贯彻始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读者哈利的神秘性，但围绕预言的叙述却隐藏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特别是粮食作物生产经营的“直接物化成本+地租+人工成本”三大投入要素价格，全部呈现陡峭的直线飙升状态，农业生产经营全面走入高成本时代。这就要求发展具有更高赔偿金额和赔付标准、更广阔的农业生产成本覆盖面的农业大灾保险来为农业生产活动保驾护航。
这个预言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选择，因为这个预言适用于两个男孩，一个是纳威，一个是哈利，他们俩都生于七月底，父母都在凤凰社，两家的父母都曾经三次从伏地魔手里死里逃生，也就是说那个有能力战胜黑魔王的人也有可能是纳威。但“黑魔王会把他标为自己的劲敌”，也就是说哈利的命中注定实际上是伏地魔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哈利作为自己的劲敌，由此便改变了哈利的一生。
被黑魔王选定后，哈利的人生似乎就被预言左右了，从小便顶着“救世主”的光环，承担着拯救整个魔法世界的重任。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利最终成为拯救魔法世界的英雄也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最初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时，分院帽就很犹豫，并且认为哈利更适合去斯莱特林学院，因为它“会帮助你走向辉煌，这毫无疑问”(Rowling, 1997：121)。但哈利最终去了格兰芬多。这个时候的哈利对斯特莱林并无多少了解，他的选择只是基于对马尔福的厌恶。在对角巷购物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傲慢以及对非古老巫师家庭出身孩子的轻蔑让哈利感到不适。后来在火车上马尔福对好友罗恩的嘲弄更加激起了哈利的愤恨之心，并且从罗恩那里了解到一点马尔福一家与黑魔王的关系。面对分院帽的时候，哈利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未来是否辉煌，而是遵从了自己当下的内心。哈利选择的是纯洁正义的一方，正如邓布利多指出的，哈利必须杀死伏地魔，但“不是因为预言！而是因为你自己，你不这样做就不会安心！”(Rowling, 2005：511)伏地魔选定了哈利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他一定要追杀哈利。但预言中并没有说哈利必须做什么，他也完全可以不理会那个预言，但出于正义的本性，即使伏地魔不来追杀他，他也一定会站在反抗伏地魔的一方。伏地魔与哈利的命运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而非命运的安排。
作出预言的特里劳妮教授在故事中被塑造成一个老骗子的形象，她那些所谓的预言都是无稽之谈。邓布利多校长认为她没有丝毫天赋，并且认为占卜课也没有必要开，“因为我们行为的因果关系总是如此复杂、如此多变，所以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Rowling, 1999b：426)。神奇动物马人费伦泽更是对特里劳妮教授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她的时间几乎都浪费在自吹自擂的废话上了，这种废话被人类称作算命”(Rowling, 2003：603)。费伦泽指出人类向来不怎么擅长预测未来，就连马人也都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才拥有了这种能力，但是“有时连马人都会看走眼，所以过于相信这一类事物是很愚蠢的”(604)。在《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当哈利感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对抗伏地魔时，邓布利多向他强调，“永远不要忘记，预言的意义只是伏地魔造成的……伏地魔把你当成对他最危险的敌人，而这样一来，他就使你成了对他最危险的敌人”(Rowling, 2005：509)。这句话听起来比较绕，邓布利多进一步解释道，特里劳妮教授的预言误导了伏地魔，并且他只听了一半就采取了行动，而如果伏地魔没有听说过那个预言，就不会去杀哈利，哈利的母亲也不会牺牲自己保护儿子，伏地魔也就不会因为牺牲魔咒的力量而制造出自己最可怕的对手。也就是说，预言本身并没有意义，这一切都是伏地魔选择的结果。如此一来，预言的权威性就完全被颠覆了。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申丹教授称这种与情节发展齐头并进、贯穿文本始终的叙事暗流为隐性进程(3)申丹教授早期对隐性进程的研究限定的范围比较狭窄，基本都局限于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篇幅短小，语言精练，申丹教授举例的隐性进程很不容易为人所察觉，都是通过细致的文体学与叙事分析才发掘出作品的隐含进程。申丹教授2019年与2020年新发表的论文中探索的范围有所扩大。《哈利·波特》系列的这些叙事进程虽然在文本层面有明确的表述，但也不同于传统的隐匿情节、第二故事等，而是更接近于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进程概念。