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

作者按語 為什麼中美關係近年來會走向持續惡化？在雙方博弈過程中，處於相對守勢方的中國，應該採取什麼合理對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剛;淡化意識形態對峙;用博大寬容開明的形象，來消解外部世界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解; 柔中有剛地保持定力。中國在四十年改革中積累的強大國力與文明資源相結合，使我們有足夠的力量與智慧來應對未來挑戰。

（接上期）

在《中美關係的新思考》的上篇裡，我分析了美國誤把中國視為正在崛起的“紅色帝國”，從而美國與中國之間正在形成惡性互動。

在中篇裡，我指出，根據美國的戰略文化的特點，美國在判斷戰略敵人時，是美國利益至上的“實利本位主義”與“基督教道德理想主義”兩種動機的疊加，只要對方體量足夠大，被美國人視為挑戰了該國的重大利益，並在“道德上”被判定為“邪惡者”，符合“兩條件論”，就會被美國視為“戰略敵人”。對於戰略敵人，美國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沒有分寸的。

中篇還指出，無論是直接發生中美戰爭，還是中美之間陷入長期柔性冷戰，對雙方都不是合理的選擇。中國與美國不能賭國運，我們必須理性地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於以上歷史考察與現實分析，本篇認為，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避免中國的比較劣勢。在我看來，中國人必須考慮到處理中美關係的五個大的原則。本文並不涉及具體策略問題。僅就這些比較大的原則，提出一些個人初淺的看法。

一、理性地對待美強中弱的客觀態勢

在審視中美博弈大格局時，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從力量對比的大局出發來看問題，這個先立其大，包括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美強中弱。第二個要點是，美國不是鐵塊一塊。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在四十年以前，還是一個人均收入僅300美元的、幾乎處於完全閉關鎖國狀態的後發展國家，中國的起步基礎就是很薄弱的，雖然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取得很大的歷史性進步，中國與作為世界霸主的美國在國力上的差距已經縮短，但在中美博弈中，無論從基本國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話語力）、資源動員能力、軍事力、國際統籌力等諸多方面，對方都是強勢方，我們是弱勢方。

對這種強弱對比的認識，應該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基礎。任何有點常識的人，只要不被亢奮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觀事實的，都應該承認這一點。萬不可讓虛驕民族主義與“厲害了國”的淺薄的大言高論，來模糊了這一基本認識。這應該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基本點。

第二個要點是，應該看到，美國內部並不是鐵塊一塊的。這就讓中國在審時度勢的前提下，有相當的空間來發揮自己的優勢。

從高層層面來看，美國雖然有極端反華的超級鷹派，並且現在正執掌了一些關鍵部門的權力，有著看上去十分強大的話語權與影響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總統與極端強硬派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對於極端保守派軍方，仍然有意識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宮公開發表言論說，“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可能並不喜歡我，軍隊高官只想發動戰爭，讓軍火商謀利”。“他們滿腦子只想打仗，讓那此製造炸彈飛機的公司都保持快樂。”

特朗普說這些話決非偶然，因為特朗普並不希望被軍方的好戰派綁架，他作為一個務實的商人政治家，與固執於保守意識形態的軍方並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識到中美極端惡性互動與兩敗具傷，會對美國經濟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只是他在極端施壓時，不願意讓對方知道這一點。

其次，雖然美國反華派確實想孤立並鬥垮中國，但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於經濟發展階段與各自的比較優勢的不同，具有極大的經濟合作的互補效應。雙方在經濟合作中已經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美國有著為數眾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構成的對華理性溫和派。

就以美國晶片產業而論，中國是美國晶片業的最大的買家，如果失去了中國這樣的大用戶，以高投入為特點的晶片產業就得不到高回報，這一產業就難以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美國高科技產業與中國的相互依賴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經濟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來，中美貿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撐了美國260萬個就業機會。7萬多家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興業，絕大多數都在贏利。中美經濟不可分的密切利益與互補關係，這是美國對華溫和派希望與中國關係得以良性發展的基礎。這些都是支撐中美關係良性發展的積極因素。

雖然，在目前的情勢下，在美國現在的反華氣氛中，這些理性溫和派不便站出來發表有關中國問題的客觀理性的言論，因為他們感到麥卡錫主義的威脅。二年前，我參加一個中美雙方學者都參加的討論會，一位美國朋友當時就告訴我，本來美國有許多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都答應參加這次會議的，但後來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們擔心會在美國被視為親中國的“美奸”。這種現象表明中美關係惡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國持之以恆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態度，隨著時局的變化，一旦中美關係有緩和的氣氛，經過一段時期的良性互動，他們就有出來講話的意願。並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從而有效地制衡極端保守的反華派。

