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远兵

(武汉体育学院 健康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社会教化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推送国家政策和意愿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于系统正规教育，凡是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观念和举措都属于社会教化，相当于大教育概念[1]。体育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社会教化身体”到“通过身体来教化社会”的过程。前者是身体被规范和编码的过程，后者是以身体传达教育理念和目的的过程。因此，体育文化和社会教化有共通和共融之处[2]。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所限，关于体育文化的社会教化研究长期徘徊于理论探讨层面，实证研究不足，不利于该主题研究的深入推进。该主题研究亟待加强实证化，也呼吁该领域研究者引入新视角和新框架。

标语口号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独具特色且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其有效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风向。标语口号将语言赋予政治目的和政治态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群众认同基础,是中国特色的传播方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标语口号曾是政治动员和社会宣传的重要工具之一。体育标语是标语口号的下属概念，正经历普遍应用阶段，对体育社会各领域起倡导、激励、动员和传递理念的作用[3]。研究体育文化与社会教化相关标语应采取多元角度和取向，可以从体育价值演变角度研究其背后的历史演进，可以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其文化传播，也可以从语言学角度探究其言语行为，甚至可以从后现代视角作批判分析。要逐步推进这些研究，由描述和解释到预测和调控，由实在思维到后实在思维。

体育标语覆盖面广，历史渊源久和信息量大，反映和实现社会教化也独具特色：与官方文本相比是俗野的，与经典文本相比是粗鄙的，与正史相比显得无序。体育标语又发挥着这些主体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比官方文本、经典和史书更体察入微。本文以体育大事件为线索，从“文以载道，助成说教”维度，分析体育标语与中国体育改革的关系；从“异质言说，建构议题”维度，分析体育领域官民冲突中体育标语如何建构议题，表达异议和抗争。从“戏谑讽喻，化抑制序”维度，分析体育标语戏谑中国足球，如何在发泄愤懑中表达愿望，以期在纷繁的体育标语口号中厘出其参与社会教育的些许秩序。

一、文以载道，助成说教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于官方，需要通过多个途径将体育政策和发展方向等意识形态内容传达给民众。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体育标语是他们理解体育的简易途径之一。体育标语客观上被赋予了助成说教的使命。在此，我们以与中国体育改革有关的标语口号为例，分析体育标语如何表述中国体育的三次重大改革思路，并教化民众。

(一)1978年-1992年

这一时期的体育标语口号承载着这一时期体育改革的使命，担负着推广传播这一期待的任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华体育崛起于世界”和“发展体育，振兴中华”等寄托着通过竞技体育展示民族精神的愿望；“体育要大上快上，科技必须先行”“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和“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呼吁体育科学化发展的理念；“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民族体育新局面”和“努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繁荣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以体育教化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

(二)1992年-2001年

党的“十四大”，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具体到体育领域，改革逐步由过去的在体制外围深入到核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出法制化、市场化和职业化趋势[4]。为实现这些改革目标，一系列标语口号应运而生，例如“发展城市体育事业，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科技兴体，金牌战略”“零的呐喊、零的反思、零的忧虑”等。另外，申办北京奥运会也催生出一系列深具教化意义的标语，如“开放的中国盼奥运”“我们能够办好亚运会，我们也能办好奥运会”等。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体育改革逐步形成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局面，形成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理念，例如1995年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体育标语形象生动地宣传了这种理念：“体育为人人，健康为人人”“全民健身，造福子孙”“全民健身强体魄，意气风发奔小康”以及“为祖国而锻炼，健康奔向新世纪”等。在这种氛围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增强人民体质是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基础；反之，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又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

(三)2001年-2008年

1993年确立的改革目标是改变原有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和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进入新世纪，体育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对这一目标做进一步调整，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4]。显然，这一时期的改革思路更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前期改革方向的确认和深化。这些东西是通过多年的实践，集思广益总结出来的，亟待通过社会教化来认同和实践。

