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赟 杨欣怡

(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重庆 400031)

0 引言

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空间转向”这一范式转换，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空间问题的本体论讨论，聚焦人类活动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将人的精神意识、身体行为、社会活动及生存状态等问题纳入对空间理论的考察中。在空间转向视阈下，人往往被视为现代社会空间的创造者和拥有高度空间感知力、想象力和行为力的主体，与日常生活空间有着无法断裂的紧密联系，在面向世界的生存、活动与体验中，主体的空间实践被不断强调，成为探究人与空间关系的核心词之一。其中，德国当代人类现象学家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在其《人与空间》(MenschundRaum)一书中提出了“被经历的空间”(erlebter Raum)这一概念，通过剖析人类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基于不同空间表征的实践行为和感知特征，将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赛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空间实践理论则将日常生活作为思想论述的逻辑起点，通过对主体在空间中的实践行为——散步与行走的分析与阐释，对主体获得“一种深度的审美生存” (张荣，2011：85)进行深刻论述，由此挖掘了主体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紧密关系。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代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发表于1972年的小说《短信长别》(DerkurzeBriefzumlangenAbschied)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作为奥地利作家的“我”在面临现实生活的婚姻危机之时前往美国旅行并因此穿梭美国境内的故事。从文本的叙事层面来看，叙述者“我”的新大陆之行自东向西，由16个翔实的地理站点串联起来。在与妻子尤迪特“猫捉鼠”般的暗自较量中，主人公沿着西进之旅的路线，在其途径的站点时而漫步游荡，时而驻足观望，行走、观察、反思与回忆构成其行为活动的主要特征。其中，不断向前的游走行为成为小说主要的情节推动力，伴随当下凸显的城市感知和体验，主人公在镜像般的旅程中完成了对过往记忆的寻找以及生存状态的反思，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危机得以化解和治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韩瑞祥教授在其担任主编的《短信长别》译本前言中提及，该小说采用客观冷静、具体写实的风格，融传统发展、侦探和多愁善感的旅行小说模式于一体(汉德克，2013：前言6)。笔者看来，小说演绎的“在路上”这一旅行模式则凭借有迹可循的地理空间指称，使得文本在内容与结构层面极具画面感，甚至具备公路电影的某些元素。本文将聚焦小说主人公的旅行行为，以其“行走于城市”这一空间实践作为出发点，结合博尔诺夫和德·赛尔托的空间理论，探讨主人公如何在一次次的行走中明晰自己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走出现实生活的困境，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1 作为空间实践的行走

自19世纪以来，伴随大城市的兴起，步行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活动(Hummel, 2007:12)。如今，行走早已构成现代人日常生活最为普遍的行为方式，赋予其置身世界、获取感受的可能性。行走的方式多种多样，或向前，或迂回，或短暂停留，甚至不以到达某个具体的站点为目标。与其他空间活动相比，行走以身体在场、缓慢、在路上等状态作为本质特征，将主体从功能性、目的性的“操劳”中解放出来，通过行走者的步伐，在窥视、观察和感受空间的过程中，获取最真实的认知体验，建立起外部世界于自我的意义和界限。德语成长小说里的年轻游历者，浪子诗人波德莱尔及哲学家本雅明笔下的都市闲逛者，均代表和体现与自身、他者及世界进行交互的现代漫步者的形象。

