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關於正倉院藏《王勃詩序》的“發見”*

2020-12-30道坂昭廣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0期

道坂昭廣

正倉院保存的王勃詩序41篇中,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介紹了佚文13篇。之後,羅振玉將佚文翻刻,與傳世作品校勘并出版了《王子安集佚文》。這是衆所周知的。然而,他們并没有看過正倉院的手卷,而是使用了石版複製的版本。正倉院藏《王勃詩序》(以下作“正倉院本”)的複製和翻刻上的不同,難道不正是凸顯了日本和中國對於寫本不同的關心方式麽?

在小論中,將對於正倉院本複製的經過,以及日本和中國對它的反應之不同進行考察。

一、 博物局石版印刷

(一) 楊守敬見到的石版印刷

讓我們整理一下楊守敬和羅振玉與正倉院本的相會。《日本訪書志》,是楊守敬在1880年至84年(明治17年)訪日之時的見聞佚書記録。根據其中的“古鈔王子安文一卷”序,可以得知岩谷修將正倉院本的複製本贈與他。不過當時,他并不知道那就是正倉院所藏。另一方面,羅振玉是在1909年訪日之際,被告知正倉院本的存在。然而,直到1918年他才終於目睹了全篇。根據内藤湖南的説法,楊守敬所看到的,是明治17年博物局刊行的殘缺的石版印刷;而羅振玉閲讀的是明治13年印刷局刊行的足本(内藤,1976a: 139,1976b: 32)。

那麽,楊守敬看到的複製本究竟爲何物呢?他舉出複製本中的作品名,校對《文苑英華》的題名存在異同,對殘留一部分的作品進行了注記。研究發現,他所看到的其實是將正倉院本的一紙複製在同樣一張紙上的版本。例如,在《仲氏宅宴序》之下楊注有“僅存末十字”。而且,在第29作品《失題》(《初春於權大宅宴序》)處也標注了“僅存末五字”。關於這些,參照正倉院本可以知道,作品横跨兩張,大部分在前紙,前者的末尾10字,後者的末尾5字是下一張的第一行。此外,楊守敬注記“闕後半”、“闕前半”、“闕首尾”的作品,其抄寫也都是横跨多紙。由此可以認爲,他所得到的都是缺少前半或後半紙的複製本。正倉院本全部29張(在第30張中寫有《春日送吕三儲學士序》最後的一行以及紀年)。數一下楊守敬的紀録,就能够發現他所見到的是其中的19張。

不過,想要複製的話,當然要知道原作是何種模樣。那麽,湖南所指出的博物局,是在何時并如何與正倉院本相互關聯的呢?博物局初代局長町田久成,在明治5年巡遊京都奈良等地時,調查了各地古寺古社的藏品。從干支的角度出發,這次調查也被稱爲壬申檢査。另外,通過閲讀與町田久成同行的蜷川的日記(米崎,2005),能够瞭解此次調查的詳細内容。正倉院本正是在此時被“發現”的。但是,通過《壬申檢査古器物目録》卷3(樋口,1972: 33)可以發現,8月13日檢查之項中有“一、詩序一卷”,著録只有卷頭卷尾的一行以及五色紙的使用,還有紙背印而已。而且,《壬申檢査寶物圖集第九》也以“光明皇后御書殘跋”爲題,僅抄寫卷末的“慶雲四年……廿九帳”。根據《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能够瞭解此後調查雖然也在進行,但是博物局何時計劃的複製依然不明。而且,明治10年代的出版物中并没有正倉院本。再有,楊守敬的藏書目録中也没有發現類似書籍。

(二) 東京國立博物館資料館和遼寧省圖書館的博物局本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資料館中,藏有題爲“詩序 唐人書 明治17年博物局藏版”的折本(平成8年收録),其中也有與正倉院本的一紙對應的一張。左端寫有小字“詩序 唐人書 東大寺正倉院御物”,“詩序”以及“唐人書”之下標有1至15號(只有16頁没有數字)。然而,此處存在奇妙的混亂。即,只有第4頁到第6頁與正倉院本不對應,正倉院本的第22張插在第8張的位置中,僅僅第7頁左端記載有“明治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出版届 博物局藏版 第三十”這些混亂。明治17年博物局複製了正倉院本。不過,是16張20首,比楊守敬少了3張10首。