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反映在体育文化标语中。有强调体育市场化改革的标语，如“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快体育机制转换”“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引导全民体育消费”和“实现体育现代化”等。有打响竞技体育战略的标语，如“奥运金牌战略”。有发展群众体育的推广标语，如“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阳光体育与我同行”和“人人享有体育权利”等。还有关于北京奥运的经典标语，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和“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等。这些标语与前期标语相比，更为具体和全面，承载着官方在民族体育发展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异质言说，建构议题

中国文化中始终存在两大潮流，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官方正统主体文化，一是包容杂糅的民间民众文化。两种文化时而相互制衡，时而相互补充，形成两极共存的文化格局。当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约束力下降时，另一种话语便以“异质言说”的方式实现教化[5]。在此，我们以体育领域官民冲突事件为例，分析体育标语如何建构议题，表达异议和抗争。

(一)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是指大众传播对某些议题着重强调，所强调议题与公众重视程度成正比[6]。换言之，大众传播越突出某一事件，反复大量地传播某一事件，就会使公众较集中地关注该话题。大众传播是标语口号的重要功能之一[7]。标语口号在官方媒体指导下，其议题设置功能具有依附性；“异质言说”的体育文化标语是由非官方文化发动，有可能独立发挥议题设置的作用。这些“异质言说”一定程度上摆脱官方禁忌，适应了民众追求某些公共利益的需求，呼应了人们某些共同兴趣所激发的情绪。备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预设，体育文化标语口号要实现社会教化功能，需要由精英设置议题来引导大众习得。

体育文化场域中官民冲突是多元的，有官方主导与与民众需求的矛盾、职能转换与民众预期冲突、公权与民争利和民众意识觉醒等。其类型大致可分为“直接利益冲突”与“无利益冲突”两种类型。前者付诸标语口号，以标语展开抗争。后者辅助标语，以标语发泄不满。以标题直接抗争的议题设置与冲突事件、抗争主体和抗争资源等相关联。以标语发泄不满的议题设置，由事实激发，经过标语口号发酵，成为受众议题。其中的核心环节是标语设置的议题与受众期待的契合性。同时，也需要关注民间“异质言说”的伦理文化问题，因为民间教化和官方教化始终存在结构性紧张，允许和引导适度的“异质言说”，同时警惕和防范“异质言说”的泛滥。

为检验银行信任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本文选取贷款申请被接受的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构方程回归权重详见表5所示。

(二)表达不满

亨廷顿认为，都市化、教育和媒介给市民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寻乐标准和获取满足途径。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的观念障碍，并提高了渴望和需求水准。当渴望和指望之间形成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废和不满[8]。造成社会颓废和不满的体育情境主要指向赛队成绩、赛场侵犯、裁判执法和人事任免等现象，这些现象既会形成怨恨和愤怒，又破坏了责任感和正义感。体育情境中通过标语口号的发泄形式具有无组织性和非系统性，甚至有机会主义和自我放纵的涵义，没有革命性后果。但是，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和小规模聚集的珊瑚虫会形成珊瑚礁，也会影响到巨轮的前行。

赛场看台标语是“异质言说”的常见场所，例如，2009-2014年低迷期中国男篮的官方口号是“知耻后勇，从零开始”，看台标语“巨人轰然倒下，皮囊四处可见”表达了球迷对这期间中国男篮消极应付训练的不满；2008年，标语“叉腰肌，下课！”表达了对谢亚龙连任足协副主席的不满。中国公共领域的发育成长缓慢，障碍丛生。社会行动者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行为充满变数，尤为特殊[9]。体育领域是相对宽松的公共领域之一，“异质言说”标语是社会行动者参与公共事务的表现之一。至于其参与的动机、组织方式以及与官方的互动等颇为复杂，需专题研究。