德·赛尔托在其著作《实践的艺术》(KunstdesHandelns)一书中，试图将视角探向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环节，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并寻求对抗现代生活异化的策略，从而考察蕴含其中的逻辑关联并建构出一套独特的日常实践理论。他在开篇曾写道：“献给一般人。献给生活中的英雄，无处不在的人，行走于路上的大众。在我叙事的开端，借着召唤这个引发我叙事开展与必要性之从未出现的人物，我探究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所无法企及的对象，恰好是这个从未出现的人物所代表的……”(Certeau, 1988: 9)。德·塞尔托以“行走街头的无名英雄”构建起其日常空间实践理论的核心主题。在第五章《走进城市》(GehenindieStadt)里，德·塞尔托将步行作为人类最为基本和具体的实践行为纳入人与现代城市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空间交往的讨论范畴。他认为，作为身体最自然、最直接的空间位移方式，步行是主体游离于现代城市最基本的形式，而步行者以步行为主的运动机能则占据城市系统的核心。在城市中的行走者以实践性的活动将身体写入空间。他们无须理会那些充斥着抽象线条和标示符号的城市地图，而是通过自己在城市道路中的驻足、穿梭、流动等实践行为从缺乏实际动作和在场性的模糊线条中解放出来，以没有终结、漫无目的行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城市文本，获取由各种建筑、街道、场景、气息交织在一起的空间意象和感受(Certeau, 1988: 188-197)。在德·塞尔托看来，“场所”(Ort)和“空间”(Raum)是两个彼此联系又相对的概念，“场所”是一种由各种元素按照一定关系比例划分的秩序，代表着不具生命现象的客观物质性存在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空间”不是一个客观物质性的存在，它是由方向、速度、时间等流动因素组成的交织，是一种运动的结果，取决于人类实际的行动与作为，所以，它总是与人类的行动和历史有关。人类在一个“场所”内涉入了主观性的行动时，才驱动了“空间”的产生。用他的话来说，“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由都市规划所定义的几何性街道在行走者(的脚步下)转化为空间”(Certeau, 1988: 217)。

小说《短信长别》分为“短信”和“长别”两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引言分别为德国作家莫里茨的自传体小说《安东·莱瑟》中一段与旅行活动相关的话。第一部分引言如下：“……这天气看起来确实适合旅行。天空贴着地面，周围的景物黑蒙蒙，这样一来，人们的视线似乎只有盯在脚下行走的路上。”(2)这段引文中，四周暗黑的环境与焦点所在的道路形成对比，“行走”一词更是预示着主人公在美国停留的主要方式。而引文中提及的“脚下行走的路”与随后《短信》开篇的出场地点杰斐逊街道相呼应：“杰弗逊街在普罗维登斯是条宁静的街道。它绕着商业区通向城南，在这儿它叫挪威街，可以驶上通往纽约的辅路。杰弗逊街错落变宽的地方，形成了围着山毛榉和槭树的小广场，其中韦兰广场旁有座英式楼房，这便是韦兰酒店。”(3)此处虽为故事展开的环境交代，但叙述视角犹如一台带有长焦镜头的摄影机，由北向南、由远及近，将视线先后定格于“街道”“广场”“酒店”这些随处可见的日常空间元素。“我”的美国之行开启于杰斐逊街道，为后文不断延伸的行进做了铺垫，也暗示了主人公“我”的新大陆之旅首先是在一种与“街道”有关的“叙事性活动”(Brueggemann，1996:138)中展开，行走构成其最主要的空间实践方式。通过行走，其身体和各种感官介入城市这一集“人的生存、文明与建筑的复杂载体” (张荣，2011：83)，审视、感知和体验美国现代城市图景，也为其一步步地投射出过往经历的回忆，赋予其更为开放的审美体验与生存空间。

2 城市行走者与观看者

纵观《短信长别》全文，行走、闲荡、观看、寻找是主人公“我”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行为特征和活动状态，援引克里斯托夫·巴特曼(Christoph Bartmann)的话，这是一种在文本内“被讲述的运动”(erzählte Bewegung)(Bartmann，1985：115)。当“我”抵达首站普罗维登斯安顿好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漫步。此时的主人公似乎被妻子突如其来的威胁信所困扰，他不断的“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又从马路走回人行道” (10)，周围的事物匆匆闪过，使“我”向自己发问：“我能够改变的环境又在哪儿呢？我暂时把固有的环境抛到了身后，在眼下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不过是一个使用公共设施的人，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一个乘坐汽车的人，一个住酒店和光顾酒吧的人。”(11)伴随这一拷问，主人公启动了对自己现有生存状态的剖析，也揭示了其美国之旅的动机，即试图通过远离家乡、踏入陌生环境的旅行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境，换而言之，其根本动机为：认识自我、找寻自我并改变自我。

可以看到，启程伊始，“我”的行走并非惬意自如，而是充满危机与不安，因为“我”一次次地“穿过几条横街”后，又“折回杰斐逊街” (11)，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妻子尤迪特的形象和与她相处的种种矛盾，使得“我急切地避开人行道上每个向我迎面走来的人” (11)，而“这种恐惧和这种尽快改变自己、最终摆脱恐惧的欲望使我厌烦透顶” (12)。某种意义上来看，主人公此时在街道中的行走趋于被动，他意欲躲避人际间的直面交往，来不及也不愿细细体察脚下和眼中的城市，而是被动地行走在街道上。

