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玲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从1919年至2019年，国内学术界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无论是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还是学术界对其人生哲学的研究，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都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进入中国并逐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我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相关，它是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反映。本文以中国社会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依据，将根据不同实践需要而进行的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分为五个阶段：1919至1949年为初步接触阶段；1950至1976年为简单化评价阶段；1977至2011年是全面展开研究阶段；2012至2019年为进一步深化研究阶段。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是为了进一步展望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的生长点。

一

1919-1949年，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也传入中国。“从精神性之中觉醒的独异的个体主义者”是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克尔凯郭尔的理解，这种理解深刻反映了思想界是在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中国文化变革需求之间找到了关联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探索并指引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先进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思潮，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旧的伦理观念及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孔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旧伦理道德对个性的扼杀与民主、科学所要求的个性解放、人权等价值相违背，使得在社会转型期对个人生存的精神需求欲增加，所以对克尔凯郭尔思想的研究同样也放大了其个体生存论的方面。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鲁迅就对克尔凯郭尔独异的精神呐喊和对自身时代一针见血的评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结合当时中国思想变革之急需，鲁迅倾尽全力呼唤那些“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极端之主我”[1]的“先觉善斗之士”，鲁迅把克尔凯郭尔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2]所代表的精神视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从某种程度上看，鲁迅结合中国文化发展的需求抓住了克尔凯郭尔的真精神。由于克尔凯郭尔从个人的存在中感到生存的困感，最后选择了孤独的个体存在。而正是这种无助的孤独，使个人不再按人们习以为常的思路，从政治、历史、经济等宏观方面来观察时代，而是透过自己内心的反省，直觉人的存在先于物质。因此，鲁迅从克尔凯郭尔那里获得的是一种新型的审视人生的态度。克尔凯郭尔“个人”的思想融入鲁迅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对中国文化人格的模塑和定位上来。

在20世纪30年代重视克尔凯郭尔的还有李石岑。李石岑特别强调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所给与近代人生活上的暗示力,亦不下于尼采”[3]。李石岑在《现行哲学小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体验哲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等著作中，肯定克尔凯郭尔的学说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哲学”，将克尔凯郭尔哲学视作尼采哲学的先驱，并把二人都归入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思想群体。

在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的这一阶段，有独特贡献的还有冯至先生。冯至一方面大量翻译克尔凯郭尔的语录，为中国学界对克尔凯郭尔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源；另一方面，他还写下了《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的文章, 专门介绍克尔凯郭尔及对他自己时代的批评。冯至将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相并列并称赞其“在一般人认为不成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对于社会中虚伪的现象痛加攻击”[4]的批判精神。

总的来说，在1949年以前，克尔凯郭尔早已进入中国学者的关注视界，并受到诸多著名文化人的重视。学界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理解和接受集中在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此时有关克尔凯郭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比较有限。

二

从1950年至1976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对我国学术界所营造的思想氛围，导致学界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具有简单化倾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意识形态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一改变是时代的进步，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证明，是马克思主义为解决时代的迫切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引导中国走出落后挨打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决定了对西方各种思潮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认识西方哲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但是，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术研究受到政治的严重干预，表现为简单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直接等同于阶级对立，否定唯心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因素，对包括克尔凯郭尔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比如，在《欧洲哲学史简编》一书中，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评价为：“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就再也提不出任何一点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了。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斗争锋芒完全转向无产阶级，它们的惟一任务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腐朽反动的哲学。它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积极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工具。”[5]在这种学术政治化的背景下，对克尔凯郭尔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三

从1977年至2011年，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高潮期，也是有关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的高潮期。研究热潮的出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密切相关。概括起来说，推动西方哲学及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的宏观历史背景在于：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社会动乱宣告结束,通过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过去思想的禁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会胜利召开，通过全面总结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决定从1979年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我党基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表明我国稳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思考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看待和吸取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物质文明和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精神文明的成果，成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此外，改革开放也逐步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趋势，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文化建设中的对外开放，必须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但是，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首先要开展充分、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批判地吸收各种文化成果为我所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哲学界开展了广泛的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尼采热、弗罗伊德热、叔本华热、萨特热等，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研究的热潮就是在西方哲学研究热中形成的。

