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全 段 超

通过探讨传统民间文化来呈现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正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一些研究聚焦于某个地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地方古迹或风俗习惯等“传说核”，提出地方神明“标准化”和“正统化”话题[1]，从地方视角看中国文化大一统和多元性。然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必然在民族共有、文化互联、命运相同中建立共识，正如高丙中强调，换一个角度认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探讨把它（民间信仰）转变为建构民族国家内部正面的社会关系的文化资源的可能性和方式”[2]。本文将沿袭这一研究意趣，利用方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戏剧等资料，全面梳理并探讨湖北利川巴蔓子传说的起源与流传，尝试探索这一地区基于忠信爱国文化精神内核进行文化创造所展现出来的某些特点。

一、史实考证：正史文献中的巴蔓子其事其人

经过历代学者的历史考证和民间传说演绎，巴蔓子传说日渐丰富和合理。施州（含利川）、巴县、忠州等地都将巴蔓子列为忠烈或乡贤，入祠祭祀，致力考证、修缮巴蔓子墓和遗迹，并鼓励以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来弘扬巴蔓子忠烈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尽管缺乏考古证据支撑的巴蔓子史料仍不足为信，但传说英雄人物的由虚入实，本身就是时间重构历史真实的特质的体现。巴蔓子故事对民众（特别是土家族）来说，体现出文化认同上的历史真实。官方和地方学者对巴蔓子史实和墓葬的考证，使巴蔓子故事更为真实，其忠信文化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一致认可。

（一）巴蔓子故事考证

最早记载巴蔓子事迹的文献是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在其《巴志》篇中用 101字记录了巴蔓子请师于楚和以身酬楚的事件[3]（P7）。后世方志《方舆胜览》《蜀中广记》《大明一统志》《万姓统谱》《大清一统志》《湖广通志》《春秋战国异辞》《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施南府志》《施州考古录》《利川县志》《巴县志》《忠州志》等所载巴蔓子均以《华阳国志》为蓝本进行补充和续抄，并考证其葬地所在位置，但对巴蔓子生平、业绩、族属记载均无新据。如元代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巴蔓子。周末国乱，将军巴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救巴，请城。蔓子自刭，以首谢楚曰：‘城不可得也’。”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九）：“巴蔓子，巴国人，仕为将军。周末国乱，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已救巴，遣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济祸难，诚许楚王城，可持吾头往谢，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使者以蔓子首报楚王。王曰：‘使吾得臣如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首，巴亦举其尸以上卿之礼葬于施州。”清道光十七年《施南府志》（卷二十五）：“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巴蔓子）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都亭山。”清同治十二年版《直隶忠州志》（卷一）：“按周末巴国内乱，将军曼子求救于楚，许以三城。楚救巴，遣使请城，曼子刎首存城。相传忠州乃三城之一。”

正史中记述巴蔓子有两个焦点，一是蔓子请师于楚的救难之举和自刎献头的忠信之义；二是蔓子身首异处的葬地。巴蔓子故事记载于正史，概因编撰者将其作为忠勇爱国精神的化身加以褒扬，进而在地方社会营造忠君爱国的文化氛围。巴蔓子在先秦两汉以前均不见传，唯晋代《华阳国志》以事记之。任乃强考证常璩身世和撰述动机时说，《华阳国志》成书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4]（P2）。据此分析，常氏将巴蔓子故事录入其撰述，以巴蔓子忠勇之义“着力于表扬乡邦人物”，其据为“谯周《三巴记》及自荆湘招还流民之传述”[4]（P4-5）。利川市作家协会主席田赤认为，史载巴蔓子故事体现出明显的民间传说叙事特征，即大略的故事梗概、模糊的人物生平以及经不起推敲的事件逻辑。充满神奇想像的巴蔓子传说故事很可能是民间传说与正史互证的结果①访谈对象：利川市作家协会主席田赤，刘安全采访整理，访谈地点：利川市档案馆，访谈时间：2019年8月13日。。

1998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王峰援引考古资料，梳理“周季”时巴、楚、蜀、秦史料，进而判定巴蔓子功业、葬地和族系，构建了较为信实的历史事实：大约在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7年之间，蜀王伐苴侯造成巴子国边疆动乱，巴蔓子在“国难”之时“请师于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拨乱反正”作用，而以其自刎“以头偿楚”消弥了可能出现的巴楚两国纷争，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由两国以上卿之礼安葬的将军[5]。

