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加生 桂晓梦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0 引言

当代澳大利亚知名作家约瑟芬·威尔逊(Josephine Wilson)的《灭绝》(Extinctions)于2017年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Award)。小说采用图文并置的叙事手法，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回忆，围绕“灭绝”主题，讲述当代澳大利亚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小说虽只记录了一个多星期的短暂生活片段，但人物内心与现实冲突不断转换，丰富着小说的故事时间，多维度塑造了两类孤独异化的形象，在展现当代澳大利亚人生存的精神幻灭危机、濒危生物灭绝危机和土著文明消亡危机的三重“灭绝”主题时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我们深深感知“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对立冲突。现代人自诩有能力驾驭自然，也掌握了毁灭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技术，这恰恰是我们倍感焦虑、不快乐的根源，也充分证明了文明固有的死亡本能和深度创伤”(陶家俊，2011：119)。小说《灭绝》开篇便描绘了主人公弗雷德里克鳏居生活的内心处境，继而写家庭创伤给他带去的精神阴霾，凸显他内心的生存“幻灭”感；其次，小说描写了弗雷德里克的养女卡洛琳的濒危物种标本搜集爱好，濒危物种的灭绝既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旨在激起人类对过去针对大自然粗暴行为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忧思；此外，小说女主人公卡洛琳作为被白人领养的土著人，直面土著文明被白人文明同化、土著文明日益消亡的危机。卡洛琳作为“濒危物种”的一员，如若不能坚守土著文明，就会目睹土著文明被卷入“白人文化”的历史洪流，幻灭无踪，土著文明正日益消亡的现实对卡洛琳造成的焦虑映射了澳大利亚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残酷历史。

威尔逊的小说《灭绝》试图闯入“文化间的灰色地带”(Renes，2011：31)，直面土著文明日益衰亡的深刻现实问题，表达了“你可能对灭绝不感兴趣，但灭绝可能对你感兴趣”(Rose，2011：51)的当代澳大利亚人的生存困境。威尔逊敏锐地捕捉当代澳大利亚人处境堪忧却自视甚高的现实，巧妙地借助濒危物种面临“灭绝”风险来表达她对澳大利亚现代人精神幻灭和土著文明消亡问题的人文思考。

1 弗雷德里克生存希望的幻灭

小说《灭绝》中的男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生存希望的幻灭源于他曾经遭受的创伤。“创伤故事核心是双重叙事……是人们对创伤事件无法承受的本质和经历创伤事件后幸存的无法承受的本质的双重叙事。”(Caruth，1996：7)弗雷德里克经受着原生家庭成员的死亡创伤、暴力创伤。虽说“制造创伤不是受害人的罪过，但不能从创伤中走出来却是受害人的罪过”(李桂荣，2010：38)，弗雷德里克的生存幻灭感表现在可怖的死亡过早地弥漫在他的退休生活里以及他对家庭和世界的极大漠视中。“维吉尔(他的弟弟)的死已经教会了他关于希望的一切，那就是生活并不是充满希望的。生活摆出一张冷酷无情的脸，还有它残酷、懒散和残忍的性情。”(Wilson，2016：190)(1)下文源自小说文本引用仅标注页码，不再另注。一如弗洛伊德在《悲悼症和抑郁症》中所言，受创的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的丧失，以自我替补客体，并且建立起自我与被抛弃对象的认同，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Freud，1964：247-248)，弗雷德里克总是试图通过自我欺骗来逃避现实，将伤痕深埋心底，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小说中姨妈打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了，他闻之，“说话干脆，态度冷淡”，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情绪”(12)，一副对死亡司空见惯的冷漠态度。弗雷德里克对父亲的离世漠然处之，却在跟朋友聚会时突然意识到，“他的老朋友拉尔夫和他死去的父亲很像”(23)，他在现实中否认死亡，却在幻象中缅怀死亡，无疑创伤抑制了他对逝者的追思。无论是拉尔夫身上父亲的影子，还是他刻意保留的妻子玛莎生前收藏的各种现代主义设计品，都不能使他从创伤中解脱，反之，这类创伤事件的“固着”(fixated)使他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Freud，1963：273)。