从微观层面讲，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是改革开放要求重新全面认识人、突出人的个性和自主性的需要在哲学研究领域的一种表现。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对个人存在独特性、个人主体性地位的强调契合了改革开放需要突出人的个性和主体地位的时代要求。

较早研究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应该首推两位著名学者刘放桐和汝信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引进西方哲学思想，也为了纠正对待西方哲学的不合理态度，以刘放桐为首的一批学者推出了《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教材。教材将克尔凯郭尔哲学列入“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一章中加以介绍，其中大量涉及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相关内容。刘放桐的主要观点为：第一，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是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以客观精神为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整体和封闭系统，把世界看成客观精神这一整体中的片断和环节，从而个人也成为普遍必然的客观精神的一个环节，这实质上取消了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个人失去了作出决定和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失去了个性和自由。黑格尔哲学蔑视了人的地位和尊严。第二，在批判黑格尔逻辑的、理性的、思辨的哲学基础上，克尔凯郭尔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厌烦、忧郁、绝望等情绪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个人独特的情感、情绪的强调，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突显了人的个性和自由。第三，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人生经审美、伦理到宗教境界的三阶段论，从而将人生的道路看成走向上帝的道路。第四，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主观的、质的辩证法以区别于黑格尔的“客观的”、量的辩证法。

刘放桐先生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对克尔凯郭尔哲学的评价，如促进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以非理性的个人为哲学的主要内容、与基督教信仰相关联等，也是十分准确的。但是，这种研究还是初步的，还有很多内容比如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丹麦及欧洲社会历史条件的关联，丹麦及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影响，克尔凯郭尔的反讽与苏格拉底哲学的关系，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异同，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复杂关系等都有待于细化和深化。

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进行开拓性研究的还有汝信先生，他是国内较早对克尔凯郭尔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这些研究成果大量涉及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汝信先生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主题：一是详细探讨了克尔凯郭尔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其以个人为中心的非理性哲学的关系，结论是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是独特个人生活经历的反应，克尔凯郭尔父亲严格的基督教教育及对基督教教义背叛所形成的负疚感对克尔凯郭尔孤独、忧郁的性格养成进而对克尔凯郭尔非理性的人生哲学形成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恋人无疾而终的关系，与老师马顿森关于黑格尔和基督教的争论都影响了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形成。二是研究了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说明克尔凯郭尔反对黑格尔体系哲学对真实的个人及主观生活的忽视，并通过对黑格尔思辨的体系哲学的反叛，走向了揭示个体非理性存在的哲学道路。三是研究了克尔凯郭尔早期著作《论反讽的概念》，指出克尔凯郭尔肯定苏格拉底“认识自身”的观点，并将认识自身当成真正自由的开始。四是研究了克尔凯郭尔的个人存在三种境界理论，将个人的选择作为人生审美、伦理和宗教境界之间过渡的方法，将宗教境界作为个人存在的最后选择和归宿，以至将个人存在引向信仰。

汝信先生的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研究具有开创性，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哲学研究热中，在尼采热、萨特热和弗洛尹德热之外，汝信先生开创性地以克尔凯郭尔哲学为研究对象；二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分析、合理评价克尔凯郭尔哲学，指出克尔凯郭尔哲学突出了个人非理性存在的一面，对克尔凯郭尔哲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当然，也应该看到，汝信先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和全面。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国内学术界相继涌现了一批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这既有个中翘楚如俞吾金等人，也有一些学术界的新秀如王齐、林和生、刘小枫、杨大春、翁绍军、郑伟、刘娟、梁卫霞等人。研究者之多和研究领域之广是此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在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大量涉及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下面按研究主题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梳理。