（二）巴蔓子葬地考证

巴蔓子身躯与头颅分体而葬，其葬地众说纷纭，加之故事历时久远，真伪难辨。至今可以明确指出具体位置的墓葬就有三处，即重庆莲花池、忠县巴王台和利川都亭山。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通远门内莲花池的“将军坟”，于1922年修缮，为拱形石洞，墓长4.78米，宽5.2米，高2.6米，面积约20平方米。墓由石条砌成六角形，顶为圆形，以三合灰封砌。墓前有石砌仿木结构歇山式房盖，正面嵌青石碑一方，上刻辛亥革命元老但懋辛题“东周巴将军蔓子之墓”。明代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考证巴王遗址，在卷十七“重庆府”条中说：“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塚”，在卷十九“忠州”条中说：“忠之名以巴蔓子或云严颜。……今治西北一里有蔓子冢”，可见重庆渝中七星岗不是真正的巴蔓子墓。重庆市忠县巴蔓子墓旧称“巴王坟”，清同治十二年版《直隶忠州志》（卷一）：“周将军巴蔓子墓，旧志载在治西北一里，今无可考。”近年在忠县“旧城东”范围的战国巴人墓考古中并没有发现“巴蔓子墓”，民间传说的“蔓子冢”可能由“巴王台”演绎而来，故可信度不高。

位于湖北省利川市西都亭山下的“巴蔓子墓”，最早文献记载是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一）：“巴亦举其尸以上卿之礼葬之施州，今有庙焉。”明李贤《大明一统志》明确记载巴蔓子墓“在卫城北都亭山。楚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此”。清光绪二十年版《利川县志》（卷十四）：“巴国葬其（蔓子）身于都亭山。”民国初年恩施知县郑永禧著《施州考古录》（上卷十三）说：“古迹志：巴蔓子墓在城西北都亭山（山川志，都亭山在城西北二百里），崇山深麓，映带左右，下多良田广囿。周于此置亭州。”利川人物传说《巴蔓子》明确讲述巴蔓子身葬都亭山，“清江上游，都亭山下有座大古墓。相传，埋葬的是巴人英雄巴蔓子”[6]（P9）。王峰认为巴蔓子墓在“利川都亭山”，称忠县“巴王坟”与巴蔓子将军身份不符；利川都亭山则有“葬头之地与葬身之地呼应”、民间故事和巴蔓子族系等三条佐证[5]。2019年8月笔者在利川市调查时，当地人指出白羊塘村和石门坎村有两处疑为巴蔓子墓的地方。一是白羊塘古坟岭在风水上称为“九龙归位”的一个人工土堡，当地人回忆说附近有面积约200平米的夯土坪，长期不长树木。二是石门村与忠路镇毗邻的地方原有巴将军墓，传言中有明确的墓地四至点。综合历史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实地考察，巴蔓子身葬都亭山较重庆渝中七星岗、忠县巴王台更为可信。

（三）巴蔓子族系梳理

“巴”是《华阳国志》记载巴蔓子族系的唯一信息。巴县、忠州及施州等地方志编撰者都将巴蔓子收录入志书人物卷中，默认其籍。故而民间世传巴蔓子原籍有忠州说、施州说和巴县说等多种版本，各说均无充分证据。

蔓子既请师救巴乱，当为周封“巴子国”人。巴人本为西南地区势力较众的部落联盟，究其源可追溯至伏羲氏，其流则可追溯至廪君。据蒙文通考证，古代巴蜀之地约有百多个小诸侯并存，巴蔓子是诸侯之一：“《说文》‘，广汉乡也’，可见蔓子是部落诸侯，所以称子。”[7]（P28）廪君既然是巴国开国主族，那么巴氏蔓子族必定与廪君有着不可割裂的血缘关系。利川市民族文献研究所何泽勋认为，巴蔓子的族系应该是南支巴人。早期巴蛇部落在洞庭湖争战中失败后，一支南迁的族人退至长江中上游的蛮荒山地，与临近的樊、瞫、相、郑四姓部落结盟，以巴氏务相为酋长，后来沿清江吞并了母系氏族盐水部落，建立了奴隶制方国①访谈对象：利川市民族文献研究所何泽勋，李然采访整理，访谈地点：利川市档案馆，访谈时间：2019年8月13日。。湖北省社科院王峰从先秦时期文献记录人名习惯和汉字声韵规则分析，认为“蔓”为姓，与“樊”同韵，因而巴蔓子的姓氏就是廪君蛮中的“樊”氏[5]。由此，学者推断出巴蔓子族系粗略线条：伏羲（太昊）→咸鸟→乗厘→后照→顾相（务相）→巴蔓子。