家庭成员的死亡、家庭暴力创伤让他对生存感到愈加不安。在他眼中，“家庭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就像一条穿山而建的漆黑幽暗的隧道。谁知道你从另一边出来时是否还活着呢？”(17)他为此恐惧婚姻，恐惧新家庭，他怕自己无法逃避重温父子创伤的家族史，因为“创伤事件不比普通的不幸事件，会威胁到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或者会使人与暴力和死亡狭路相逢”(Herman，1992：24)。弗雷德里克的父亲是个“暴君”，是束缚他的“精神枷锁”，他永远记得只要父亲睡不着觉，就会“攻击任何触手可及的人”，这时候“他和维吉尔就会躲进衣橱里，牵着手互相安慰”(106)。这种创伤经历也成为他自己生活的强迫性重复，“他用手背打他四岁儿子的脸，就像当初他的父亲、祖父打他时一样……在那一刻，他看到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空间，一个黑暗的、没有母亲的空间，就像他小时候被埋葬的地方一样，当时他父亲是这个空间的主人”(263)。他看到自己成了“父亲”，成了毁了儿子卡勒姆的人，他仍旧记得儿子车祸前他在电话中对卡勒姆的怒吼，这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怪物，“怪物还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吗？”(184)他对存在失去感知，就像“人同他的生存条件相脱节，面对一个无法理解的、荒诞的世界，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朱蕴轶， 2003：125)，忧虑和恐惧成为生活的日常状态，从而总是“感到有种神秘的、恶毒的、强迫性的东西在等着他，准备在他最虚弱的时候伏击他”(93)，他居住的这个乡间住宅成为“横亘在他业已结束的真实生活和死亡之间的一道桥梁”(80)，虽然他从不曾想过自杀，但他游泳时下意识游向远方的冲动表明“欲望和死亡之间的联系显然被编进了我们的DNA”(Rose，2011：61)，他的创伤激发了“死的本能”，从而驱使个人走向死亡，“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状态”(弗洛伊德，2014：220)。

弗雷德里克的创伤记忆吞噬着他的生活，是简(Jan)的友谊使他坦然，并在追忆过去的同时学会了倾诉，这种“讲故事的行为”(Herman，1992：131)就是对创伤事件的重构，是为了哀悼，以便“积极地封存记忆，开始新的生活”(李桂荣，2010：36)。小说结尾面对物是人非的家庭，弗雷德里克擅自把在病榻上沉睡多年的儿子接回家，这一非理性行为表明了他内心的扭曲和分裂，他无法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而陷于家庭创伤无法自救是他内心生存幻灭感的外在展现。小说虽未对弗雷德里克家族命运何去何从着墨太多，弗雷德里克种种异化行为和内心苦闷掐灭了他对未来生存的渴望，他对生活的幻灭是他人生系列偶然创伤遭遇下的必然。威尔逊借弗雷德里克的家庭创伤、内心愁苦与生存幻灭展现当代澳大利亚人的精神困境，表达了他对当代澳大利亚人生存困境的忧思。

2 濒危生物的灭绝

物种的多样性造就了原生态大自然的丰富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已严重威胁到了物种的生存，忽视了我们与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处于一种共生关系的客观现实。“我们作为地球上共同进化的生命物种……生物卷入地球生命的联系之中，没有最终的孤立……我们的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跨物种工程。”(Rose，2011：43-44)小说《灭绝》借助濒危物种的图片给读者直观展现生态文明危机，以自然生态“灭绝”危机呼唤人类认真审视人类活动对生态造成的影响。

卡洛琳试图在博物馆上演一场“灭绝的戏剧”以证明人类活动对生态物种的破坏性影响。她在网上搜寻并亲自去借展品，“让看到玻璃巢里的蛋的来访者第一眼就能联系起一个原始的场景”(122)，只为给来访者创造与历史对话的条件。小说用图文并茂的叙事形式带领读者了解濒危动物的灭绝风险，“图像让文本变得更加生动、真实和丰满，也更容易产生共鸣”(何宁，2012：9)，小说中时不时穿插的濒危动物的图片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也唤起读者对自身存在意义和其他物种存在价值的深入思考。