其一，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源流考察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研究。研究这一主题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齐、梁卫霞、汤拥华等。研究者们通过探讨克尔凯郭尔与苏格拉底哲学、黑格尔哲学、唯意志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确立了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克尔凯郭尔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而不属于近代哲学。其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分别为：(1)克尔凯郭尔的“反讽”概念吸收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因素。“苏格拉底反讽的间接性给予克氏的间接交往学说极大的启示和灵感,或者更进一步说,克尔凯郭尔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写作风格和语言风格都受他的影响。”[6](2)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主义的个体存在哲学是对黑格尔理性的、逻辑的、思辨的存在哲学的反叛。克尔凯郭尔反对黑格尔将理性作为人唯一和固定的本质，也反对黑格尔将个人发展视为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没有固定本质，也无法用任何一个封闭体系给予解释。(3)克尔凯郭尔哲学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共同的信念是,哲学必须由个体承担,因为哲学要探求的不是理性,而是存在——理性是群体的,而存在是个体的。追问存在也就是追问真正的个体性。”[7]克尔凯郭尔对“存在”独特的定义无疑开启了现代存在主义的先河。第四，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都超越了以黑格尔为集大成的近代理性主义体系哲学，都具有现代性。不同的是马克思以实践哲学区别于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的存在哲学，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

其二，对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生存观的研究。王齐、刘忆江、杨在原、谢舜、林和生等研究者指出：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基石是个人，揭示“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是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基本任务；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个人存在，它建基于个体自身的直觉和体验的基础上，“克尔凯郭尔认为，世界的本源、真正的存在是个人(自我)的主观意识,即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体验。”[8]最后，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也给出了由非理性情绪决定的个体如何在内在的、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寻找和确定人生幸福和平衡的方法。总之，研究者们认为，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观是以指导具体人生作为目的，他对个体的强调是力图重视自我的独立与特殊的道路，关注个体，张扬个性，重视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个体在人生道路上的意义。

其三，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境界论研究。王齐等研究者认为，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是直接从生活本身入手，希望个体能够过上一种完满的、人性的生活；个体存在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生活—活着”，克氏的人生三阶段论表现了人生选择的三种层次或境界，人在这三种层次间的挣扎与决断，表现的是人的生存辩证法。刘东超、马亚男等研究者比较了克尔凯郭尔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论，认为二者有同也有异。其同主要在于二者处理的是相同的生命层级，他们都将人生分成从低到高的几个层级，主要层级还相互对应平行，结构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其异在于二者以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知识资源来诠释和描述各自的层级。冯友兰宣扬儒家哲学的人格修养，并提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取代宗教，而克尔凯郭尔提倡的是人对宗教的皈依。其异还表现为在不同境界之间的过渡方式上，克尔凯郭尔依靠的是选择和决断，选择和决断又靠热情等非理性因素完成；在冯友兰那里，则是通过觉解完成，觉解实际上是理性认识，且这种理性认识主要指向概念之间层层相套的形式认识。最后，克尔凯郭尔在宗教阶段中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孤独的个体”(基督徒)，冯友兰却将“圣人”称之为理想人格，克尔凯郭尔达到或指向极限的方式是以负面情感为基础的生存体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冯友兰达到天地境界的方式是以正面情感(乐)为基础的生存体悟。

其四，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研究。王齐、梁卫霞、郑伟等人研究了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克氏的人生观是一种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极度克己的基督教的人生观，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鹄的。克尔凯郭尔在信仰观上也贯彻了个人主义、主体主义的哲学观，“信仰和真理只与个人相沟通,这是谁也无法选择的事实。”[9]60主张信仰必须摈弃一切外在的教义与形式,而转向深刻的内心反省,并使其生发出绝望、景仰、肃静、痛心、认罪、悔改等一系列宗教体验情绪,从而与上帝相连，“信仰是由孤独的个体通往上帝的中介”[9]59，个人的、活生生的宗教体验是通达上帝的唯一途径。这些主张集中体现了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的生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特色。