前文提到的博尔诺夫曾对街道这一日常空间的基本结构形式进行过阐释，在他看来，世界是由交通关系、道路和街道网络构成的，而人的日常生活、日常行动均在这一基本空间结构上得以展开和显现。主体一旦离开家汇入街道这个均质、中立的空间，便被纳入其与社会交流的基本关系体系：“我在家是个人的，在街上却是匿名的。”(Bollnow，1963:101) 现代城市中的街道往往具备一种无限延伸、没有中心的空间特征，人在街上的行为被规定以速度与目标，即不停向前以抵达目的地。个体在匆匆向前的人流中必须为保持自己的节奏与步伐而劳心，这也是人在街道中感到茫然无从的原因，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主体的自我异化和屈服于大众。文本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被动前行，他越是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越是步伐匆匆，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然后急不可耐地看看手表”(10)。可以说，主人公此时与城市尚是疏离的关系，行走的城市于主人公而言，潜伏着仓促与惶恐，时时将其拉入婚姻危机的噩梦中，步履匆匆的他难以获得喘息之机，取而代之的是生存的压迫感、无归属感。

依照妻子留下的踪迹，旅途继续延伸，纽约、费城、圣路易斯等美国大都市构成人物旅行的重要站点，也是其逗留行走的主要场所。与第一站普罗维登斯相比，纽约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空间典型代表之一，在主人公进入之初就以各种各样的符号表征刺激和影响着他的视觉和心理感知，成为一个特有的感官之城和能指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建构主体的生存机制和感知体系。当主人公乘坐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灰狗大巴”初入纽约时，“我”首先通过视觉印象感受到美国现代社会所富含的符号体系和消费气息：“离纽约越近，广告上的文字越来越多地被画面取代了：冒着泡沫的巨大的啤酒杯、灯塔般大的番茄酱瓶子和原型一般大的喷气飞机在云端。”(19)在纽约，由酒吧、商场、饭店、报亭、旅馆、电影院、公园等各类空间形式所构筑的都市结构呈现为一种流动的、多变的、充满异质性的空间图像，嵌入人物的视觉感官：“现代大都市完全可能变成一个物的差异性的海洋，没有任何重要的物品遗漏在人们的审美冲动之外。”(汪民安，2006：115)正如主人公事后与朋友克莱尔忆及初到美国的印象时，首先提及的便是映入眼帘的“加油站、黄色出租车、汽车影院、广告牌、高速公路、灰狗大巴、乡村公路上的汽车站牌、圣塔菲铁路、沙漠等”(62)。现代社会使都市变成了一系列图画似的象征符号，带来一场视觉革命，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视觉神经。主人公在日常行走中不断抓捕的细节，美国社会的物质性、符号性与自然性共存，甚至成为规范的、有秩序的“第二自然” (Brueggemann，1996:134)，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常规之物存在于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也嵌入到主人公的意识中。与旅行伊始的被动行走相比，主人公在纽约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27)，“漫无目的却充满好奇地荡来荡去” (30)，迎来了一番新的行走体验。