一直以来，西方世界二元论思想根深蒂固，人和动物互为敌我，彼此分离，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哲学家普拉姆伍德用“超分离”一词来描述这种分离(Plumwood，2008：323)。“‘超分离’不仅指事物的差异，意指这种差异是对立的和极端的”，在“文化”与“自然”的二元体系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分离是至关重要的”(Rose，2011：47-48)。将人与动物区别来看的必要性正说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共存于一个自然之中，如果只剩下人类，我们通过什么来感受自我的存在呢？也就是生态学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指出的“和大象、野牛一样，马使我们成为人类”(Shepard，1996：250)。如果没有其他生物，我们也不复是人类。人与一切生物之间都是一种共生关系，无法脱离彼此而存在，因而，对于其他生物物种的灭绝，人类难辞其咎。小说《灭绝》给我们展现了一幅“1864年摄于伦敦动物园的现已灭绝的南非小斑马”(157)的图片，图中小斑马和饲养员之间隔着的一道铁栅栏，象征着人与动物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令人唏嘘之余，我们不免为自己和后代感到遗憾，逝去的终将不复重现。当下的“栖息地破坏、物种入侵、污染、人口增长、过度捕捞”(Heise，2016：22) 等环境问题无不警醒人类去反思当前濒危生物所遭受的无妄之灾，因为“随着我们失去构成地球生命结构的联系，我们自己成为可持续物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Rose，2011：50- 51)。所有的生物体都被束缚在一张万物互联的网络中，从而使生命成为可能。我们并不孤独，可我们正无知地给自身编织一个陷阱，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并填平它。什么叫灭绝？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在《渡渡鸟之歌》(TheSongoftheDodo)中描写到：“她同其他人一样对此毫不知情，但她是地球上唯一的渡渡鸟。当暴风雨过去后，她再未睁开眼睛。这就是灭绝。”(Heise，2016：37-38)小说中的“玛莎”——与女主人公母亲同名——最后一只北美旅鸽，在度过了29个年头后， 于1914年9月1日下午1时死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动物园中，人类从此再也听不到它们“像尼亚加拉瀑布不断地怒吼”(143)的群起拍翅声。

澳大利亚作为“当今世界哺乳动物灭绝率最高的国家”(Rose，2011：67)，曾在处理此类问题上采取过两个极端措施。一是处置穴兔和欧洲野兔造成的兔灾，澳洲政府为遏制其大肆繁殖影响，到处修建防兔篱笆，并在澳洲引进兔子的各种天敌——袋狼和澳洲野狗——奈何效果不大，反而威胁了家畜饲养；随后，澳大利亚人便采取了第二个极端措施：疯狂捕杀袋狼(现已灭绝)，并修建世界上最长的防野狗围栏。对此，伍德福德说：“它是一堵生态的柏林墙，堪比中国的长城”(Woodford，2003：12)，这两个极端举措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野兔的肆虐破坏了植被，人类的捕杀摧毁了一类生灵。小说中所有灭绝的物种，无一不是人类活动导致的，那些尚未完全灭绝得以侥幸生存下来的北极燕鸥(118)，美洲野牛，长尾小鹦鹉(147)等等，是给人类的最后警醒。地球35亿年的生存中发生过五次大灭绝，在第三个千禧年之际，人类活动可能会引发第六次大灭绝(Heise，2016：2-3)。威尔逊以作家的敏感和责任感深刻意识到人类站在生物链的最高点的种种涸泽而渔的行为背后潜伏着人类生存危机。人与自然是平等共处、相生相克的关系，人类没有绝对的主导权，我们自以为是的征服自然所取得的“成就”终会以更为严重的方式被报复回来，“动植物物种的演化史深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在人类世(2)人类世：又称人新世，是指地球最近的地质年代。人类是并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可能是由18世纪末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开始。人类世是由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他认为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足已成立一个新的地质时代。期间，人类影响特别严重，造成超过250多种哺乳动物物种灭绝”(Amori，2014：95-99)。小说通过濒危动物日渐消亡的严峻现实，图文并茂地呈现生物物种灭绝惨象，引发我们对于现今生态现状和未来生态的思考，在生物圈形成 “道法自然”的共生共存理念和人与自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要有这样的生态和自然意识：留给后代一个真正的，而不是留在博物馆和纪录片中的大自然。