其五，关于克尔凯郭尔的选择论研究。王齐等人指出，克尔凯郭尔把现实的生活世界看成是一个生动的可能性的世界，“矛盾”永远贯穿其中。“生活世界”总会不断向人提出诸种必须做出决断的问题，而个体也必须相应地做出“非此即彼”式的回应，用“非此即彼”的“选择”来应对生活中的“矛盾”，自我选择以何种生存境界自处并对其选择负责。个体的“存在”即是人通过对可能性作或此或彼的选择、向着自身之外去冒险，从而“存在”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瞬间”、一种“欠缺”和“虚无”，存在也是由自我选择自身的无限可能性而构成的不停息的“生成”。贺念主要通过把握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中“选择”这一概念，论述个体如何自己去选择道路，过“自我”得到实现的生活。王常柱指出克氏所推崇的人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走向上帝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成为单个个人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单个的人承受并体验着这种孤独人生所带来的一切忧郁和绝望，独自一个人决定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并承受着随之而来的一切责任和后果,以饱满的激情选择而实现人生价值。

其六，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观研究。刘忆江等人认为，克尔凯郭尔强调的是与个人的存在相关的为我的真理，“个人才是实在的，才是唯一的真理。”[10]41客体的真实性完全被排除掉，客观知识被他搁置了，主体在客观上所拥有的仅仅是不确定性。“真理即主观性，掌握真理的程度，依赖于对生活感受的深度，要认识真理，就要对个人自己的存在的现实加以关注。”[10]41克尔凯郭尔的真理观是主观真理观，所关心的问题不是客观真理的科学探求，要解决的并非是什么，而是如何的问题。他把真理与信仰等同，真理要靠信仰获得。

概括而言，1977年至2011年之间，学界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生存”、“孤独”、“选择”、“主观”等论域，揭示了克尔凯郭尔“孤独生存的个体”和“孤独个体的生存”哲学。

四

从2012年到201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推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新”既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扩展，更表现为对原有主题研究的深化。

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地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矛盾的转变，学术界的研究也更多偏向于个人如何谋求幸福、怎样更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哲学关涉个人存在、个人价值、个人信仰甚至个人幸福等一系列个体生存的问题，对解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的个人生存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克尔凯郭尔的反讽与苏格拉底哲学的关系，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异同，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进一步得以细化和深化。

关于克尔凯郭尔的反讽与苏格拉底哲学的关系，孙倩雯指出克氏认为苏格拉底的反讽是一种借助助产术的对话形式开展的生存论反讽。这种存在论的间接沟通，关注的是个体经验的现实性，“这种助产术的对话形式是人与人最为真实的关系”。[11]克尔凯郭尔继承了苏格拉底生存论反讽，并且以这种方式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因为他的反讽以其生存论哲学为基础，因此他开启了现代存在主义之先河，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关注实存，关注人生活的具体历史处境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各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对于宗教信仰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开放，又因为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中“个人”的真实性和价值意涵只能到真正触及“存在”的道德和宗教世界中去寻觅,克氏的人生哲学围绕着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展开，从而引起学界对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复杂关系的关注。对于克氏人生哲学中宗教信仰的研究有突出贡献的首推王齐教授。

王齐教授通过讨论克尔凯郭尔对信仰存在于现世还是彼岸、信人还是信神等问题的回答，深刻揭示出克氏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的真谛。王齐教授认为，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信仰在“此世”，它是“单一者”与“绝对”在“激情”之下所建立的绝对关联，是借助“荒谬”赢得的有限性。真正的“宗教”要跻身于“现实性”之中，“宗教”要求人与“生存”的漩涡搏斗，用“爱”与“生存”中的各种人物交往，用“行动”改变“生存”，体现出人真实的生存。“宗教”不是要求人离世、出世，而是要求人在现世之中关心自己的“精神世界”，关心灵魂的培育。信仰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只有以信仰为支撑，人才能应对生存中的“悖谬”，避免使生存成为“空虚”和“绝望”，从而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王齐教授还将尼采的基督教哲学与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观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上帝之为必然”与 “上帝死了”、上帝之爱与上帝 “死于同情”等方面以及尼采对克尔凯郭尔的批判，道出克尔凯郭尔哲学在根本上是一种 “基督教哲学”，“克尔凯郭尔始终坚持以永恒之 ‘上帝’在时间中化身为人这一 ‘悖谬’作为信仰的对象，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对于 ‘上帝’的 ‘去人格化’和形而上学化”，[12]但从根本上来说，克尔凯郭尔坚持的是形而上学式的 “背后世界论”。反之，尼采则彻底颠覆了形而上学，真正使哲学的关注点落实到了人的 “生活世界”，彻底地坚持了 “现实性”的立场。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无法进行自我 “拯救”，不能够 “创造自我”，因此人生的拯救需要依靠“上帝”这样一个“悬设”的 “绝对他者”。