(三)主题抗争

与西方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组织专业化、动员职业化、诉求政治化的运动风潮不同，中国的社会抗争具有鲜明的无组织、非专业、去政治的特征[10]。即兴式抗争、信息交流式抗争、文书式话题/公共话语和标语式抗争共同组成了中国社会抗争的话语形式库[11]。体育领域官民纠葛主要产生于两方面：一类是球迷与体育相关部门的矛盾，带有偶然性和即兴性；另一类是民间社会体育组织与体育主管部门出现办赛纠纷。前者常见于赛场各种抵制赛事腐败问题的标语，这类标语式抗争部分可以用心理怨恨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来理解。尽管这类标语辛辣刻薄，其诉求为官方所不能立刻予以解决，但是突显出一种民间正义。

对于一些办赛纠纷，一些民间社会体育组织对体育主管部门也采取标语式抗争，例如起诉某协会管办不分的标语“伪职业走不远”，起诉某协会暗箱操作参赛资格的标语“钻烟囱，被黑了”，等。这些民间社会体育组织采取这种抗争方式的原因在于，当前国内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解决中客观存在反司法化倾向。学界认为在处理法治与体育行业自治的关系上,介入说和自治说以及积极性合作式路径都缺少反思，建议采取反思性合作治理[12]。在此语境下，由于无法突破既有规则和纪律，采取标语式的“以理抗争”，而非“依法抗争”。抗争并不意味着倒退，反而有可能促进体育事业朝向文明、和谐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戏谑讽喻，化抑制序

“程式的蛛网被撕破，官方的容忍被废止，特殊的气氛就建立起来，它给予外在自由和坦白权利”[13]。当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期待长期遭遇悖逆，另一类体育标语通过特有的娱乐元素营造出狂欢式样态，既疏导了压抑的情绪，又反向表达了诉求。在此，我们以与中国足球相关的体育标语为例，分析体育标语如何戏谑国足，在发泄愤懑中表达愿望。

(一)路在何方？

在叩问中国足球“路在何方”历程中，相关的体育标语通过戏谑讽喻足协、俱乐部、教练和球员发泄愤懑，其中不乏金句真知。例如，邓小平1985年提出的“足球，从娃娃抓起”一直没有得到落实，随之出现了标语“不见足球娃娃，只见足球宝贝”；1989年中国足球成立甲A联赛，由于成绩太差，有标语打出“请往球门里踢”；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期间贪腐肆虐，甲A变成“假A”；2003赛季后改制为中超联赛，球迷标语出现了“甲A，风吹雨打去。中超，谁都别乱来”。另外，对于足协存在瞎指挥的问题，球迷以标语呼吁“选懂球的管球”。对哀其不争的球员，球迷借标语呐喊“请为民族自尊而踢球”。由于“谁也赢不了”，又随之出现哲学反思标语“中国足球死了”。

国足关于“路在何方”的思考由来已久，在足球风格上，纠结于南美桑巴风格和西欧务实打法二者之中；在联赛发展上，从行政牵头到职业化；在管理体制上，从成立足协到足协与总局脱钩。不同时期有关中国足球的标语充斥惋惜、哀怨和讽刺。尽管如此，这些标语口号由于贴近赛事、针对性强，颇具鼓动性，并且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反映了现实，对于足球运动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客观上让更多人了解和参与足球运动。足球场内的标语口号流行和传播于场外，引起足球从业人员和社会大众的反思，对于中国足球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种有利的舆论监督作用。

(二)世界杯之殇

中国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曾说：中国足球要向世界杯学习。然而，“国足场上踢，我们干着急”。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被新西兰和沙特做局拖入附加赛，最终成为国足世界杯史上唯一最有底气的一次失败，“竹密难堵流水过”也成为媒体和球迷对国足难得一见的袒护性评价。后续冲击世界杯过程中出现的标语口号或者充满嘲弄，或者饱含辛酸。例如，1989年冲击世界杯，两次上演“黑色三分钟”，“恐韩症开始蔓延”。2001年十强赛“我们出线了”，“中国足球从未感觉这么好！”，然而世界杯赛场“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出线只剩下理论可能”。2018年世界杯，“中国人都去俄罗斯了，只有国家队没去”。