瀋陽的遼寧省圖書館中也收録有名爲“王子安集殘卷 (唐) 王勃撰 日本明治17年(1884)東大寺正倉院影印本”的綫裝本。這是羅振玉的舊藏本。這本書中,正倉院本的第22張也在第8張的位置,第4至6張與正倉院本并不對應。綫裝與折本雖形態各異,但兩者都是博物局複製的。筆者從綫裝本中,發現了幾處折本已經失去的紙邊。第7頁上寫有“第三十”,第8頁上寫有“第三十一”。不僅如此,第5頁也同樣寫有“第二十八”,雖然存在與裝訂綫重合無法看清的紙頁,但是我們能够看到數字的連續性。也就是説,正倉院本第22紙在當時已經作爲第8頁被複製了。

這兩種版本的作品數量比起楊守敬本的19紙30首要少。不過,通過大部分都是複製了與正倉院本相同的紙張,以及20首全部包含在楊守敬本中這兩點,可以判斷楊守敬所見的也是博物局複製本的一種。但是,觀察以下的對照表,在有無複製方面無法判斷其規則性,因此無法安心斷言。不過,現階段可以説,正如湖南的指摘,博物局并没有複製正倉院本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湖南認爲,印刷局完全複製了正倉院本并於明治13年出版,比博物局還要早。雖然楊守敬精力地進行了古籍收集,但是爲何最終没能入手呢?而岩谷又爲何没有贈與他足本呢?

正倉院本、楊守敬本、博物局本對照表

二、 印刷局石版印刷

(一) 羅振玉見到的印刷局本

大藏省印刷局的初代局長得能良介,不同於博物局,在明治12年遊歷了京阪神的寺社,其主要目的是視察正倉院。從得能自身的紀録可以瞭解他的出行目的、日程以及調查狀況。博物局的町田讓精通古籍文物的蜷川與其同行,可以反映出他的旅行目的。同樣,得能招聘了擁有卓越的印刷技術的意大利人齊爾索内(Edoardo Chiossone)與其同行。也就是説,他從一開始就製定了爲了習得并提高印刷技術,在對調查文物模寫或寫真攝影的基礎上進行石版印刷的計劃。

此次巡遊的成果,陸續被石版印刷出版,并構成了各種系列,出版了《國家餘芳》5種、法帖《朝陽閣帖》21種,以及正倉院的皇室珍藏品和東大寺所藏《弘法大師將來目録》等20種的《朝陽閣集古》。正倉院本在《朝陽閣集古》中以《東大寺所傳詩序》之名被複製,收藏在内藤文庫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前者是單頁本,後者是手卷。印刷局没有顧慮正倉院本的一頁紙,而是使用25紙從頭到尾複製了下來。這些頁數,與神田喜一郎所示的20餘頁複製的紀録(羅振玉,1919序)相對應。湖南主張羅振玉利用了印刷局石版,即《朝陽閣集古·東大寺所傳詩序》這個版本。不過,1880年出版又如何呢?

内藤文庫中保存著《朝陽閣集古》17種。這個包裹中有“印刷局出版朝陽閣之説”一張。末尾有“大正7年1月朝陽閣第九主人池田敬八識”,叙述了《朝陽閣集古》出版的緣起。在此介紹一下其概要。明治12年,能得以“作爲印刷之模範”爲由,向宫内省請求“拜寫”正倉院的皇室珍藏品,并得到了許可。以此爲契機,他前往國内各地尋找遠古的美術品。“雇雕刻師伊國人齊爾索内氏其他技術者及古器物鑒定者等十二名隨從”,5月出發,涉覽“一府十縣”的“神祠佛刹寺民間名家”之所藏,“或拍照或模寫”,9月回到了東京。此後,選取秀逸的作品,作爲寫真石版,保存至朝陽閣(注: 朝陽閣是印刷局的建築物名稱)。其内容涉及“曰古文書、曰古器物、曰和漢聖哲之書、曰古錦繡類”等多方面内容,指出“

誠ニ美擧ニシテ以テ大ニ本邦美術ノ造詣ヲ窺フニ足ルヘシ

”,彰顯了它的意義。接下來又有“

獨リ斯業家ヲ利スルノミナラス亦以テ世道人心ヲ裨益スルコト尠カラスト信ス曩ニ原版ニ依リテ印刷シ置キタルモノ尚今存ス依テ廣ク同好ノ士ニ頒チ斯道啓發ノ一端ニ一供セムトス