美國社會內部存在著希望中美友好的廣泛階層，這是中國在博弈中的一個有利條件，但這個有利條件必須在中國不被認為是“紅色帝國”的前提下，在雙方並非劍拔弩張的氣氛，並保持足夠緩和的狀態時，才有可能發揮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識形態上雙方進入硬碰硬惡性互動，在美國“政治正確”的壓力下，就會使美國內部的務實溫和派，不得不受到極端派壓制，這種有利於中美良性關係的美國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會失去其影響力。

基於同樣的道理，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一個商人政治家，在意識形態政治淡出的情況下，會按商人的邏輯，在商言商，就事論事地與中國進行利益交換與協商，解決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幾年前那樣，他甚至會超越美國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稱讚中國與中國領導人。但在意識形態衝突強化的條件下，他會搖身一變，扮演成反對“紅色帝國”的美國“英雄”，兩年前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已經表明他具有這樣的兩重性格。

中國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隨著中美經濟與文化、社會合作的加深，美中兩國都有著巨大受益群體，中美之間具有結構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結構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確的做法，是促進、鼓勵、加強結構性的融合，以此來緩和中美關係的緊張。

二、以柔克則，以靜制動，發揮“水”的柔性智慧

基於對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強中弱與美國多元性的判斷，中國方面合理的對策，只能是以柔克剛，以靜制動，理性內斂，而不是以牙還牙的硬碰硬對決。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在強弱雙方的對峙處於白熱化的危機狀態下，弱勢方以柔克剛的好處是，在保護本民族利益的同時，避免過度刺激對方，引起強勢對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過度反應。

原因很簡單，強者一旦作出強烈反彈，由於它掌握更強大的資源與動員能量，足以利用其優勢，產生對弱勢方不利的效果。重則傷國本，輕則不得不被對方拖著走，中了對方讓中國與世界“脫鉤”的圈套。

在這種情勢下，弱勢方的中國，尤其是要避免擦槍走火的流血事件，因為這會為對方反華派提供強烈的、無分寸的反彈的藉口。

當然，以柔克剛，決不是放棄鬥爭，而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基礎上，堅持原則，堅定地維護民族利益。關於這一點，本文後面還會談到。

所謂以靜制動，就是要忍辱負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調穩健，據理力爭，對於對方的挑釁，不必事事作出對等性反彈。

因為對等性反彈，反而會落入對方強迫中國與世界“脫鉤”的陷阱。“養鋒銳以和平，戢囂張於堅定”，爭取在時機成熟時，來促使局勢峰迴路轉。

從目前大趨勢來看，特朗普連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繼續連任，選票因素不再存在，通過製造緊張局勢，通過刺激美國國內“愛國主義”的方式，來掙取選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過與中國合作來振興美國經濟，對於第二任期的特朗普來說，仍然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中美關係仍然有著轉圜的機會。但關鍵條件是，此前沒有發生重大的、不可逆轉惡性事件。

在美國大選以前的這段時間內，是中美關係充滿危機的時期，一定要用我們的理性與智慧，以博大堅毅的襟懷，防止高度不可預測事件的發生。

三、淡化意識形態對峙，就事論事，用常識說話

正如上篇與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惡性互動的根本原因，是從奧巴馬後期到特朗普執政期，美國對“中國紅色帝國化”的誤判，觸動了美國利益至上的實利主義，形成這兩大動機之間的相互強化效應。

正因為如此，解決矛盾的一個關鍵是，我們中國人在處理與美國關係時，不要把中美矛盾簡單地上綱到“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對峙與衝突。要就事論事，“在商言商”，用常識說話，避免用高調的意識形態思維，來處理複雜錯綜的具體矛盾。不可讓對方借此強化“中國是紅色帝國”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識形態來對抗“反革命”意識形態。

其次，用傳統的國際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中美衝突，從邏輯上說，那就一定會讓一些人順理成章地要在國內找“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找國內的“第五縱隊”與“親美派”。

文革時代的極左民粹主義，就會在社會上被重新啟動，四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企業家、知識份子、華僑、留學生，有海外親屬者，都會成為被打擊對象與“親美嫌疑”，由此產生的路徑依賴與連鎖反應，將會導致全社會政治生態失序與社會失控，反改革開放的極左民粹主義思潮，就會乘勢如虎添翼地惡性膨脹。中國就有可能出現文革式的的歷史倒退。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國保守反華派則如魚得水，會以此來“證明”中國是“復活了的紅色帝國”。

即使從博弈論的從成本與效益核算出發，這樣做的“性價比”也實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為如此，處理中美關係的方法原則，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識，如果雙方都能用常識理性來處理彼此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就能在常識領域，找到彼此的同類項與公約數，就會發現通過彼此的妥協，實現合作共贏，才是最有利的選擇。