二、口头叙事：民间传说中的巴蔓子形象构建

巴蔓子作为土家族古代英雄，其少数民族传统英雄形象在丰富的民间文艺形式讲述中不断丰满，继而呈现由人到神的形象演绎趋势。湖北利川民间传说叙事侧重于巴蔓子神性人格的讲述，宣扬古代历史人物对于族群的贡献，以少数民族祖先神灵形象的塑造来达到引导、教育和警示民众的效果。

（一）“巴将军英雄形象”的情境化呈现

综观利川巴蔓子民间故事，其中较为典型的版本有两个：一是由湖北省群众艺术馆韩致中于 1980年3月根据土家族老人黄锡银和谭桂香口述整理而成，其中明确讲述了巴蔓子身子葬在都亭山；二是由赖作文编写，收录在《利川文史资料》中，提到了楚巴两国有联姻之谊和巴蔓子身子葬在都亭山上。巴蔓子传说讲述了东周末年中国西部巴、蜀、秦、楚等诸侯国并立年代，巴国因战乱而不得不从强楚借兵平乱的事件中，巴国将军蔓子许诺以三城的代价请楚国出兵救援巴国，事毕后蔓子将军以头颅抵三城信守诺言的故事。《巴蔓子》叙述巴蔓子“应民众请求”而向楚借兵的缘由；描写巴蔓子出使楚国的艰难，“绕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滩口，衣服烂得披一块，搭一片，草鞋穿成了巾巾，脚都露着骨头，活像个叫化子”；与楚王交涉的窘迫，“救人如救火，只要平了叛乱，么子事都好商量”；蔓子自刎的从容，“我的许诺我自己承担，请把我的头拿回去谢楚王吧！他‘呼’抽出宝剑，朝颈上‘唰’地一挥，人头落地，可眼睛却不闭上，还像活着一样”[6]（P9-11）。通过故事情节的情境化讲述成功塑造了巴蔓子血肉丰满、人格完美的人物形象。

民间歌谣《耍神调·巴将军》情境化地叙述了巴将军“搬救兵”“拒割城献头颅”的故事情节：“将军肩上压千斤，山河破碎怎能忍，连夜赶到楚郢城，去向楚国搬救兵。……将军心内如火焚，见火不救急死人，救国救民最要紧，只得答应许三城。……不去楚，不割城，难道要违约失信？若失信巴楚必然动刀兵，若失信两国长空布战云。……将军说到此，心里难平静，按剑细思省，一条良策涌上心，霍地一下抽出剑，将军刎头已自尽。”用细腻的心理刻画呈现了巴将军在践约过程中“护大义、舍小义”的艰难抉择：“蔓子问明月，能否割三城？明月也知凡间情，但愿巴山永不分。蔓子问群山，能否割三城？群山昂首露峥嵘，要与天下共一春。蔓子问夷水，能否割三城，夷水悠悠流不尽，总是巴国故乡情。蔓子我是巴国人，乡亲将我哺成人。怎能够，离故土，怎能够，抛乡亲。”[8]（P307-309）

民间戏剧以齐麟鹏创编川剧《巴蔓子》剧本较为典型，剧本以史载的巴蔓子借楚平乱后自刎偿诺为故事蓝本，增加楚使请城逼诺、巴王庭议罪、巴将军与楚公主翠屏相恋等情节，塑造了为护城大义，而抛弃性命、亲情与爱情的忠义两全的英雄形象[9]。

（二）“巴将军神灵”的神话构建

利川民间传说对巴蔓子其人其事的叙说，以“巴人”“巴国”和“都亭山”为主线，用民间口承文学特有的叙事逻辑和手段将对巴蔓子的崇慕融入社会生活，通过为山川河流地名和神明显灵事件解说，不断将巴蔓子从族群英雄装扮成血肉丰满的地方保护神。

