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平

[摘    要]梁山调源于四川梁山县，它属于四川梁山灯戏的一种唱腔（灯弦腔），后随盐道脚夫王大化传入湖北荆门后，不断的传承与发展。荆门的民间艺人将其与本地的传统民歌、戏曲、方言等相结合，使它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作为地方戏曲的梁山调，它的发展自然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等密切联系。本研究对梁山调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史料典籍、田野調查、访谈等研究方法，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梁山调的流变进行考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梁山调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梁山调;文化生态学;流变

梁山调是地方性戏曲声腔中影响最广的戏曲剧种之一。梁山调起源于四川梁山县（今梁平县），从端公戏的胖筒筒发端，逐渐流传到陕南、豫南、闽西、桂北、滇东等省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梁山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经历着变迁，传统剧目中有些濒临失传，有些已经消亡。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梁山调的研究并不深入，尤其是缺乏对梁山调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分析。20世纪中后期，“文化生态学”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鉴于此，本研究从文化生态学的视野出发考究梁山调的流传与变异，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一、梁山调的历史渊源

（一）梁山调的起源

梁山调是川东灯戏的一种声腔胖筒筒类灯弦腔。对于梁山调的起源有多种说法，通过整理分析，对梁山调形成的文化因子与形成时间进行相对精准的定位。

谭永局在《论川北灯戏的音乐特征》一文中，认为川北灯戏源于古老的傩戏，经历了傩戏——跳坛——灯戏的成长与发展过程，有灯有戏有歌舞，主要唱腔音乐是具有川北地方特色的灯弦调，又称胖筒筒，形成地点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苍溪县，有史记载两百余年。

杨林岚在《简论川北灯戏主腔音乐胖筒筒》一文中，认为川北灯戏源于民间歌舞，四川自古有上元灯会习俗，在唐代尤为兴盛，人们以歌舞形式演故事。

朱恒夫在《论川北灯戏的草根特性》一文中提到灯弦调又称胖筒筒，源自四川的川北灯戏，形成时间为清代中叶，地点为苍溪县。而梁山调来自重庆，形成时间是清代末年，为秀山花灯。

赵玲、李浪在《灯文戏语  溯古思源——关于川北灯戏的源、流、变音乐文化探究》一文中，认为川北灯戏又叫“农民戏”“鼓乐神”，其发源地是四川阆中市的苍溪县、白庙、龙山等乡镇，来源于传统的傩。

张书源在《一朵民间奇葩梁山灯戏》一文中，认为梁山灯戏来自重庆市梁山县的地方小戏，距今已经有近500多年的历史了，该县因与山东梁山县重名，建国后改为梁平县。

虽然上述文献在梁山调的起源问题上稍有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山调是在四川本土歌舞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当地各种文化因素融合而成的戏曲艺术。良好的民间文化生态为梁山调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此外，关于梁山调形成的时间除上文所述外，还可以从武汉音乐学院刘正维教授《梁山调腔系论证》一文中提供的文献资料来进行佐证。清乾隆、嘉庆年间编印的《成都竹枝词》云：“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得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则广东人上京。”这说明梁山灯戏在元宵以后还演，两百年前已用胡琴伴奏，且至今流行的《驼子回门》《送金妹》在当时就“皆堪赏”。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学者们大都认为梁山调产生于清代。

（二）梁山调的发展历程

梁山调起源于四川梁山县，这已得到证实。对于梁山调又是何时传入湖北，笔者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探寻了其踪迹。

咸丰二年（1852年）刊印的湖北五峰《长乐县志》卷十二《风俗志》第五、六页载：“正月十五夜……张灯演花鼓戏……演戏多唱杨花柳戏，其音节出于四川梁山县，又曰梁山调。”①同治四年（1865年）《宜昌府志》卷十一《风俗》第十九页亦载：长乐“十五日元夕张灯演花鼓，多唱杨花柳词，其音节出于四川梁山县，谓之梁山调”。②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远在清代梁山调已传入湖北，习称花鼓戏，又叫杨花柳曲，是在元夕演出的戏曲声腔。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兰恬居士题笺的《汉皋竹枝词》③中以《梁山调》为题的词云：“芦棚试演梁山调，纱缦轻遮木偶场，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④这不仅展现出当时梁山调演出的盛况，而且还说明梁山调传入湖北远远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

