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发展所需的国际空间严重受限，国内经济持续下行，需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此需要：创新政府财政支出模式，财政对产业企业的补贴应走向研发补贴，将财政补贴资金、减免优惠资金转化为投资基金;创新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直接介入贷款，与大数据公司合作，直接贷款给小微企业，用好大数据，进行精准化的货币政策传导，引导汇率预期稳定和升值，服务好实体经济;改变土地政策，扩大就业;调整贸易和海外投资战略，转贸易品为投资品，重点做好海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突破;推动创新研发的分工与合作，进行技术创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关键词] 后疫情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土地政策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6-0011-10

[作者简介] 陈炳才，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

一、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需要5-10年的恢复期

自2019年底和2020年初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来，人们本以为病毒在2020年上半年可以基本收敛，下半年迎来全球经济复苏。但7-8月以来，全球每天确诊病例以20万～30万人的规模增加，超过了3-6月的日增加量。截至2020年10月底，全球确诊病例人数超4000万人。虽然治愈率达到75%，死亡率下降至2.8%，但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依然以每天25万～30万人的规模增加，并有可能成为跨年度的疫情。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幅度下跌。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3.0%下调为-4.9%，其中，预计美国为-8.0%，欧元区为-10.2%，印度为-4.5%。本次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疫情危机最严重的美国采取了无限供给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大规模的财政救助政策，主要发达国家继续保持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则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但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贸易中断与金融危机、生产过剩、战争带来的萧条不同，后者通过刺激政策、公共投资增加可以增加生产和供给，而前者运用这些政策无法增加生产和供给，过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反而带来资产价格膨胀、物价上涨，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衡。人们看到，全球金融市场确实出现了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股指和欧洲以及亚洲国家的股指都创了历史新高或者近几年新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预计全球经济将在2021—2022年才能有效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恢复时间越长，恢复越慢，发生全球性多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越大。

此次疫情，将对很多国家经济造成长期冲击，主要发达国家和拉美乃至非洲的经济可能需要5-10年才能恢复。2008—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很多国家经济直到2018—2019年都尚未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或者未恢复到2013—2014年的水平。拉美国家反映，拉美可能面临再次失去的10年。

（二）疫情后恢复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将大大缩减

1. 国际市场空间增长有限，我国出口将处于阶段性顶峰平台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从2000年的2492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2016亿美元，2010年增加3700多亿美元出口达到15778亿美元，2019年达到24990亿美元。从过去的9年增长看，2009年比2000年增长3.82倍，而2019年比2010年只增长了58.4%，说明中国出口增长潜力在下降。以2019年出口与此前最高的2014年出口23423亿美元比较，增长只有6.69%，每年平均增长只有1.3%强。这表明，我国出口已经处于相对顶峰阶段。由于美国对我依然保持关税压力，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等注重發展实体经济，趋向自我完善国内产业链，振兴国内制造业，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我国贸易顺差将减少，进口能力将受到约束，出口也会随之有较大波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带来很多国家停工停产，而我国率先消除疫情，故世界对我国出口需求可能相对稳定，预计2020年我国出口将保持2%的增长。但随着疫苗的上市和防疫物资的自我生产增加，预计2022年后我国当年出口将下降，同时跨国公司对产业链分散布局逐步到位，类似手机、汽车等产业链条比较长的产业，将影响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减少我国出口规模。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由于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同时产能过剩，利润较低，企业会加快海外投资，增加海外产能，并在海外寻求产业链合作，给我国未来出口和产业链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2.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战略调整，趋向内生性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欧洲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到2018年已有所见效，预计2028年将明显突出，2038年基本完成转型。