民间传说叙事框架中，往往采借“托物言事”叙述方式来纪念巴将军。《利川人物志》记载：“恩施、利川的山水多以巴公命名。恩施城南里许有巴公溪及巴公墓（祭祀墓）。”[10]（P4）《清江的传说》说明清江的来源：“清江发源于利川都亭山附近的龙洞沟，河水清清，好像明镜一样。据传说，清江是巴族将军巴蔓子的血液化成的。……将（蔓子）头葬于荆山之阳，身葬于利川都亭山。将军的血液化成了清江的源头。”[11]（P131）无独有偶，利川民间流传都亭山因巴将军的下葬产生出灵泉。民间以明代官方风水大师“此地有巴将军灵魂护佑，非同一般气象”评价，来解释都亭山上草木四季葱茏，繁花盛开的景象。在利川苏马荡的十里杜鹃长廊山上，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巴将军头颅所化的人像石头。在恩施龙凤镇青堡村有一座铁帽山（冠顶山），相传是巴蔓子将军头盔所化。山上原有冠顶庙，主神即巴将军①访谈对象：康元，恩施市龙凤镇青堡村书记，萧洪恩采访整理，访谈地点：恩施市龙凤镇青堡村，访谈时间：2019年8月22日。。

以“神女择婿”“斩蛇精”“惩恶道”“赈济灾民”为故事情节的民间故事，则将巴蔓子从民族英雄推向神坛。在传说故事中，巴将军在民间不断显圣，化身为善良百姓的守护神。流传在利川城关、汪营和谋道一带的民间故事《铜锣和石鼓》[6]（P21-22），讲述了巴将军出哑谜为女儿择婿的故事。相传利川铜锣寨住着陈巧和陈实兄弟俩。有一天他们听到山上“铜锣对石鼓，银子五万五，要是有人能识破，包你买起重庆府”谒语后，求教山上的老帕普（土家语，意为老祖宗或老爷爷）。老帕普做了挖地一样的哑谜。哥哥陈巧到东南方偷来老铁匠的大铁锤想砸开石鼓时却被石鼓吞到肚子里，弟弟陈实请铁匠打造了十八斤重的大锤、十斤重的挖锄和八斤重的刨锄开山造田，勤劳财富，后来与巴将军的女儿成了亲。

巴将军显圣“斩蛇精”“惩恶道”“赈济灾民”故事流传于利川县团保镇一带。相传巴将军显圣斩蛇精发生在明朝永乐二年秋天，团堡境牛栏坪的磨子洞有修炼成精的青蛇，时而变成美女诱骗英俊男子，时而化为猛兽惊扰乡邻，索取实物。当地百姓不堪其害，祷告于巴将军神像前。将军显灵来到磨子洞，第一次将青蛇斩断扔到小溪河里。第二次打败青蛇，把它剁成肉泥抛入小溪河。第三次为了防止青蛇再次爬出来，巴将军移来大山紧紧压住青蛇，又将大山的一面劈成数百丈陡峭的悬崖，创造了朝东崖“神迹”。巴将军显灵惩恶道发生在明宪宗二年。传说在团堡镇白果坝村出了名外号张法师的妖道，死懒好吃，常以妖法骗取民财。一天他准备去患病的李老汉家骗钱时，被巴将军神灵警告，从此不敢以妖术骗人钱财了。巴将军显灵赈济灾民发生在明崇祯十四年，传说利川都亭山、神龙堡等地因大旱灾和李自成起义而哀鸿遍野。巴将军魂游至此，到处施粮米救济百姓。他将大米存于团堡神龙堡的一个大石洞里，受灾的百姓拿着一个碗到洞口求米，都能得到一碗大米。

三、文人颂扬：巴蔓子忠信爱国精神的宣扬与认同

学术研究与文学作品是知识群体讲述巴蔓子忠信爱国精神的主要载体。学者、诗人和地方官员基于史籍、民间记忆和少数民族文化背景创作出了历史叙事范式的英雄传说，对巴蔓子故事及其呈现的忠信爱国精神进行正面宣扬。