，并认为这种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交互作用、互为补充，联手表达出经典作品丰富复杂的主题意义和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申丹，2018b：84)。哈利·波特被塑造成英雄，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选择对抗邪恶。他的对手伏地魔也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而他选择把自己塑造成伟大的黑魔王。他们之间的争斗从表层叙事来看“用各种象征符号勾画出一幅社会意识形态画面……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仪式、规则等”(Heilman et al.，2003：242)。简而言之，哈利·波特与伏地魔的斗争代表着传统的善恶之争，象征着颠覆偏见、追求多元平等世界的努力，是宏大叙事，那么是什么使两个男孩做出了如此影响深远的选择呢？这些宏大的善与恶的根源是什么呢？《哈利·波特》系列通过微观叙事的潜藏文本回答了这一问题。
3 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
正邪冲突是托尔金以来的高奇幻小说的基本主题，但90年代之前的奇幻小说对于两派之间争斗的原因通常模糊处理，往往是黑暗势力无端地就崛起。这种模糊性是奇幻小说被指虚空逃避的重要原因，因为抽象的正邪对立十分空洞，主人公的所有冒险活动就沦为模式化的行为，即评论界所诟病的类型文学的套路，缺少具体的深刻的现实关怀。《哈利·波特》系列在传统奇幻小说的大模式之下，不仅融入具体的社会问题，并且使黑暗势力与正义势力争斗的基本点也具体化，一个追求单一专制的极权统治，一个追求多元和谐的平等生存。不仅如此，这种对立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不仅哈利·波特的命运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黑魔王的命运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更进一步的是，作者还挖掘了造成这些选择的原因——是否拥有父母的爱。关于哈利的力量来自母亲的牺牲的叙述贯彻整个系列，同时也潜藏着关于伏地魔缺少母爱的叙述。关于原生家庭是否给予了孩子爱的力量这样的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形成了映照。
作为成长故事系列，它也是哈利逐渐体会父母的爱的力量的过程。哈利能够成为大难不死的男孩是因为母亲施了一个古老的魔咒，牺牲自己保全孩子，这个魔咒保证了哈利在成年之前不会受伏地魔的伤害。哈利最初并没有完全明白母亲为他做的牺牲的力量有多么大，甚至会有些厌烦邓布利多总是强调他的力量源于他有爱。等到最终了解了伏地魔的身世后，他才体会到母亲的牺牲护符力量有多么强大。
伏地魔的恐怖则源于母爱的缺失，他本名汤姆·马沃罗·里德尔，他的母亲梅洛普·冈特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四大创始人之一斯莱特林家族的后人。她的父亲和弟弟因为她出身巫师家庭却没有魔法技能(哑炮)而残酷地虐待她，可是实际上她的魔力只是因为父亲的高压和恐怖行为而无法正常发挥。她痴痴地暗恋着村里的一个麻瓜汤姆·里德尔。在父亲被抓去阿兹卡班服刑后，梅洛普使用魔法让汤姆·里德尔与她一起私奔了。但真相败露后，汤姆无情地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她。梅洛普深受情伤，完全没有活下去的意志，生下儿子后一个小时便死去了，临死时只希望孩子长得像爸爸，并给孩子取了父亲的名字。梅洛普没有给予小汤姆一点点母爱的力量，她陷在自己的悲剧里不能自拔，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那个不爱她的男人身上，但如孤儿院院长所说：“从来没有什么汤姆、马沃罗或者里德尔家的人来找他，也不见他有任何亲戚，所以他就留在了孤儿院里。” (Rowling, 2005：266)作为一个生活在麻瓜孤儿院的小巫师，童年伏地魔的一些奇异力量让其他的孩子感到害怕。可汤姆的成长历程中没有一点爱的力量，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特异功能后，选择了利用它们恐吓、惩罚、控制别人，从中获得满足与存在感。
爱的缺失使汤姆成长为一个冷漠、自私、孤傲的孩子。长大后经过多方查访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冷酷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祖父母与舅舅。汤姆切断了一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将自己的名字重组为伏地魔，开始了孤家寡人独霸天下的征程。因为憎恨麻瓜父亲，他也憎恨自己身上的麻瓜血液，所以坚决不会再采用父亲的姓氏，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带领食死徒们维护魔法世界的纯正血统。在第二部中，他亲口向哈利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将自己原来的名字“汤姆·马沃罗·里德尔”(Tom Marvolo Riddle)重组为“我是伏地魔”(I am Lord Voldemort)的。二者字母完全一样，只是排列不同。