处于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都以批判黑格尔哲学为起点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学说。这一事实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比较研究。周书俊指出，克氏经过对理性的反思和对客体的消解，最终提出了存在主义的个体主义，认为只有关注个体的生存才是问题的本质。然而，其所强调的个体人格独立性是只要确立了个体人格就可以实现，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存在一旦脱离“对象性存在”，且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彻底改变，就仍然无法挣脱来自于个体之外的宰制，也就根本谈不上个体人格的独立。相比之下，马克思所认为的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更具合理性。王思远认为[13]，对两者所处时代所表现出的人的“异化”的关注是两人思想的相同点。但克尔凯郭尔所关心的“单独的个体”与马克思关注“现实的个人”最终使二者分别走向了信仰的跳跃道路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克尔凯郭尔所关心的是异化的‘众人’，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极端私人化的个别性，即‘单独的个体’”。[13]克尔凯郭尔“单独的个体”强调了历史和信仰的不连续性，其终极关切要依靠宗教信仰、依靠神灵的救赎。李娉认为，克尔凯郭尔从个体生存的精神状态、非理性情绪出发来观照“孤独的个体”，突出了人的个体性、主观性。但克尔凯郭尔将人视为孤独的个体，抽象、孤立地考察个人，抛开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致使他所强调的个体与自我，是处于孤独封闭中的抽象自我，是试图摆脱客体束缚的自我，他所强调的选择与决断的自由其实是不考虑客观外在条件下的抽象自由；他所强调的自我实现事实上也是孤独个体的抽象自我持守；他所强调的畏惧、绝望等情绪也是孤独个体的自我反省。克尔凯郭尔在对个体的强调中试图使个体成为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而孤孑自立的内在性，使得个体成为空洞、贫乏的个体。因此，应该用马克思社会历史视野拯救克尔凯郭尔的抽象内在性，用乐观精神拯救克尔凯郭尔的悲观绝望。

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思考重心是对单个的人、对个体生命的体悟和沉思，从而开启了存在主义之先河。孙希佳指出[14]，以人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20世纪哲学对个体和非理性的强调是克尔凯郭尔个体哲学在当代语境中的再现。“克氏上承古希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因素，下启存在主义思潮中的人本主义理念，在理性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独树一帜，以‘个体’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14]克尔凯郭尔创立的“存在”这一概念，更偏向于“实存”，个体通过无限的弃绝不断靠近上帝，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与提升，通过将曾经的生存、现在的生存、个体的责任与永恒的未来可能性相联系，个体在生存中找到了精神的连续性与身份，以及生存的理想，这些都为存在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于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的同时，也有对上一阶段主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新时代每一个助力中国梦的人如何认识自我，体验个体存在，为当今时代的信仰构建，从而拯救人的孤独与绝望都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这些研究同时也深刻揭示出克尔凯郭尔脱离社会实践的个体生存哲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五

总体上讲，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在中国已有百年的学术史，已有的研究体现出诸多特点：第一，研究广度和深度随着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不断扩展，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高水平的专著，也有高水平的论文；第二，研究角度多样，有哲学角度的研究，也有宗教学角度的研究；第三，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充分运用，克尔凯郭尔与其他哲学家如马克思、黑格尔、尼采、冯友兰等思想的比较研究都有涉及。当然，已有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有些研究者对克尔凯郭尔哲学作了过高的评价，对其思想的局限性认识不足，二是研究者大都将人生哲学作为克尔凯郭尔哲学或宗教思想研究的一个部分展开讨论，少有人以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通过以上有关克尔凯郭尔哲学研究之中国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有些领域还是研究空白，如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关系、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有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化，如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比较研究。具体而言，有关其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一是可进一步揭示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的形成基础、基本内涵、思想实质、哲学地位等；二是可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包括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等。但无论是哪一个领域和主题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地评价克尔凯郭尔人生哲学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