（一）探寻与凭吊巴蔓子遗址

从公元四世纪常璩崇“蔓子之忠烈”将其写入《华阳国志》开始，渝鄂两地民间文人、乡贤和地方官员致力于巴蔓子的历史考证，将其收入地方史志中。唐贞观八年，唐太宗李世民感念巴蔓子、严颜的忠信，将巴地的临州改为“忠州”。巴郡、忠州、石柱、恩施、利川等地知县都在编纂县志和著述中考证和援引巴蔓子故事，《施南府志》《利川县志》《忠州志》《巴县志》都将巴蔓子列在《人物志》首位，并考证其相关遗址。巴县历代郡守都重视巴蔓子墓的修补，如清乾隆年间，郡守张光鏻循旧址“修立碑表后圯”；乾隆二年，县民周尚义捐款维修；道光十五年，巴县知县杨霈捐银200两与中营游击重修巴蔓子墓，并“春秋至祭”。唐代白居易任忠州刺吏时也曾考证巴王遗址，并作诗：“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清同治《利川县志》载，乾隆时施南府同知商盘考证巴蔓子墓未果，撰《蛮王古冢歌》：“施州城北都亭山，悬岩百丈杳难攀。上有墓门一十二，云是蛮王葬此间。”

1922年，川军第一军军长兼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在重庆七星岗主持重修巴蔓子墓，并亲书“东周巴将军蔓子墓”墓碑。1941年重庆工务局对七星岗巴蔓子墓的墓门、墓道、墓碑和祭祀台进行简单修复。1942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赞誉长沙保卫战壮士王超奎的文章中引用了“中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典故，颂扬了中国人爱国精神和忠勇气节。1945年蒋介石到忠县视察，在参观严颜故里后，曾向当地人打听过巴蔓子祠。

（二）讴歌巴蔓子忠信爱国高义

唐代以后，鄂渝两地的利川、忠州、巴郡等地太守、知县都致力于巴蔓子古迹的考证和民间习俗的倡导，主持重修其墓园以志纪念，创作文学作品对其事迹大加赞扬，树立了巴蔓子作为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英雄形象。

民间诗人、乡贤和地方官员用大量诗词来颂扬巴蔓子的忠信勇义精神。如清同治《直隶忠州志》（卷十二）载明代忠州诗人舒容《巴王祠》：“何事萧墙起忿争，扶危曾借楚王兵；剑光射斗奸凶殄，勇气冲霄祸乱平；民乐耕桑安壤土，兵收戈甲罢征营；三城旧址今何在，长与将军播令名”。叶贵鼎《巴王庙》诗：“勇奋全巴日，忠昭谢楚时；曼公何处去，千载系遐思。”清乾隆《巴县志》（卷十五）载知县王尔鉴《巴蔓子墓》：“穹窿哉，蔓子墓，渝城颠，石封固。多少王侯将相陵寝穴樵儿，独此屹立两江虹势迥盘护。头断头不断，万古须眉宛然见。城许城还存，年年春草青墓门。君不见背弱主，降强主，断主之头献其土。又不见明奉君，暗通邻，求和割地荣其身。惜哉不识蔓子坟。”

除诗词赋外，巴蔓子墓园和遗址也留下了不少楹联赞颂巴蔓子将军气节和忠信爱国精神。忠县巴王庙前丁房阙有《巴国忠贞祠铭》三则，分别由明忠州知州贺国珍、倪伯鲯和清忠州知州成文运撰写，颂扬巴蔓子忠烈，如“于兹蔓公，正气高风。舍身取义，亘古靡同。为国为民，泽被无穷”。民国时期乡贤赵朗云所撰：“霸业久销沉，楚子何曾留寸土；荒坟犹耸峙，将军依旧镇三巴。”在利川与石柱县交界的石门坎村关隘口也留存一幅叙述巴蔓子将军的对联：“巴将军刎头颅谢来使；楚国王叹蔓子拜上卿。”

当代学者用不同文学载体对巴蔓子故事进行整理，并对其忠信勇义之文化精神进行宣扬。如阿蛮《巴将军传说》、李家驹《巴国入秦》、孙海星《巴族神话中的生命意识》等都以重要篇幅介绍巴蔓子故事。杨昌鑫《浅谈土家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曹毅《土家族的人物传说》、曾超《巴人尚武精神研究》、王峰《巴蔓子考论》和朱世学《巴蔓子故事相关问题的认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巴蔓子故事，并对其忠信爱国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李世熠《陪都时期重庆巴蔓子墓修复保护历程》、董亚林《寻找巴蔓子墓》、史阙文《巴蔓子墓不在重庆》、陈仁德《有关巴蔓子的种种话题》和虞廷《巴蔓子和忠县“三月三”》较全面地介绍了重庆域内巴蔓子古迹和民间习俗。邓斌长篇文化散文《巴人河》赞扬巴蔓子是巴民族勇纾国难、舍生取义的典型代表，铸造了以“献身精神”为核心的“都亭山血性”。湖北省青年作家王迟平、柯文翔以古代巴族社会为宏大背景创作小说《青铜英雄——阿尔诺传奇》，塑造巴蔓子、阿尔诺等重大义、轻生死、智勇双全的少数民族英雄人物形象。