据《荆门市志》记载，梁山调传到湖北荆门与名师王大化（1872-1946年）直接相关。王大化将四川的盐运到荆门石桥驿等地，由于路途遥远，为了缓解思念家乡的愁苦，便唱起了梁山调。之后王大化成立“二绷子剧团”，并率团赴梁平县学习胖筒筒调后返回荆门。王大化去世后，由他的大弟子周天应（1891-1959年）接掌“二绷子剧团”，在荆门地区巡回演出。周天应的大弟子胡世斌（1926-2017）在其师父去世后，接管了梁山调剧团，后来还成立了荆楚梁山调花鼓剧团。为了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胡世斌亲自带领演职人员30人、学徒100多人到各地演出梁山调，近一点在荆门及周边乡镇，远一点还到河南、陕西等地。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不仅开始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而且还自创新剧目。

胡世斌先生去世后， 由他的二女儿胡必莲接管梁山调剧团。随着演出的增多，梁山调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不仅国内各地慕名邀请该剧团去演出，而且还受到法国政府的邀约去进行文化交流，并受到法国观众的一致好评。

二、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梁山调的流变考究

（一）文化生态学解析

1. 文化生态学的含义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⑤可见，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宄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制于其特定的具体环境，如政治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等。

2. 对文化生态学的认识

提到文化生态学就不得不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所谓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人、文化与物质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与其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就构建出文化生态系统。⑥随着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动，文化也在不断发生变迁。文化变迁是导致文化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同时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文化的变迁。所以说，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各种文化在不断地适应其境遇的变迁的历史。

文化生态学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分析方法。经过中外学者的不懈探索，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多个学科领域。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梁山调作为一种传统的戏曲文化，其产生离不开地域文化与社会环境。在长期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随着梁山调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改变，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导致梁山调文化不得不经历一些变迁，以此来维护和传承梁山调的内在特质。

（二）对梁山调流变的考究

梁山调文化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层次的文化生态系统，包括三个方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主要包括梁山调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等;制度层面主要包括各地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等;精神层面主要包括价值观念、家庭结构、社会组织、传承方式等。

1. 梁山调物质层面的变迁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而离开了地理环境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无法谈论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及其特征。自然地理环境是梁山调存在和延续的客观基础。梁山调的发源地四川梁山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以山地为主，主要种植水稻，在薅秧季节，农民为缓解劳作辛苦，在薅秧间隙就唱梁山调。因是在田间劳作时唱，所以大部分都是喜剧，以逗人开心，缓解疲劳为主。

梁山调后来传入湖北省荆门市石桥驿镇，该镇位于东宝区东北部，其地势平坦，农作物主要以种小麦和花生为主。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便捷的劳动工具使农民劳作时间大大减少，群聚式的劳作极少见到，很多富余的劳动力都涌向城市。梁山调开始出现生存危机，为重新博得大家的喜爱，不得不在表演中加入通俗音乐的元素。

2. 梁山调制度层面的变迁

在梁山调的起源地四川梁山县，巫术和宗教文化一直以来是巴蜀地区人民的信仰。因此，梁山调的传统剧目也与巫术与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如《目连戏》。

梁山调在流传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梁山调逐渐从祭祀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供人们娱乐的艺术形式。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扶持力度，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人们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为梁山调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2009年5月，梁山调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湖北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从政策层面对梁山调的保护予以指导，并寻求更多资源推动梁山调的发展，这便为梁山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3. 梁山调精神层面的变迁

首先，由于古代封建思想严重，女子不能粉墨登场出演戏文，导致梁山调在传承中只传男丁。其表演方式是由男子头上包白色头巾，反串女子演唱。随着梁山调的流传，由于家庭结构、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梁山调开始实行男女分腔，这在梁山调体系中独树一帜。

谱例1：

在“来、我、好、咿”上标记了移高八度记号，表示这几个字要翻高八度演唱。上句的前半部分用真嗓音演唱，后半部分用假嗓音演唱;而下句的前半部分用假嗓音演唱，后半部分用真嗓音演唱。最后的拖腔强调在“咿”字这个衬词上，这便是梁山调的正腔“咿咿腔”，女腔尤为突出。

谱例2：

从其音区和音域来看，比较适合男性演唱。上句第一小节第二拍的后半拍从小字一组c直接十度大跳至第三拍小字二组的e，下句第一小节第一拍从小字一组f直接七度大跳至小字二组的e，这也是用真假嗓音结合的方式来演唱的。此外，上句唱词的终止音与其后过门的终止音不同，而下句一致。

其次，梁山調的主要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由于口传心授具有模糊性和随意性，所以，同一个剧目每一次的演出都不尽相同。梁山调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开始有了文字记载与曲谱记录。