只有曉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對分歧時，雙方都要儘量避免使用駡街式的、惡化彼此情緒的攻擊性語言。中國人只有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才能化解畛域，爭取到廣大美國人民的理解與同情。

此外，特別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過程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中國，要警惕在受到比較大的壓力時，本能地陷入“刺蝟式的自我退縮性的反應”。

所謂“自我退縮性反應”，就是在外部強大壓力下，弱勢一方本能地因緊張而退縮，如刺蝟一樣，進入封閉的狀態，以此來獲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體地說，就是在美國的對抗壓力下，中國採取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個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閉，並強化左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宣傳，以此來作為自我防禦的手段與對策。

“自我退縮性的防禦反應”所導致的自我封閉，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國的全面“脫鉤”，正好是美國反華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層對此都有明確的清醒的認識，中國決策層提出，“要用高層次的開放，來促進深層次的改革。”中國領導層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這是十分正確與有遠見的智慧之舉。只有高屋建瓴，闊視遠想，才能擊敗反華派迫使中國世界脫鉤的圖謀。

四、用新的政治話語來消解西方“紅色帝國論”的誤解，向世界展示中國博大寬容與開明的形象

中美關係惡化的關鍵，是美國從意識形態角度來認定中國正在走向“紅色帝國化”，要消除西方對中國是“紅色帝國”的誤解，可以通過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話語。

這種政治話語，一方面，要表達中國與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國並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異類”，中國與世界各國追求並共用人類共同的美好價值，另一方面，要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於本民族追求現代化與人民幸福目標的重要性。

應該明確指出，中國決不是西方人誤以為的“紅色帝國”，所謂的紅色帝國，在西方人的語境中，指的是這樣一種體制，即通過世界革命、通過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統制經濟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目標的革命體制。

然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的中國，通過建立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對外開放，以市場經濟的積極參與者的姿態，積極參與並擁抱全球化，在意識形態上，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取代了過時的教條主義。在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中，創造未來，中國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戰時代的“紅色帝國”了。

中國決非西方人誤解的“紅色帝國”，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共領導人的重大理論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大會”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這篇由政治局全體委員出席的隆重大會講話中，系統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執政黨人對世界的看法。

這篇講話充滿了新時代的精神，在整篇講話中，超越了“階級鬥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論”，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論”與浪漫的“世界革命論”。

講話中還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論述，還論述了中國與世界融合的大趨勢不可阻擋，提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人類交往的世界性，各國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頻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裡，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

這是何等鮮明的新時代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達了中國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決心與意志。

我們應該根據這一講話精神，處理意識形態與外交與國際事務的關係，化解國外對中國正在以“紅色帝國的方式”崛起的誤解與擔憂，為重塑中美關係，提供指導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誤解是，把中國的一黨領導下的體制，視為“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regime），這個概念把列寧主義、史達林、法西斯主義，都用“一黨政治”來概括，並將它們混同為同一類體制，從世界政治學領域來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識譜系中，具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党領導體制，都被理解為“極權體制”。這種觀念在西方政治學與意識形態中是一種主流觀念。必須對此有中國人的回應。

如何化解西方人對中國現行體制的誤解？可以向全世界說明，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從改革以前的舊體制，轉變為一種“發展型體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一時期需要政府具有強大的權威，以保證轉變時代的政治穩定與經濟進步，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鄧小平以來，通過執政黨的鐵腕，通過解決八九風波與鄧小平南方講話，先後讓體制內的極左派與社會上的極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國政治生活中被邊緣化，並迎來了經濟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的成功，正是這種“發展型體制”的成功，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種體制是中國人改革開放鮮活實踐的產物，卻在國際政治學中，尚沒有予以充分研究。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會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經驗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

中國將通過自己的實踐，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將來的中國也決不會變得和西方一樣，中國這樣一個如此體量的、有著厚重的本國文明的超大型發展中國家，它的社會主義民主形態，當然有著本國的特色。其中也包含著革命時代積澱下來的新文化特質。

至於未來中國民主採取什麼形態，這是中國人在探索過程中集體經驗的結晶，這一切還在探索過程中，我們還無法對其進行具體的描述，但肯定包含著人類的共同經驗與本國經驗的結合。

更具體地說，四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行體制，就是一種在中國人的集體經驗中摸索出來的、尊重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識理性為基礎的“發展型體制”。（在中國民間，也有學者包括作者本人，稱之為新權威主義。）

當中國人用“發展型體制”的話語，而不是用革命意識形態的傳統話語，來應對西方挑戰，並處理中美關係時，就會有幾個顯著的優勢。

首先，它強調政府保持強大集中性權威，是為了超大型國家經濟整合與社會發展穩定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組織需要。這種權威是一種後發展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旨在於引導與整合資源的權威。

