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童志国

课堂教学中的文本阅读与平时的休闲式阅读不同，需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教学性。教师需要揭示教材选文的奥秘，教会学生阅读方法，使其掌握一定的阅读技能并能举一反三。在众多的文本解读方法中，文本细读是我们一线教师最熟悉且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笔者指导学生破除惯性思维、抛弃惰性思维、发展辩证思维，从文本的矛盾处、细节处和匠心处入手，前后勾连，悉心揣摩，收获颇丰。现不揣冒昧，简述三例如下。

一、《过秦论》是合格的议论文吗？

梳理完《过秦论》一文的字词后，有学生提出疑问：“文章的论点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课文前两段及第三段前半部分并没有提到秦国因施行仁义，从而取得民心，最终统一天下，而是用了大量排比句式去铺陈秦国攻取天下的势不可挡。这样的论据不足以证明论点，所以《过秦论》不是一篇合格的议论文。”

孙绍振先生也曾在《过秦论(上)：雄辩的分析和片面的结论》一文中质疑道：“……其论述逻辑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文章题旨是总结秦从崛起到灭亡的原因，结论是秦亡的原因为‘仁义不施’，亡在为政之暴。从逻辑上讲，秦兴起乃至统一全国，应该是为政之仁。但是，整篇文章论述秦之兴，连仁政的边都沾不上。”按照议论文写作的惯常思路，《过秦论》逻辑思路大致为：秦在崛起过程中，因为施行仁政，获得了民心，最后一统天下——秦始皇在守天下时，因为不施行仁政，施行暴政，结果二世而亡——结论为“仁义不施则亡国”。正反对比论证，结论的可靠性就大为增强。

但《过秦论》(上篇)文本论证逻辑并非如此。统一天下之前秦朝的帝王们对内变法图强，对外采用连横策略，最终击破六国，完成统一。在此过程中秦国没有对六国、对百姓施行仁义，而是用武力、战争来实施和推进的。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沿用武力和暴政的治国方略，仍然不施行仁政。后来陈涉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秦帝国的大厦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也就是说，《过秦论》的论证逻辑为：秦兴起及兼并天下时使用武力，攻取了天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施行仁政，继续用武力治民，最终迅速亡国；结论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仔细思考论点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真正所指的内容就呼之欲出了：攻取和守成是两个不同阶段，天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秦国仍然不实行仁义，不懂得因时顺变，继续用武力、暴政役使百姓，这样焉有不亡之理？贾谊的观点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对秦国在攻取天下的过程中采用武力行为、霸道谋略的认可。贾谊认为攻天下可以不施行仁义，但守天下不可以不施行仁义。而这个结论对任何一个新建的封建政权都具有普适性，西汉王权也不例外！

事实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过秦论》(中篇)里有明确的表述：“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贾谊的言外之意是因为秦不懂攻、守天下时形势的不同，却自始至终都不施行仁政，结果兴起得快，灭亡得也快。在《过秦论》(下篇)中贾谊说：“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在讽谏汉文帝要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适时地改变治国策略，这样才能实现国泰民安。

综上，对于学生的质疑，教师不妨这样作答：因为攻取和守成的形势不同了，为国者要采取不同的策略。秦国在夺取天下时，可以不施行仁义(当然如能施行仁义则更好)，能凭借武力完成霸业；但在守天下时，要施行仁义，体恤民力，让百姓休养生息，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结合中下篇来看，《过秦论》(上篇)的行文逻辑还是合理的。

二、蔺相如是一个投机分子吗？

在学习《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有一个问题我们似乎绕不过去：蔺相如完璧归赵的行为实在过于冒险，如果秦王指责蔺相如言而无信并大做文章，甚至出兵赵国，那岂不是将赵国置于危险的境地？但蔺相如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既维护了赵国的国家尊严，也完成了自己从“舍人”到“卿相”的华丽转身。所以蔺相如无疑是一个投机分子，他的成功应该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其实，这算不得一个新问题，宋代的杨时、司马光，明代的王世贞等，当代南开大学的徐江教授等都对蔺相如完璧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认为蔺相如置赵国的安危于不顾，采取了挑衅秦王的极端方式，幸亏没有酿成大祸，否则蔺相如就成了千古罪人。

仔细分析文本，不难发现上述观点也存在偏颇之处。在蔺相如出场之前，他只是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只要思考一下蔺相如为何选择做缪贤的门客，而不选择做赵国其他显贵的门客的动机，就会发现其智谋和眼光非同一般。首先，缪贤的身份是宦官，其门客应该不会太多，选择做缪贤的门客，蔺相如出人头地的几率要大得多。其次，缪贤是赵王的近臣，能最先得知赵国的内政外交等军机大事，而作为缪贤心腹的蔺相如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第一时间获得军机资讯，自然能抢占先机，从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最后，缪贤人如其名，知人善荐，蔺相如脱颖而出的周期就大为缩短。