2008年奥巴马政府为应对危机，出台了787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同时制定了5年出口翻番计划，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并谈判建立了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定，甚至要建立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同时允许开采近海石油。这些措施带来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2008年美国出口12874.4亿美元，2009年危机影响下降到10560.4亿美元，2016年达到14510.1亿美元，2018年美国出口16640亿美元，2019年美国进口也只是下降430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战略取得了积极效果，至少从货物出口的增加上可以看出来。美国货物出口增加规模比我国略低一些，但比较美国人口或就业人数，就应该知道，美国的货物贸易竞争力是很强大的，美国的制造业不是不行。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盟一直在调整实体经济战略，注重发展出口，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收购、兼并保持警惕，德国甚至出台了有关限制中国企业收购的政策。2020年4月底，德国通过了第三次修订的《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将强制备案义务的投資范围从“关键基础设施”扩大到“关键技术”。即除了能源、信息技术和电信、运输和交通以及金融和保险业等部门外，还涵盖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此外，原本的审查标准是“是否会对公共秩序或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但2020年修改为“是否可能会对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损害”，这意味着审查当局将来不必再列举并证明一项具体而严重的风险，就可介入交易审查。除了保护药品和医疗防护装备的生产商，新规则还将保护活跃在能源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德国公司。所有非欧盟投资者一旦试图收购德国关键基础设施或关键技术领域的公司10%以上的股份，交易将被暂停并强制申报给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门，直至获得许可后才能继续进行①。

欧洲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后，都加大了产业链自给自足的扩大力度，尤其是在医药、防疫物资等方面，未来大国更多依靠自身的需求推动增长，而不是分工，中国也面临着这个调整趋势。不仅如此，2019年11月日本通过《外汇法修正案》，将外资获得保障行业的份额达到10%需要审批，调整为1%，这涉及到武器装备、飞机、太空开发、核能、石油、电力、燃气、通信、广播、供热、铁路、运输、网络安全等产业和企业①。不仅如此，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将使得中国出口产品面临高额的反补贴、反倾销税率，从而使得出口产业链遭受长期的压力。

发达国家的上述措施表明，其经济增长更加趋向内生增长，对我出口不利。

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形成长期的压力和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在保持加征关税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和技术封锁，影响我国高新技术的产业链及其转型升级。美国企业虽然反对政府这样做，但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服从政府的要求。美国已有多家科技公司，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比如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或拉丁美洲。由此可见，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扩张有限，甚至要大大缩小。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一）经济增长将持续下行

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1%，比2018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2.5%左右，2021年经济将恢复到7.5%左右。由于我国经济基数较大，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是大趋势，需要有心理预期准备。

我国经济已经基本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尾声阶段，总体上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消费和投资增长也趋向下降（参见表2），从中长期来看（5-10年），未来我国经济难以出现高于6%的增长周期。根据2009—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绝对值变化和速度变化，考虑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假定技术条件等不变，预计2020—2024年经济增长年均下降0.3%计算，合计下降1.5%左右，2024年度的经济增长大体为4.6%左右。2030年以后，如果世界主要人口大国或者非洲的发展没有起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更低，会进入类似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增长状态。

（二）产能绝对过剩，经济难以再现波动性高增长

2013年以来，我国产能过剩逐渐突出。资本主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金银的短缺而导致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欧洲和英国等缺乏金银，在金银作为货币的时代，一旦金银供给不足，或者生产的产品供给远远大于金银流通和周转带来的市场规模，产品和产能就会过剩。二是相对产能过剩，即相对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出现的产能过剩。纸币出现以后，解决了银根紧缩的问题。但依然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国际贸易依然需要黄金。美元与黄金挂钩取消以后，纸币美元成为储备货币，产能过剩通过债务和投资得到缓解，但依然不能带来持续高增长，因为非美元国家持有美元是有代价的，必须出口或者借债，或者需要外商直接投资。而恰恰是直接投资的发展，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由此带动全球贸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中国的发展，为全球贸易开辟了新的境界，使得发达国家的相对过剩有了新的出路。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推动了世界的繁荣，而这种繁荣，使得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产能过剩成为相对过剩。相对于中国市场、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可以缓解，或者进行产能转移，因为中国以及新型市场经济体的市场、人口及其需求，很大、很有潜力。

然而，当我国出现产能过剩之时，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产能过剩，也不同于成熟工业化国家的产能过剩，是绝对过剩，不是相对过剩，至少在未来比较长时期内是如此。中国是全球最大产能国家、最大供给国家，是14亿人口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当中国出现产能过剩时，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可以容纳、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所有国家的市场对我国来说都是小众市场，不是潜力巨大的市场。除非储备货币国家能够让我们自由进入，我们可以获得美元，但这会对他们形成产业、就业和企业冲击。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复采取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并赋予高关税以及美国对我国产品加征高关税，都反映了他们的市场接纳、容忍不了中国的产能，尤其是低廉价格的产能和供给。