“时代广场”“百老汇大道”“第五大道”“中央公园”等纽约别具代表性的地标或建筑通过主人公漫不经心的游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前往时代广场的路上，眩晕的方向感一度让“我”窒息：“我沿44街向东走去，‘向西！’我转身朝相反方向而去。我要去百老汇，可直到越过了美洲大道和50街我才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转身往回走了，所以我停下来，想来想去，开始有点晕。接着，我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到了42街，在这儿我又拐了个弯慢慢走下去，的确走到了时代广场旁的百老汇大道。”(23)这里，街道这一最广泛的城市空间材料在主人公的步行活动下再次展示了其迷宫般的空间秩序。作为城市血管的街道，它的意义不可小觑。一方面，作为一种基本建筑模式，街道经由网络化的纵横汇聚、切割，连接了整个城市和城市人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它作为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场所，集结和汇聚了各种现代社会的气息乃至姿态，“承受了城市的噪音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消费，承受了历史和未来，承受了匆忙的商人、漫步的诗人、无聊的闲逛者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最后，它承受的是时代的气质和生活的风格”(汪民安，2006：137)。在米夏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看来，“街道是不同类别的人、那些来自不同阶层、信仰、种族和年龄阶段的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交汇点”(Bachtin，1989：192)。对于主人公“我”来说，从旅途启程的“杰斐逊”街开始，各类物质和人群积聚的街道成为“我”观看和行走的主要地点。“我”置身其中，用脚步丈量街道，捕捉城市意象的含混与复杂，体验它们的细微之处。随着“我”在纽约街头的漫步，启程伊始的紧张和不安被逐步消解，“我”获得了暂时的解放与愉悦，甚至好奇：“在时代广场上，我看着裸体照；我从百老汇上空的霓虹灯字幕上读着当天的新闻；对着报社大楼的钟我对了对自己的手表。”(汉德克，2013：30)对他来说，漫步纽约的最大感受“不是一种想象，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时不时造成这两种错觉的节奏”(33)。主人公借“节奏”一词道出了现代主体为己所困的精神牢笼。在讲求节奏与效率、时间被精确计算和无限挤压的现代都市里，常人很难按下生活的暂停键，放缓脚步，在细细体量世界中获取最真切的内心体验及探寻自我存在的意义。而此刻，身为旅行者的“我”，以没有终结、漫无目的都市漫步创造了德·塞尔托所说的个体审美体验和“城市文本”，因为“纽约面目祥和地在我内心展开，并没有对我施加什么压力”(34)；“我”甚至把这个“拥挤不堪、隆隆声不绝于耳的城市当成一个温情的自然剧来感受。我刚才就近可以看到的一切，玻璃窗、停车牌、旗杆、霓虹灯字幕……此刻分散成了一种你可以在其中极目远眺的景象，让我有了融于其中和读书的兴致”(34)。

3 在行走中建立关联

在纽约街头，“我”偶有迷失方向，但仍有意识地缓慢前行，地铁入口旁的电话亭、嬉笑谈话的姑娘、井盖里散出的地铁热气、一旁的柏油马路、嘶鸣的警笛……这些当下最为真实和日常的人群、声音、图像等不再一闪而过，而是被主人公主动捕捉，仔细体察，正如主人公所说，“现在我才开始在内心感受着这座我先前几乎忽略了的城市”(33)。这种看似闲散的行为将主人公的感官调动起来，为其提供了无限的感知可能性，因为“一排排大楼和街道事后由留在我大脑里的颤动、停息、纠结和冲击组合而成” (34)。主人公在纽约街头的行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惬意感，他“轻松地观看着，处于一种天堂般的状态，一种只是想观看，观看就意味着认知的状态” (25)。

在“观看”欲望的驱动下，“我”停停走走，却不忘打量街上的人群和面孔。比如“两个姑娘，一个对着话筒说话，另一个偶尔将身子弯过去，一边用手把头发别到耳后”(24)；电影院外，“我前面走着一位高大的姑娘，似乎被她那摆来摆去的书包牵引着，也在人行道上不紧不慢地走来走去” (27)；就连在咖啡店里停留片刻，“我”的目光也不忘四处周旋：“从挂着帘子的窄门向路上望去，能看见的空间很小，以至于其间的景象越发清晰。里面的人行动似乎很缓慢，像在演戏。他们好像不是从门前走过，而是在门前信步。女人们的胸部从来都没有现在这般好看和充满魅力……”(28)这里，主人公漫步街头颇显无羁的形象类似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而对本雅明来说，在一个城市里的溜达闲逛就是发现其空间位置的意义，并无可避免地与街道上过往的人群接触碰撞，大都市的人际关系则首先鲜明地表现在“眼看的活动绝对明显地超过耳听”(本雅明，2005：34)。《短信长别》的主人公就是这么一位在闲逛中用“眼看的活动”来体验现代都市的人物形象。与19世纪大城市兴起初期的闲荡者有所区别，主人公“我”的游荡行为不以发掘大众背后遗漏的细节和事物(文人、诗人、拾荒者)或鬼祟地从事隐秘勾当(小偷、妓女)为目的，他看似无所事事的游荡，实则身后充斥着强烈的精神需要和渴望：释放自己、建立关联。这种需求通过他对人群有意识地主动打探——“观看就意味着认知的状态” (25)和从他所打探的主要对象——女性体现出来，换而言之，主人公当下的行走空间和观看行为成为投射他失败的两性关系和生存困境的镜像。