”,可以得知此紙是《朝陽閣集古》的再版宣傳文。

由於這篇宣傳文在其中,因此可以認爲湖南所藏的《東大寺所傳詩序》(以下作“印刷局本”)等《朝陽閣集古》是大正7年(1918)的再版,《印刷局石版刷定價表》也與其同載。而且,不僅是《朝陽閣集古》,《國家餘芳》和《朝陽閣帖》也被列舉出來。這些也都是同時再版。《國家餘芳》的發行是明治13年,《朝陽閣集古》是明治16年5月(大藏省,1971: 709)。將這些綜合考慮,可以知道池田的文章并不僅僅宣傳著《朝陽閣集古》,也包含了彙集古文書及古器物石版印刷的《國家餘芳》。他曾指出朝陽閣的石版始於明治13年,然而他并没有説這是《朝陽閣集古》的出版年。因此,湖南難道不是被池田的話誤導,才認爲正倉院本的複製時間是明治13年的嗎?不過,即使明治16年出版也有疑問。印刷局本没有記載出版年,可是内藤文庫的《朝陽閣集古·聾瞽指歸》中附有“此卷據金剛峰寺所藏大師真迹上寫真石版以博於世/明治十七年龍集甲申夏五月一川研三識”這樣的跋文。同樣,《御請來目録》也附有松崎慊堂的文政已卯的跋文,後面有“甲申石版卷子告成”。印刷局本的出版也是明治17年,更進一步講,就是在楊守敬歸國之後。

印刷局本在明治17年被複製,但是湖南文庫之所藏,却是1918年的再版。并且,通過考察“乃今年(戊午,1918)秋,有神田喜君喜者……嘗來予家。一日白予、近得正倉院王子安集印本二十餘紙。予亟請借觀、則爲四十一篇”這一段《王子安集佚文》之序,能够認爲羅振玉借觀的也是1918年再版的印刷局本。

圖1 羅振玉文

總結以上内容,可以説正倉院本於明治17年在兩個地方被複製。與原本的紙張對應的是博物局本,與之不相關的便是印刷局本。但是,前者僅僅複製了正倉院本的一部分,後者却將其全部複製,并於大正7年以後流通。

(二) 遼寧省圖書館藏本與羅振玉的《王子安集佚文》

上面,筆者報告了遼寧省圖書館藏正倉院本複製本是羅振玉舊藏本。判斷的根據是封面背後有如下三行文字(參見圖1)。

唐初寫本《王子安集》殘卷,原本在日本正倉院,爲彼帝室御物,藏護嚴密,不以示人。此正倉院印刷局官印本,三十年前所印,流傳甚罕。此爲湖南博士所贈,校以《王子安集》蔣注本,多佚文八篇。癸丑六月,上虞羅振玉記於海東寓居之比叡山樓。

更有“振玉印信”和“困心衡慮”兩印,以及羅振玉將浄土寺的寓居作“永慕園”、將書齋作“大雲精舍”這樣的命名,再者,擁有“癸丑”紀年的《張義潮傳》中附有“癸丑六月三日上虞羅振玉書於比叡僑居之大雲精舍”的跋文,都增强了這一推測。另一方面,内藤文庫中有題爲“東大寺正倉院御物”的一個包裹,其中包括破損紙保存了“東大寺藥種獻物牒”等16頁石版。其中有幾張,與博物局本一樣寫有“明治17年博物局藏版”以及“第四十六”等數字。這些暫且不提,這個包裹中并無《王勃詩序》。然而,湖南的記述“見存する兩石版本に就て之を檢するに…博物局本は頗る闕葉あり”,表示他擁有博物局本(内藤,1976a)。1913年,湖南應該是對他所藏的博物局石版印刷以及正倉院本複製進行了綫裝,并贈與了住在浄土寺的羅振玉。不過,由於我的調查不足,關於此事除了跋文以外并無紀録。不僅如此,《王子安集佚文》序中有如下記述。

宣統紀元,予再至海東。平子君(尚)來見,與論東邦古籍寫本。平子君謂,以正倉院所藏《王子安集》殘卷爲最先,乃寫於慶雲間,中多佚文。且言君欲往觀者,當言之宫内省,某願爲之導。時以返國,迫不克往,而以寫影爲請,平子君諾焉。既歸國,平子君以書來言,寫影事已得請於當道,一二月間必報命,并寄正倉院印刷局印本至。謂此雖僅十六紙,爲文二十首,尚少於楊氏《日本訪書志》者三之一,才當全卷之半耳。然印本近已難得,姑先奉清覽,可窺一斑也。予校以今集本,二十篇中佚文者五篇……

宣統元年(1909),“印刷局”的16紙20首從平子尚那裏郵寄至羅振玉處。不過,如果是25紙41首全部複製的印刷局石版的話,那麽16紙20首未免太少。而且,遼寧省圖書館本也是博物局版,然而羅振玉却記述爲“印刷局官印”。再者,16紙20首這一數字也并非偶然。從平子郵寄過來的,其實是博物局石版的可能性很高。也就是説,羅振玉在接受湖南贈與之前,已經在中國看到過博物局本。