作为产能第一大国，我们不能认为世界市场是无限的，一定要认识到是有限的，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会联合其他力量来抑制这种过剩给全球带来的压力。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市场增量，主要是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国内主要是靠质量提升，而不是数量增加。中央在政策上已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后要在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上同时做文章。

财政对高校、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和支持，要防止低水平重复研究，适当进行分工，资金重点支持到牵头单位。

4. 用好产业政策，发挥好政府作用

一是严格限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政府鼓励产业发展，就是政策导向，要把握好度，限定退出时间，根据时间和市场发展情况及时弱化、退出鼓励，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产业政策鼓励不能导致产能过剩，导致相互攀比，当产量、销售量增长达到经济增长1倍左右，就应该及时调整补贴和奖励，产能投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就应该大幅度降低补贴和奖励。二是用负面清单取代地方产业政策。负面清单确定以后，所有产业都是许可和鼓励的，政府对企业和产业应该一视同仁，政府更多的职责是监管，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监管要制定正确、明确的规则，把握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制止负面效应。三是地方政府职能边界要清晰。政府不可能做万能政府，什么事情都比市场聪明是不可能的。政府把握不了市场，也无法预测市场，但可以引导。对有些创新，也可以事后或者过程支持，不能企业未做甚至没有投入，政府先行大量补贴。

规范政府对市场的激励行为。政府可以对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先进技术产业和产品、颠覆性技术和产品等研发、实验、制造予以资助、补贴、贴息，给予资金和金融、税收政策支持，但这些奖励、鼓励、激励要有制度规范，对各地税收优惠、财政支出行为要有明确的标准和准入门槛，列明清单，对补贴什么，补贴标准、规模、期限、适用对象，如何补贴，资金如何到位，什么时候退出，如何退出，补贴和退出时间，以及逐渐弱化的安排等都需要公开、透明。应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产业产品补贴坚持一个原则：不能成为企业收入、利润的主体，只能让企业经营基本接近盈亏平衡点，甚至有点亏损，让企业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有市场竞争淘汰的压力;同时，补贴标准和规模要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减少、退出，补贴要精准，根据每个企业盈亏平衡情况逐步退出，如果企业大规模生产盈利了，依然补贴，就不应该。退出时间应预告、公示。原则上，一些需要支持的领先至少是跟跑的技术和产品，政府盈亏平衡点的补贴时间不超过5年，前三年高、后二年低，此后5年不断降低补贴标准，10年逐步退出，让企业和市场明确政策预期。一般的鼓励和支持产业，补贴周期最好不超过7年。

政府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好了，不随便减免，也不随便补贴，减免、补贴根据时间逐渐降低，而且坚持根据盈亏平衡点确定，这不仅可以降低当下的税负、开支，也可以减少未来的开支，甚至增加政府税收收入能力。因为政府不过度补贴和鼓励，产业竞争就不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就会注重创新，也可以使税收和财政收入有保障。

目前，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对各个税收鼓励、补贴的项目、企业进行摸底，然后重新制定政策，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税负和财政负担，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后各类产业、产品的补贴都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这两项财政支出政策进行改革，减税和降低财政负担的潜力就很大。

5. 加大对财政开支和减免税的大数据监管

现在对传统行业的补贴、投入在减少，但对新兴行业、科技投入增加，比如各地搞实验室、招聘人才、大量投资，难免会重复和浪费资源。应该建立起大数据，对既往的减免税、补贴企业进行跟踪，分析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什么无效，改变无偿补贴和资助的机制，改变为有偿或者股份制，或者是承诺制，要有研发成果，减免达到的效果要审计、监察，对没有实现的，应要求退回。要让企业不会简单去争夺无偿资助，而是有压力的。对财政收入和支出也要建立大数据，看哪些行业、哪些企业真正增加财政收入，支出后有了效率，哪些没有。比较不同支出的成本和收益。比如大量的支农资金，往往给了企业，企业虽然开发了一些有机生态农业，但无法扩大规模，而乡村道路、交通非常落后，基础设施差。这种情况下，把钱投资给企业，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改善，让更多的企业进入，让企业公平进入。