（三）褒扬巴蔓子爱国主义精神

巴蔓子是古代巴国唯一留名青史的英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善良、忠义和诚信的化身，是土家族的民族之神。晋代常璩慕其忠烈：“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3]（P41）唐太宗李世民赞其“地边巴檄，意怀忠信”。在利川巴蔓子忠义被后世学人所认同，宋代利川都亭城人詹邈考取博学宏词科第一，面见宋哲宗时称“秉蔓子忠义”[10]（P4-5），受哲宗赏识。

今人赞扬巴蔓子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保存生命之间权衡选择时，毅然选择前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巴蔓子既是忠勇爱国精神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护国爱民、重忠义、讲诚信、舍生取义道德风尚的人格代表。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点赞巴蔓子。杨昌鑫认为巴蔓子精神是“维护民族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而以身报国的精神”，是“土家族历史上爱国主义篇章中”的“光辉的一页”[12]。王峰认为巴蔓子大忠大义更超于关羽，他因“护国而主动赴死”，“巴蔓子的死却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穿透危急和苦难，留下的是超越家国恩怨的勇气，是支撑我们的民族历久不坠的智慧和胸襟”，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和终极精神[5]。曾超在《巴人尚武精神研究》中赞巴蔓子有智、有仁、有勇、有德和有信：“临危却敌，计保三城，有智；救民水火，胞与为怀，有仁；坚贞自矢，共城存亡，有勇；爱民如子，为国为民，有德；不忘一诺，慷慨捐躯，有信。”[13]（P77）朱世学认为，巴蔓子是巴人精神的化身，为大义凛然、笃诚笃信、救国救民的楷模，其舍身取义的行为，不仅是巴民族及其后裔土家族的精神凝聚内核，而且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直观体现[14]。

四、结语

巴蔓子传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巴蔓子“以首偿城”的忠烈之义，更在于其广泛的爱国主义风范和文化认同作用。地方史志文献、民间传说故事、歌谣和民俗活动都以不同方式讲述巴蔓子的忠勇故事，以不同形式记住巴蔓子的忠信气节，但最终巴蔓子并没有像廪君、关羽、杨再思、马援等由历史传说英雄演变为被地方社会广泛信奉和祭祀的地方神明，而是成为中华民族忠信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格化身。这是由中国传统以来大一统思想和文化统一性所决定的，“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统一性，不但取决于意识模型与实际的社会结构的相似程度，也取决于各个次群体所抱持的理想观念的模型的相似程度，以及‘近身的模型’与‘理想观念的模型’之间的罅隙的大小”[15]。

事实上，巴蔓子传说故事所呈现出的信念与精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某种类型的民间信仰。巴蔓子作为东周战国时期的邦国英雄，正史记载信息量少且模糊不清；而民间传说故事对其形象的塑造与述说却是清晰可见的。特别是唐代以来，巴蔓子忠信爱国精神得到官方和地方精英、民众等地方社会主体的认同，并以极具主体特色的文化叙事方式，基于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借助地方史志、口承传说和文学作品等讲述巴蔓子传说，宣扬其忠信爱国精神。纵观不同历史时期官方弘扬巴蔓子忠勇爱国精神和民间传颂巴蔓子完美人格的文化叙事，展现出民间传说英雄形象构建与演变的发展轨迹。官方和民间对巴蔓子传说叙述和形象塑造，反映了不同叙事主体对其忠信和爱国精神等文化价值的认同和传播，是民间信仰、地方社会和国家关系维系机制的客观呈现。巴蔓子从传说英雄到爱国主义精神化身的形象演变，是不同群体基于不同文化叙事方式，对巴蔓子传说故事所呈现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的赞赏与推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