在随后抵达的费城，“我”对于摆脱危机、建立关联的愿望更加强烈，因为我甚至和一个“大兵一同走过广场，两人都不知去哪儿，互相陪伴着” (40)，在与大兵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又能够近距离而且不紧张地打量别人”(41)。回到酒店后，“我”平静地对自己说道：“我再也不愿孤单一人” (43)。这些行为无不表现出主人公在行进的过程中，由城市的行走者、观看者逐步演变为渴求建立与他者和世界的关联的追寻者。他意识到，唯有走向人群、靠拢人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弥补和修复与外部世界失去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人公在美国都市是一位“幸运”的游荡者形象。无论行走的心境如何，他在每个站点都努力走向大街，与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群相遇碰撞：黑人电梯员、酒吧女郎、退伍士兵、街头乐队、妓女、游行队伍、印第安人乞丐、醉汉、吸毒者、失业人员，等等。透过主人公的步伐和视角，一个立体的、蕴含历史与文化语境的美国都市空间跃然纸上。贫富差距、越战影响、种族阶级等问题(Batt，1975：222；Mixner，1977：145)虽然不是汉德克所要表现的根本要素，但无可否认，通过主人公的游走行为，都市街道中每一个个体都伸展出异质性面孔，把他们原本“匿名、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历史” (汪民安，2006：146)的身份在都市空间的大环境下透露并勾连起来。虽然这种仅限于眼观的短暂接触仍然渗透着现代性转瞬即逝的特质，但主人公逐渐主动的游荡行为正慢慢引发催化反应。

他主动写信联系三年前有过一夜之情的美国女朋友克莱尔，与克莱尔及其女儿汇合并一同到达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的大城市圣路易斯。美国历史上，这座城市是“进入西部的大门，是先锋精神的象征” (Brueggemann，1996:127)。于主人公而言，该城则是其关联他人(克莱尔母女及其画家朋友)、向他人披露自身经历和回忆的“倾诉地”以及反客为主、向妻子尤迪特主动“出击”的战场。主人公游走于圣路易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向我敞开胸襟，无论我看什么，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112)。而随后在图森这一站，当“我”闲逛至一家教堂，“怀着一片虔诚观察着这一切”时(130)，再次肯定了自己的内心渴望：“我突然有能够与什么产生关联的愿望。真让人受不了，总是独来独往，形影相伴。想必存在着一种与他人的关系，它不只是个人的，偶然的或者一次性的，在这种关系中，你不用依靠不断要挟或者欺骗来的爱情来相互维系，而是通过一种必然的、非个人的关联。” (131)这段感悟源于行走，却超越行走本身，道出了主人公美国之行的全部意义：行走于不断延伸的旅行空间，以“在路上”的发现者姿态摒弃大众意义上的“孤独的行者”，用缓慢沉静的节奏去发现和感受世界的每个细微之处，吸取最本真的感受，建构新的生存空间，获得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最终，主人公与妻子抵达大导演约翰·福特位于洛杉矶的私人花园，在这个“从露台向山谷望去，是一片片橙子树和柏树” (149)的伊甸园内，他平静地倾听福特“教育式的讲话” (Bartmann，1985：120)，与妻子达成和解，最终从被困扰和压抑的意识中脱离出来，获得“童话般”(Karasek, 1973：87)的结局，完成了自己在美国境内的变形之旅。

4 结语

不可否认，从创作风格上来看，《短信长别》受20世纪70年代德语文学“新主体性”趋势的影响，具有发现自我、寻找自我的写作主旨。而自《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DieAngstdesTormannsbeimElfmeter)起，汉德克中期创作生涯中的文学人物大都以迷茫、摇摆、不定的状态游刃于外部世界，漫游和感受构成最为鲜明的行为特征，伴随人物的生存活动始终。《短信长别》一文中，主人公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城市游走者形象，通过“行走”这一具体的空间实践，主人公捕捉当下世界的真实感受，并在观察、回忆、反思中重构新的自我生存空间，演绎了一场现代主体透过脚步的丈量和经验的表达走出困境的生存之旅。不难发现，无论是博尔诺夫强调的人与空间的互动，还是德·赛尔托的日常空间实践理论，都业已在《短信长别》中有所体现。同时，小说也向我们指明，漫步与行走作为现代人最普遍的空间实践，代表了主体与世界最直接的交互关系，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生存的美学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