随着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人们选择娱乐的方式增多，价值观、审美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系统。为了迎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不得不在演出中加入现代流行音乐表演元素，使梁山调脱离了原有的风味。

目前梁山调的传承已被引入学校的课堂，如湖北省荆门市象山中学校长表示：“学校将专门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开设兴趣课堂，以此激发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大力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三、梁山调的历史价值

梁山调自形成以来一直经久不衰，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仅仅从剧目内容、乐器、语言、民风民俗等方面来考察，梁山调都能被看作是一部活灵活现的历史教科书。

（一）传达正能量的剧目内容

梁山调的剧目内容，大多为劝人弃恶从善、男女相恋、孝敬长辈等，从而达到启迪人、教育人、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之目的。

此外，在有些梁山调剧目的表演中，一方面，通过演员的嬉笑、嘲弄、滑稽的方式来调侃生活，使整个剧情妙趣横生，欢笑不断，以此缓解生活带给人们的重重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滑稽的剧情，以一种轻松愉快、幽默调笑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在带给人们欢乐的同时，也尽显梁平县人民对待生活乐观积极的心态。从他们崇尚喜乐的审美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豁达的心态与坚毅乐观的性格。

（二）珍贵的伴奏乐器

梁山调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形似二胡的胖筒筒，该乐器由传承艺人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

胖筒筒多用马尾弓来演奏，音色浑厚，略带嗡音。就单单是这一件乐器的制作都耗费了艺人的许多心血，表现出梁平县人民的匠人精神，所以显得尤其珍贵。由于胖筒筒是梁山调独具特色的伴奏乐器，所以成为研究梁山调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三）淳朴的口语化台词

梁山调的演唱最初是用带有川北乡土味道的土语，简单质朴、通俗易懂，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谱例3：

采用地地道道的方言俗语演唱，不仅诙谐风趣、爽心悦耳，别有一番风味，而且能让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风民俗

在梁平县古老习俗中观灯赏戏的娱乐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对此当地的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如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乌程县范锴的《蜀产吟》中就四川灯戏作五古咏之，“俗有优伶……名曰梁山调……犹津津乐道之”。①从这一历史记载不难看出当时群众观灯风气之盛，其灯造型丰富。随着灯戏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祭祀活动与“放灯”“耍灯”相结合，出现各种独特的舞步，如跳五方、耍火步等，这些舞步后来便成了端公跳坛时灯戏表演的基本步伐。这些基本步伐构成了梁山调表演特色的一部分，并将娱乐性、趣味性和观赏性完美地融为一体。恰巧就是这些历史的沉淀使梁山调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地域特色，这也是梁山调能够传承百年的原因之一。很顯然，梁山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蕴涵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四、结论

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梁山调在物质层面的变迁;宗教信仰和民风民俗的变化导致了梁山调在制度层面的变迁;价值观念、家庭结构、社会组织、传承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了梁山调在精神层面的变迁。可见，梁山调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为了维护梁山调的生态平衡，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需要对梁山调在当代文化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况进行重新审视，以期为梁山调的发展创建和谐的文化生态。

要想为梁山调的发展营造出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政府就应该鼓励、支持建立梁山调的剧团组织，尤其要鼓励戏剧工作室、戏剧制作人、剧本创作中心、戏剧班社和私人剧团进入市场; 鼓励创作高质量的戏剧，探索更多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创新元素，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以此扩大梁山调的表演空间。与此同时，在“生态富民” 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可以根据民间文化的特点，发展生态化产业经济模式，把梁山调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不断创新梁山调的营销模式，达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双赢的目的。这样不仅为梁山调的发展营造出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且还能从根本上解决梁山调的生存危机，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确保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持续、健康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J].中国音乐，2003（02）.

[2] 刘正维.梁山调腔系论证[J].音乐研究，1983，（01）.

[3] 王培华.钟祥梁山调[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4] 张书源.民间艺术的奇葩———梁山灯戏[J].四川戏剧，2009（06）.

[5] 黄正泉.人类的最高智慧——文化生态学思想体系概述[J].大学教育科学，2015（05）.

[6]  J·H·斯图尔德，王庆仁.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J].民族译丛，1983（06）.

[7] 赵玲，李浪.灯文戏语 溯古思源——关于川北灯戏的源、流、变音乐文化探究[J].艺术教育，2014（05）.

[8] 彭涓.川北灯戏的梁山调[J].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6（04）.

[9] 黄中骏.荆楚音乐[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

[10] 〔美〕朱利安·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11] Julian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M].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