《永豐鄉人行年録》“清宣統元年己酉”一條中,平子之事作爲訪日成果6個項目之一被特别記載下來。平子尚是佛教美術史研究者,是與法隆寺有很深關聯的人物。他于1903年成爲東京帝室博物館囑託兼内務省囑託(野田,1974),十分符合作爲傳達給羅振玉正倉院資訊的人物。不過,序文中從1909訪日開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間的記述,有些許混亂。相關部分如1909年羅振玉訪日,平子告知他關於正倉院本之事。歸國後,平子又告訴他寫影的可能性,并爲他寄來“印刷局”印本16紙20篇。羅振玉曾勸説蔣清翊之子伯斧從中選出佚文5篇(實際上也許是6篇)附在《王子安集注》之後出版,也是在他獲得正倉院本全卷之後。“逾歲,無消息”,他打聽以後才知道,平子已經因肺病死去數月了。接著,1910年湖南走訪北京,贈送給他上野本(1910年影印)。羅振玉從上野本中共得到9篇佚文,所以他再次勸説伯斧出版。然而,他在請求借用楊守敬所藏得正倉院複製本時耽擱了時間,伯斧突然在這段時間(辛亥之秋)驟亡,因此,《王子安集注》與佚文的整合出版計劃也歸於泡影。由此可知,平子之死是《佚文》出版最初的挫折,而他的死似乎是在湖南訪中之前,然而實際上不是。平子之死是在1911年5月,也就是在第二個挫折,即蔣伯斧驟亡之前。也許這一部分應該讀解爲,不用説正倉院本,按照當時的狀況,想要得到複製本也是非常困難的。無論如何,在博物局本的20首中,蔣清翊注《王勃集注》裏無法找到的佚文8首(實際上是6首),已經全部被楊守敬翻刻了。這也許就是,羅振玉在1913年或1909年得到博物局本的同時,直至得到印刷局石版爲止并没有進行翻刻校勘的理由。但是,他并非完全没有使用,而是在遼寧省圖書館所藏本的標題下面,添加了“見本集×卷”以及題名的異同的注釋,留下了羅振玉調查的痕迹。

羅振玉獲得了相當於《王勃集》卷29、30的富岡本的影印本(1922),於1922年10月再版了《王子安集佚文》。這次再版,不單再1919年版本的基礎上增加了從富岡本所得的佚文和親朋好友的文章,還按照富岡本卷頭目録,將已經翻刻的《漢高祖廟祭文》的墓誌部重新放到了最後。這些都是想要更加接近《王勃集》原作的改動,而且還有對19年的翻刻和校記進行修正的地方。雖然因爲没有作爲單行本出版而不好利用,不過《王子安集佚文》還是應該以1922年本作爲最權威的版本。

羅振玉僅在正倉院本就補正佚文19處、校記15處。已經身在中國的他,又如何能够進行如此改定呢?最後,我想再加深一層想象。而想象的契機,就是剛剛看到的内藤文庫的《印刷局石版刷定價表》。在此表中,只有《東大寺所傳詩序》一欄用鉛筆寫有類似“2”字的痕迹。而且,表外空白的清單,與湖南劃斜綫的各個作品的價格一致,不過,在共計價格之後,加上了與《詩序》價格相同的“1.75”。那麽,是否有種可能性是湖南購買了兩套《詩序》,并將其一贈與了羅振玉了呢?

三、 複製、影印以及翻刻之間

正倉院本在明治五年被發見,并於明治十七年被複製。得到博物局本的楊守敬將題名與佚文翻刻。而羅振玉得到的,是以上野家所藏《王勃集》卷28和神田家所藏卷29中《漢高祖廟祭文》爲内容的影印本(上野本),從神田處借得印刷局本的再版;接著,在1919年獲得富岡本(卷29和卷30)的影印,以此爲契機在1922年再度進行了佚文的翻刻以及與中國傳存作品之間的校勘。楊守敬和羅振玉都實施了翻刻。對此,從池田的《朝陽閣集古之説》《詩序》《東大寺所傳詩序》等名稱考慮的話,日本進行複製,并“發現”了作爲重要書法的正倉院本。同時,它作爲王勃文學作品的意義,以及作爲文本的價值,却可以看作是楊守敬和羅振玉的“發現”。