3 土著文明的衰亡

正如生物多样性造就了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也为人类文明的经久不衰注入了活力。当代的澳大利亚社会不仅面临着生物物种的灭绝，延续了上万年的土著文明也正渐行渐远，威尔逊凭着作家的敏锐嗅觉捕捉到了这两者之间不易觉察的内在联系。土著人作为在澳大利亚大陆生存最久的族群，他们的命运自英国殖民者到达这片大陆之后就成了澳洲文学的独特书写对象，也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最浓墨的一笔，从“灭绝”“隔离”到“同化”，再到“多元文化”政策后的新的“灭绝”危机，土著人的抗争从未停止。尽管土著文明作为澳大利亚文化的独特元素屡屡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澳大利亚大放异彩，尽管土著文明在澳大利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无法抹灭，但欧洲殖民者对土著人的“后殖民”思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土著文明传统的延续前景堪忧。土著人所经历的“种族创伤”如若不能抚平，那土著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的灭绝只是时间问题”(O’Malley，1994：52)。

小说《灭绝》中的女主人公卡洛琳从出生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与原住民紧密相连。20世纪70年代初，身为土著混血的只有两岁的卡洛琳被弗雷德里克夫妇收养，她的童年成长中伴随着各种疑惑和苦闷，她从学校回去总是哭，因为“作为全校唯一一个长得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的人”(146)，她内心的异化感和孤独感，“满屋子的人也赶不走，就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撕下来拿走了”(121)。这种感觉类似玛丽·雪莱笔下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的科技怪人，从一来到世间，就只感受到孤独和冷漠。作为混血儿的卡洛琳，总是竭力却又无法真正融入白人文化，因为裹挟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的人常常“感到困惑和迷茫，产生文化上的无归属状态”(吴庆宏，2013：36)。她费尽周折地在两种身份中挣扎，常常倍感土著人在白人文明压迫下的“他者化”生存。最终，在一场关于“灭绝”的动物展览中，她备受困扰的身份问题似乎也得到了某种缓解，她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土著混血身份，并走上“回家”的路——她曾答应过玛莎会去联系生母的家人——而她也确实在孟席斯感受到了“有兄弟的感觉”。正如表弟保罗所说，“迷失是轻而易举的，难就难在找到自己”(280)。卡洛琳潜意识中对土著文明隐隐的担忧在见到已故生母照片的那一刻得到了印证，她在找到家的同时也找到了一直迷失的自己，她认清了自己的土著身份，也正因为不愿成为土著文明的遗孤，才使得她有足够勇气去为土著文明岌岌可危的现状奔走呼号。

卡洛琳作为一个个体是幸运的，因为在白人文化下的卡洛琳对于自己身份困惑而迷茫，但她最终还是“回家”了。然而，作为一个群体，在澳大利亚白澳政策下，卡洛琳混血(half-caste)(3)half-caste: 半种姓是指一种混血儿或种族的人。在澳大利亚，“半种姓”一词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联邦法律中被广泛使用，指的是白人殖民者和该大陆土著居民的后代。身份的悲剧性是不言而喻的。自1788年首批白人殖民者登上这片“无主之地”(Reynolds，2003：15)，土著人的噩梦便开始了，他们抢占土著人的土地、资源，逼得土著人只能不断往贫苦的内地迁移，这种“政府支持的种族大清洗”(Taylor，2013：408)使得土著人口急剧下降，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澳大利亚政府从1930年开始的种族“灭绝”政策到1970年的同化政策(Assimilation)的40年间，“强迫土著人采取澳大利亚白人的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泯灭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实际上就是实行文化灭绝”(杨洪贵, 2003：27)。“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4)“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群充满悲剧色彩的人，是20世纪初澳政府推行的“白澳政策”的牺牲品。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对土著实施同化政策，在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接受白人文化教育。他们稍大一点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就是这个政策下的产物。混血儿被强行带走，永远地切断与家庭的联系，然后在白人的文化价值观下接受教育，“形成受白人意识形态主宰的政治无意识”(陶家俊，2011：121)，澳大利亚白人坚信土著儿童不应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他们“不够干净”(Ellinghaus，2006：569)。混血儿被带走以免沾染上土著人的习惯、文化和传统，他们不允许同“纯种的土著人”结合，只能与白人结婚从而“改善”他们的血统(O’Malley，1994：52-53)。卡洛琳作为“被偷走的一代”的最后遗孤，在飞机上观看了多丽丝·皮尔金顿的小说《沿着防兔篱笆》(FollowtheRabbit-ProofFence，1996)的同名影片时，她的信念发生了动摇(258)，想找人认真地谈一谈“土著文化消亡的威胁”(258)，因为她感受到澳大利亚同化政策的本质是想让土著人在这片大陆上完全消失。