难道你认为，我要一辈子使用我那个肮脏的麻瓜父亲的名字？要知道，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萨拉查·斯莱特林本人的血，是通过他后代的女儿传给我的！难道我还会保留那个令人恶心的普通麻瓜的名字？他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抛弃了我，就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个女巫！不，哈利。我给我自己想出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知道有朝一日，当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时，各地的巫师都不敢轻易说出这个名字！(Rowling, 1999a: 314)
伏地魔的选择本质上是一种畸形的报复。他的悲剧根源于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偏见，麻瓜对巫师的偏见。因为父亲的偏见与抛弃行为，使他心中充满了恨，而母亲也由于这种偏见的影响而没有能力给予他爱的力量，使他的人格产生了变异，选择了一个人与全世界对抗。社会偏见造成了伏地魔父母的家庭悲剧，这个家庭悲剧在伏地魔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社会偏见问题。
哈利选择感恩母亲的牺牲，选择理解接受父亲的不完美，因而在关键时刻总能获得他们的保护。在第三部中，遭遇摄魂怪围攻时，“呼神护卫”咒语并不熟练的哈利召唤出了一头牡鹿守护神，成功击退了摄魂怪。哈利以为那是爸爸为他召唤出的，因为爸爸的守护神是牡鹿，但实际上他的守护神也是牡鹿，是哈利自己凭借心中对父亲的崇敬之心成功召唤出了自己的守护神，邓布利多又一次指点他道：
你认为我们爱过的人会真正离开我们吗？你不认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晰地想起他们吗？你父亲活在你的心里，哈利，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格外清晰地显现出来。否则你怎么会召来那样一个特别的守护神呢？(Rowling, 1999b:427)
父母的爱长久地保护哈利，哈利对他们的爱则使那份爱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迸发。到了第四部伏地魔恢复肉身，哈利面临生死大劫的时候，哈利的父母的灵魂又一次通过闪回咒出来保护他不受伏地魔伤害。从来没有感受过爱的伏地魔轻视这种爱的力量，他的选择是杀害自己的父亲和舅舅，反而去采用仇敌的血来使自己复活。而邓布利多却选择了延续哈利母亲付出的血的牺牲，把哈利送给了她仅存的姐姐，使血缘的纽带成为持续保护哈利的力量。哈利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这些给予的爱转化成了自己的爱，因而当他成年后，父母的力量再也无法保护他的时候，他仍然能够依靠自身爱的力量击退伏地魔。
在第四部结尾的时候，伏地魔取了哈利的血得以复活，因此不仅打破了不能碰他的魔咒，并且把哈利的一部分也放进了自己体内，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哈利，这也是为什么邓布利多教授让哈利学习大脑封闭术来阻止伏地魔的这种控制。哈利没有学会封闭大脑，但最终还是赢得了战斗，邓布利多又一次强调爱的重要性，但这一次已经不是父母给他的爱，而是哈利对教父小天狼星的爱。
关在那个房间里的那种力量，你大量拥有，而伏地魔根本没有。那种力量促使你昨晚去救小天狼星。那种力量也使你不受伏地魔的控制，因为在一个充满了他所憎恶的力量的身体里，他是无法近身的。到了最后，你能不能封闭大脑已并不重要。是你的心救了你。(Rowling,2003: 844)
哈利从父母那里接过了爱的旗帜，学会了爱父母、爱亲人、爱朋友、爱正义、爱所有人。所以到了第六部的时候邓布利多又指出了哈利与伏地魔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二人之间的联系，哈利能够看到伏地魔的思想、野心和他的蛇语，也能看到伏地魔的威力，但哈利从来没有接受黑魔法的诱惑，从来没有显露过追随伏地魔的欲望。“简而言之，是你的爱保护了你！唯有这一种保护才有可能抵御伏地魔那样的权力的诱惑！虽然经历了那么多诱惑，那么多痛苦，你依然心地纯洁，还像你十一岁时那样”(511)。
在系列的后几部中，《哈利·波特》已经超越了儿童个体成长，开始探讨社会生活中人的欲望追求与各种力量的博弈。哈利经历了来自魔法社会的误解、打击和诱惑，仍然能够保持初心，靠的就是以爱的力量凝聚而成的“精神共同体”的力量。视角从社会转到家庭后，罗琳又一步步将哈利和伏地魔的个人故事重新推进到社会层面，哈利的爱从最平凡的亲情开始，包含了友情、爱情与同情，到最后一部时发展到甘愿为整个魔法世界受死的耶稣式大爱。伏地魔则始终孤独前行，靠恐吓聚集乌合之众，最终败给了靠真心与博爱赢得了小精灵、马人、巨人、甚至幽灵等所有生灵帮助的哈利。