在缪贤的推荐下，蔺相如在赵王面前慷慨陈词并毛遂自荐，如愿地获得了携带和氏璧代表赵国出使秦国的机会。在献上和氏璧后，蔺相如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秦王“无意偿赵城”，于是施以计谋，取回和氏璧。之后，蔺相如痛斥秦王不信守诺言，并威胁秦王：如若强逼，将与和氏璧俱碎。这就体现出了蔺相如的智和勇。随后蔺相如派人从小路将和氏璧送回赵国，其实也是给自己断了后路。这不仅表现了蔺相如临危处事时的当机立断，还表现了他对秦王心理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有志于霸天下的秦王不会因为一块和氏璧而失信于天下。

蔺相如之所以有这些特质，这与他的身份应该有关。门客，在战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余党绪老师指出：“挟术干君，纵横捭阖，徼名射利，是战国士子普遍的心态。”蔺相如就是一位依靠聪明才智为自己博取名利的士子。只不过，与其他同时代的诸多士子相比，蔺相如凭自己睿智的头脑，率先赢得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换言之，在完璧归赵的实践中，蔺相如并非一个机会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将赵国安危视为儿戏的外交赌徒，他能在赵国君臣束手无策的窘境下，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满满的自信为赵国排忧解难，更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这份热情和自信的背后，应该是对秦赵乃至天下形势的长期理性研究和分析，否则蔺相如的政治首秀可能会以丧宝辱国、身首异处而告终。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蔺相如的成功有天意和运气的成分，但当蔺相如头脑清醒、目光坚定、胸有成竹地手捧和氏璧走向秦廷时，我们还有理由不相信“自助者，天助之”这句话吗？

三、周朴园是伪君子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朴园是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但在笔者带领学生学习曹禺的话剧《雷雨》时，不少学生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因为周朴园在三十年前对梅侍萍始乱终弃，而三十年后认出站在面前的鲁妈就是梅侍萍时，他不仅开5 000元的支票封口，还要开除四凤、鲁贵和鲁大海等人，斩断周鲁两家的一切联系，以绝后患。

周朴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首先看他的习惯，他多年来仍然保留梅侍萍当年在周家生活的习惯，比如房间一直关着窗户，保留着梅侍萍喜欢的家具，柜子上摆放着梅侍萍的照片。这是他对往事的真心留恋，还是做做样子以求得良心上的安慰？这可以从周朴园的婚姻经历来思考。周朴园有过三次婚恋生活，第一次是三十年前和梅侍萍的非正式的婚姻生活；第二次是周家赶走梅侍萍，逼迫周朴园娶了一个与周家门当户对的大家小姐；第三次迎娶的是蘩漪。剧本中对周朴园迎娶的富家千金小姐的描写只是一个空白，只知道她没有生育，后来大概郁郁而终；而蘩漪嫁给周朴园，生下周冲后，精神也慢慢不太正常了。换言之，周朴园几次婚姻都很不幸，但他保留梅侍萍留下的痕迹，说明梅侍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曹禺先生也说过，周朴园的忏悔是“绝对真诚的”。

陈思和教授有一个发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周朴园和鲁妈在回忆往事时说的时间是“三十年前”，如“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而剧本中鲁大海出场时是二十七岁，那么梅侍萍在大年三十晚上被周家扫地出门应该是二十七年前，但剧本中周、梅二人闭口不提二十七年前如何如何。从时间上推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三十年前正是风流倜傥的周朴园与年轻貌美的梅侍萍情深意浓之时。周朴园和梅侍萍的非正式婚恋生活至少持续了三年之久，这三年内梅侍萍为周朴园生育了两个孩子，如果说周朴园和梅侍萍当年没有爱情，这是不合常理的。

梅侍萍被赶出周家，周朴园可能作过抗争，但无济于事，他不能改变来自家庭长辈的安排。在这一点上，周朴园表现得很软弱，其实也很无奈。在第四幕中鲁妈劝四凤说：“我太不敢相信世界上的人了……你妈就是在年青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可怜，妈就是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了……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软弱，太容易变了。”这里的“人性太软弱，太容易变了”指向的是周朴园。

我们认为周朴园在认出鲁妈就是三十年前的梅侍萍之前，他对梅侍萍做的一切，都是真心地在缅怀，他没有必要去做作，因为他面对的是自己的良心。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周朴园人性中罪恶的一面，比如他的第一桶金就是故意淹死工人而发的昧心财，勾结矿上警察开枪打死矿工，等等。

周朴园的经典性就体现在其性格的复杂，我们绝不能因其人性中有恶的因子，就全然否定其对梅侍萍的真心。从道德层面说，周朴园似乎不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但从审美层面说，周朴园是一个十足的“丑人”，丑就丑在他以为能用金钱摆平一切，甚至能补偿梅侍萍三十年来情感上受到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