當然,通過楊守敬對於《留真譜》的編輯,與關於《日本訪書志》的發言,以及羅振玉對影印書出版的捐贈(京都帝國大學,1922年序)等,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對於抄本的强烈關心。而且,湖南對羅振玉的工作并不滿意,并指出想要製作完成度更高的校勘寫定本(内藤,1922a: 139、b: 32)。這是在表示肯定羅振玉工作的學術價值,所以日中的“發現”是無法截然分開的。不過,湖南實際上主導了神田家《漢高祖廟祭文》(《容安軒四種》)、上野本、富岡本等《王勃集》殘卷的影印工作。附在這些影印上的湖南的解説,從傳來以及所藏、字體的特色、紙背文書這些書志的情報,直至内容的考證極爲詳細,論述著這些抄本所具有的價值。而且,關於正倉院本,羅振玉的序文雖有結合蔣清翊的注,指摘文字優劣的部分,但基本上是在説明《王子安集佚文》刊行的緣起。而湖南對於來歷、複製的存在、楊羅翻刻校勘的紹介、字體以及則天文字的指摘、紙張的顔色、佚文的題名、與現《王勃集》的關係、利用佚文的《滕王閣序》的作成時期的考證等,可以説他是在解説“正倉院本究竟爲何物”。看到這樣的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湖南對於日本傳存寫本這一作品是多麽的重視。而且,不僅是湖南一個人,這不正是反映了應該稱爲尊重寫本的,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意識嗎?對於正倉院本的楊守敬和羅振玉的反應與湖南等的對應之異同中,清楚明顯地表現出日中對於寫本的不同見解。

羅振玉以更加完全的翻字和校勘爲目標補訂《王子安集佚文》的1922年,也出人意料的是以完全復原爲目的的“南都秘极”第一集的完成年(“用紙は、白·茶·黄·赤·緑·藍等の色麻紙三十張を繼ぎたる美しきものにして…今用紙の色、表紙及び金銀繪軸、すべて原形の如くせり”[紙張繼承了白、茶、黄、赤、緑、藍等的彩色麻紙三十張,是非常美麗的……現在的紙張顔色、封面以及金銀繪軸,全部與原书相同]佐佐木信綱解説《王勃詩序》的部分)。難道不能説,正倉院藏王勃詩序既展示了日中的學術交流,又呈現了兩國的學術之異同呢?

考文

中文

[1] 甘孺 《永豐鄉人行年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高洪岩 《近代中日學人與唐鈔本〈王勃集〉殘卷》,載《古典文學知識》,南京,鳳凰出版,頁108—114,2009年。

[3]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 《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故宫博物院圖書館,1932年。

[4] 湖北省博物館 《鄰蘇園藏書目録》,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5] 李洪嘯 《羅振玉印譜》,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6] 羅振玉 《王子安佚文》,1919年。

[7] 羅振玉 《王子安佚文·校記·附録》,《永豐鄉人雜著》續篇,1922年。

[8] 羅振玉 《鳴沙石室佚書》,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拙論關係部分爲《張延綬别傳》附《張義潮傳》,2004年。

[9] 《羅振玉學術著作集》,第11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拙論關係部分爲《扶桑再遊記》,2010年。

[10] 楊守敬 《日本訪書志》,《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日文

[1] 樋口秀雄 『壬申檢査「古器物目録」ー正倉院の部ー』MUSEUM255 32—34,1972年。

[2]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第一集四種』,1922年。

[3]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全集』7東京: 築摩書房。拙論有關部分是『正倉院尊藏二舊鈔本に就きて』133—141。初出は『支那學』第三卷第一號1922年,1976年a。

[4] 『内藤湖南全集』14。拙論有關部分は『寶左盦文』所收『正倉院本王勃集殘卷跋』(1922)31—32及『湖南文存』卷16所收『與羅叔言』(1923)260,1976年b。

[5] 奈良國立博物館 『平成七年正倉院展目録』奈良: 奈良國立博物館,1995年。

[6] 野田允太 『鐔嶺平子尚先生著作年表·略歷』東京: 癸丑會,1974年。

[7] 大藏省印刷局 『大藏省印刷局百年史』第2卷東京: 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

[8] 大谷大學圖書館 『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目録』京都: 大谷大學圖書館,1988年。

[9] 關秀雄 『博物館の誕生―町田久成と東京帝室博物館』東京: 岩波書店,2005年。

[10] 杉村邦彦 『羅振玉における「文字之福」と「文字之厄」』『書論』津: 書論研究會105—125,2001年。

[11] 得能良介 『巡迴日記』東京: 印刷局,1889年。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 『東京國立博物館百年史』東京國立博物館,1973年。

[13] 米崎清實 『蜷川式胤「奈良の筋道」』東京: 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