20世纪70年代后，澳大利亚迫于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放弃“同化政策”，施行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以及全世界的政治气氛都趋向关注‘去殖民化’及承认土著的权利和文化完整性，随后的政策规划开始重视土著的自治权及其对土地的所有权”(黄洁，2018：147)，然而政策的改变并不能真正扭转土著人备受排挤、土著文明日益消亡的状况，土著文明依然难以获得与白人文明同等的尊重，文化歧视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现实社会中，人们还是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像卡洛琳一样的土著人。换言之，“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同化政策背景下,土著人并没有以失去自我的种族文化身份为代价真正换取他们应该享有的权益和对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适应”(杨洪贵，2003：28)，并且，在“白澳”政策下，“澳大利亚为实现种族纯洁而推行的消除少数族群的极端政策”(杨洪贵，2013：133)注定了土著文明要经历“洗白”过程，才能够使得澳大利亚“忘记曾经有过土著人”的状态(O’Malley，1994：53)。现如今，这种极端政策的影响依然在澳大利亚上空四处弥漫，卡洛琳就像最后的莫西干人，她和她所代表的种族和文化都游走在灭绝的边缘， “她就像摆在木制橱柜里的一只鸡蛋，不知被谁贴上标签，里面却空空如也。”(259)预示着澳大利亚独特的土著文明也即将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变为虚空。2008年陆克文总理对土著人尤其是“被偷走的一代”做出的政治道歉对种族和解有着积极的影响，但“认识上的变化并不必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政策跟进，也并不必然出现一个让土著人感到满意的政策的变化”(汪诗明，2011：29)，要彻底改变土著文明正日益消亡、走向灭绝的现实可谓荆棘满途。

小说借卡洛琳的“灭绝”主题展览暗喻了土著文明正面临日益消亡危机的现实。自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大陆以来，土著人口数量下降之多、土著传统消失之快、土著口头神话传承之难，都正让土著文明的延续举步维艰，“灭绝”似乎成了唯一的未来。以卡洛琳为代表的土著人作为澳洲大陆曾经的主人，殖民文化给他们的生存留下了无法消解的影响，他们几乎连使用土著语的机会都没有了。虽然“道歉”在“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汪诗明，2011：25)，但土著人所历经的种族创伤是否能够修复，土著文明是传承延续还是日益消亡似乎前路不明；威尔逊借助“灭绝”表达了作家对土著文明日益消亡的深刻忧思，卡洛琳作为“白色阴影”笼罩下的土著代表，在此之后能否开启新的人生，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的土著文化的历史书写。

4 结语

威尔逊在小说《灭绝》中将当代澳大利亚人和人、人和自然、土著文明和白人文化之间关系的困境借助文学虚构形式一一呈现，以“困境”为隐喻指出当代澳大利亚人面临的种种困境：现代人的生存幻灭感、生态物种灭绝以及土著文明的消亡等等“灭绝”都在奔涌而来。小说从人、自然和文明三方面探讨灭绝，并进而深入到两百年来一直困扰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问题：生存还是毁灭？小说巧妙地借助领养这一寓意深刻的情节设置，把土著人和白人的冲突置于一个个体家庭中进行审视，从细微之处探究了当下澳大利亚的宏大社会议题，可谓曲径通幽，于无声处听得惊雷阵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