這種話語思路比較能夠得到西方社會大眾的理解，讓他們擺脫反華保守派意識形態的煽動。幾年前，一位元西方記者在電話採訪作者本人時，作者提到新權威主義的這一優勢，這位元記者說，你這樣說，我們美國人就能聽懂了。這表明這種論述，在西方社會是可以被理解與可接受的。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國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這種民主方向，並不以西方式的民主為歸依，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西方簡單的一人一票大選式的民主，很難避免廣場民粹主義，中國的民主，是一種旨在於集思益中形成的集體經驗。

這樣，中國就不是世界是的異類，而是人類文明殊途同歸的兄弟。中國民主的發展也將為世界處於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們，提供一種可資借鑒的參照物。

第三，這樣的表述，淡化了意識形態對峙。對消除西方人的“紅色帝國”的迷思（Myth），具有積極意義。

這種中國特色的發展型體制，強調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國與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標，同時，又強調了集中統一領導在在實現民族富強的現代化目標這一階段的歷史必要性，這就一方面賦予中國“發展型體制”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國政治的特色的同時，又滿足了全世界對中國未來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國將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國決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島，中國將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雙方理解，也會以成為中美重塑新關係的橋樑。

要強調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維護者，中美之間沒有根本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中美之間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通過坦誠謙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駡街式的對抗，與美國與世界各國對話，持之以理，感以至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夠化解軫域，別開生面。重塑中美之間的新關係。

退而言之，這樣的話語表述，並不意味著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會由此消失，但至少這種利益衝突不再與意識形態衝突疊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這種對立的劇烈性將大為減弱。

五、柔中有剛，保持定力

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既不能高調，也不應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國已經不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侵華以前的那個老大弱國，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國力與社會凝聚力，來應對外來挑戰。中國入選全球500強的公司數量已經超過美國，這一事實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中國國力已經可以與美國相比，而在於，中國持續穩定增長的趨勢沒有發生改變。

只要中國不要因戰爭而中斷自己的進步趨勢，中國的比較優勢將持續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時間在中國一邊。

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是今年全球唯一一個有望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具有世界上唯一齊全的產業門類，中國經濟實力，中國的社會動員力量，政府的組織力量與軍事力量，都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讓世界印象深刻。這些都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的體現。

其次，如果已經成為敵對方。一旦向美國示弱，一味退讓，反而會讓美國人自以為是，狂妄自大，反華派也會更沒有分寸感。這將與事無補，

第三，美國本身也有其嚴重的內部矛盾與困境。美國的民主也確實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義與激進的平等主義之間的嚴重價值衝突危機之中，美國社會的撕裂狀態，是前幾十年所沒有的。

其次，大選前的美國正面臨一場憲政危機，特朗普的私人律師說，特朗普一旦敗選後，將會拒絕交權，拜登則表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將運用軍隊把特朗普送出白宮。雖然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有多高是個未知數，但美國本身的危機也使這個國家並不如我們看上去那麼強大。這與當年羅斯福總統應對日本帝國時的美國內部團結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國的極端反華派竭力想與中國脫鉤，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脫鉤主義是兩敗俱傷之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所需要的工業品大部分來自中國，美國的農產品與高科技產品也無法賣給中國，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質得不到高回報，也無法支撐。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於以上分析，中國必須必須有足夠的自信，沉著應對，柔中有剛，不主動刺激對方，又在對方主動出擊時，表現出自信與勇氣。

西方有一句俗語，“刺刀碰到石頭，也會縮一縮”。在雙方博弈中，處於暫時的弱勢方，也應具有這樣的態度。

以柔克剛，體現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並不在其柔弱，而在於水滴石穿中體現的持續的“時間優勢”。

以柔克剛，與柔中有剛，如何剛柔並濟，兩者如何統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寫在書寫歷史的時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來

有朋友問我，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我的回答是，總結兩千年帝制文明史，兩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與四十年改革開放史，中國應該走低調的、務實的、開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導向的發展之路。更具體地說，那就是尊重社會多元，尊重常識理性，擺脫陳舊意識形態干擾，超越文革式的極左老路，超越西式極右的邯鄲學步之路，超越高調的、好大喜功的虛驕的民族主義。通過中道理性，出走中國富強之路。

這樣的路，相信能夠凝聚中國社會最廣大的社會共識，避免社會分造成的意識形態分歧為基礎的社會撕裂。

尊重常識，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極端，在尊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逐漸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驕，毋眾而囂，應該是我們銘記在心的古老的中國智慧。

中國作為一個超級規模的後進大國，在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之後，如何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如何融合世界，確實還處於漫長的學習階段。

中國人愛好和平，勤勞刻苦，通情達理，有足夠智慧的民族，我們要有信心克服困難，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贏。用中國人的智慧與勇氣，走向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