球迷对世界杯充满期待，然而“我待国足如初恋，国足虐我千百遍”。足协和俱乐部由官方管理，是精英的、严肃的和等级森严的第一世界，而球场是第二世界和平民世界，是与第一世界对峙的“狂欢时空”。在这种自由坦率、不拘形迹的场合中，讽喻、发誓、骂人等不拘一格，甚至有些放肆言语元素被合法化[14]。正式场合，球迷作为消费体育的平民大众处于被话语统治的地位；而在球场上，球迷不再受到来自官方的羁绊与限制。狂欢空间里的标语口号体现了球迷的参与感和使命感，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期待世界杯征程上“你不要继续辜负我”。

(三)反腐风暴

中国足球推行职业化近二十多年，却成为问题丛生的“沦陷区”。联赛成了“假A”和“假B”。足协变成了“足邪”。裁判吹成了“黑哨”。球员“別赌了，你妈喊你回家”。2012年的中国足球反腐风暴中，“你是国足，你全家都是国家队的”演变成了一句侮辱性话语。足球虽然不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但是其腐败行为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的准则，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背离,同时也违背了体育竞技精神,有损于中国体育大国的形象。尽管如此，扭转中国足球腐败的内外因素不是朝夕便可完成的，亦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戏谑性标语粉墨登场。

戏谑基于社会所呈现的现实问题，借助于比喻、夸张和对比等修辞方式予以加工，对社会问题和顽疾进行批判和讽刺。言说与表达应该享有自由度，它是社会在尊重自然权利与崇尚理性法则之下，私权利对抗公权力的状态。足坛反腐标语是私权利争取话语权的表现，代表一种公共意志，对社会治理产生一定压力。它们借助隐喻、讥讽和嬉笑等诗学特征给们带来快感，其根源在于上(权威)下(大众)之不同思想体系的交锋被突破。戏谑的“减压”阀功能有助于社会情绪的减压与释放，理性的需求被人们接受和认同。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狂欢，避免出现中伤政府和社会的负面效应。

四、结 语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标语大国”，标语口号不仅是一种语言实践，更是社会教化的重要载体，是透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有一些学者意识到标语口号的社会功能，认为标语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15]。体育标语所实现的教化空间不仅涉及体育生活，还延伸到体育外的世界。以这种形式实现的社会教化在教育对象上有教无类，教育内容上丰富多彩，教育效力上切中时弊。然而，任何民族都有两种哲学意识，一种是学术上的、书面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口头的，平凡而朴实的[5]。体育标语口号就属于第二种哲学范畴，因此研究体育文化社会教化的标语必然要处理和分析官方教化与民间教化的结构性紧张问题。

关于体育文化社会教化标语类型的划分问题，划分标准不同，所获取的标语类型也不同。本文首先按官方教化与民间教化对体育标语的影响，将其分成官方教化引导下的主流教化标语和民众特异需求下的非官方教化标语两大类；第三类标语是两类标语的中间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期待长期遭遇悖逆中形成的狂欢样态。该标准尽量遵守了“穷尽和互斥”原则。如果换成不同的应用领域，则还可划分为竞技体育运动标语、学校体育教育标语和社会体育标语。换言之，这里所获得的划分类型做到了逻辑自洽，并且兼顾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创新。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体育标语口号虽然式微，但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还有可能借助自媒体手段继续发挥其教化、动员和宣传作用。未来，还可以继续深化该主题研究做多视角分析；同时，强化研究方法的创新，例如，借助语言分层理论，分析各类型标语的语音、语义、句法和修辞等特征。借助模因理论，追溯体育文化社会教化标语的模式；借助符号互动论，深入分析体育标语社会教化的内在机理和底蕴，揭示其实现教化所依赖的文化因素；借助言语行为理论，探讨体育标语教化的意图、过程和效果。只有如此，方能更深入地了解体育标语可能以及实现社会教化功能背后的精神文化和哲学内涵，这也是体育标语研究跨入新文化时代的必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