从社会到家庭再到社会，罗琳始终在关注宏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英雄叙事的本质特点，“神话里的事件不仅仅只影响某个领域的规则，而是要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Dickerson,2006:28)，但她同时巧妙地在二者之间插入了一个家庭作为支撑点，使空洞的社会问题有了具体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哈利·波特》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家庭教育案例。原生家庭的爱能够给予一个人力量，缺失这种爱则会毁灭一个人。改变社会问题的希望也在于最小的社会单位，即家庭的力量。奇幻小说的英雄叙事模式主要由20世纪50年代的托尔金发扬光大，而在这之前还有20世纪初期内斯比特开创的家庭魔法，强调家庭的力量，一直是英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罗琳巧妙地将两种传统融合，既关注宏大的社会问题，又通过微观叙事拉近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探索解决社会偏见问题的出路。普通人往往会认为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与自己无关，从微观的家庭视角可以看到，其实它与每个具体的个体息息相关。崔筱认为罗琳创造出偏执的伏地魔这一形象，是为了突出当代社会信仰危机的巨大破坏力，他从不相信救赎，只是一味地追求永世的生命和无尽的权力，为达目的不惜滥杀无辜、灵魂分裂。作者用伏地魔制造魂器的行径暗喻由于信仰缺失所导致的无知与残暴，试图唤醒更多的人重视信仰，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就像能够驱散摄魂怪的守护神咒语那样，只有努力相信美好的事情才能帮助自己战胜恐惧和黑暗(崔筱，2015:96)。这一观点准确地总结了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内涵，但关注到作品的微观叙事后，我们才能找到信仰缺失的原因所在，保持初心的力量源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以爱的力量克服偏见、颠覆独裁，努力建立和谐共存的美好家园。两个叙事进程相互补充，既关注到外部世界的矛盾斗争，又可以反思个体的生存方式，使我们不仅聚焦于问题，更要思考问题的根源与解决办法。
4 结语
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趋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但文化上多元性的诉求也越来越强，“全球化之于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消解了认同的‘单一性’和‘本真性’”(王宁，2010:98)，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期待彰显自己的独特性，二者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渴望新秩序，但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参与，都要体现自我价值的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伟大的英雄，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以博爱的胸怀共建一个承认他者、容忍差异的和谐生态社会，这正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现实意义。申丹教授总结了九种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相互补充的情况，其中一类是针对儿童的童话情节和针对成人的隐性进程，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进程，才能对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创作技巧达到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申丹，2019: 87)。这其实是优秀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儿童看热闹，成人看门道的双重性。《哈利·波特》系列就是一部“不仅适合少年儿童，更适合成年人”(刘绪源，2018:149)的优秀作品，它的表层叙事为儿童们讲述了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英雄历险故事，隐性进程让成人们看到了后现代社会普通人的挣扎、努力与选择。其实《哈利·波特》的读者群不仅仅限于儿童/成人的简单划分，它在不同层面上能够打动不同的读者。罗琳的双重叙事模式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内涵，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相融合，并与后现代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相适应，从而产生了全球性的轰动效应” (姜淑芹，2008a: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