（二）创新货币政策

1. 创新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服务

新冠肺炎蔓延期间，美联储创新货币政策，直接给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资金，缩短了传导链条，虽然是应急，但具有启发性。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在我国也实行了多年，但效果不如预期。货币政策要趋向精准化调控。习惯上，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有时伴随结构性政策。但在大数据技术下，所有的总量政策都可以细化到区域、城市、行业乃至企业。因此，货币政策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完善统计监管，趋向精准化的区域化、城市化、结构化、机构化数量调控和约束，单一地用总量政策，难以有效传导到市场。比如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可以根据各个银行的具体做法以及大数据，根据其规模和效果，鼓励商业银行逐渐配备信用贷款，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精准到区域、城市乃至企业本身进行量化调控。

具体而言，建议：

一是中央银行可以直接介入贷款。即把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以极小的利差直接放贷给实体经济的企业，当然，这样做必须符合贷款的信用评审和授信要求。

二是将商业银行部分资金或贷款指令化。此时央行提供零利率的资金或极低利率的资金供给商业银行，让商业执行央行指令进行贷款，或者商业银行成立央行指令贷款公司（部门），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流动性陷阱和资金的无限供给，另一方面可以让资金真正服务于有需求的实体经济。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中央银行让商业银行直接贷款，财政提供担保，确实可以支持一些必须支持的小微企業。

三是央行与信用公司或大数据公司合作，直接贷款给小微企业。央行也可以与那些纯信用贷款机构合作进行放贷，提供纯信用贷款，而对于不能偿还的企业、个人，停止其长期信用贷款和高消费。

四是用好大数据，进行精准化的货币政策传导。随着大数据的广泛运用，货币政策在注重宏观总量和结构安排时，更多应该关注微观企业和个人，这样中央银行可以直接传导或者通过特定机制传导资金，这种传导因为有大数据，可以精准化、实时化控制风险，可以避免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大企业自动传导的过分牟利。在精准资金传导的情况下，资金的利差应该缩小到最低，或者把商业贷款的年贷款利率缩减到和拆借市场利率接近。

当然，央行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贷款，必须做好资金的跟踪和监督，防止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的企业以后，企业并未真正用于生产和经营。同时，要建立起相应的处罚机制。

2.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好实体经济

貨币国际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但目前人民币汇率的信用某种意义上是靠美元背书的，要防止中美贸易摩擦走向金融战，尤其是利用美元支付体系制裁我国金融机构，乃至冻结资产。为此，货币政策要进行长远设计，要着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尝试接受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信用货币。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能履行货币的职能，但出了国门便相互不承认、不接受，而相信第三方货币，即美元、英镑、日元、欧元。为什么？如果说英镑、美元早期与黄金挂钩，能够兑换为黄金，可以承认其是国际货币，但今天已经与黄金没有关系了，为什么还依赖呢？其实这是历史习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已经产生危害了，为什么不抛弃呢？在于各国理论认识不到位，相互不信任。别看各国关系很好，甚至是联盟、战略伙伴，但一遇到利益问题，还是相信美元等，这说明主权国家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国际信用和信任。因此，主权国家应该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签署协议，并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相互接受对方的货币作为跨境计价、流动、支付、结算和交易的货币，这样就可以不使用美元了。

二是建立起市场化的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主权货币国家都有自己的支付结算体系，对各国央行来说，并不陌生。最简单快捷的途径就是把两国央行的支付结算体系联网，按照市场汇价，进行跨境交易、支付、结算和资金流通。但央行支付结算体系是政府的，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掌握另外一个国家企业的所有跨境支付结算数据，应该说这也存在风险。如果两国关系矛盾，会否利用账户体系进行制裁呢？因此，只有市场化的支付结算体系，才能让跨境交易、支付、结算和资本流动放心，而这一点SWIFT系统是有优势的。主权货币果真想抛弃美元，就需要有建立市场化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决心，而且真正能够做到市场化，从双边开始，逐渐增加到多边，政府以法律形式承诺不干预，就可以形成主权货币的支付结算体系。

三是探索主权货币支付结算体系下的金融开放。流出国境的本币是需要回流的，而且要自由回流，迅速回流，这就要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国民待遇。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这是本币相对储备货币来说的，不是相对非储备货币来说的。储备货币是可自由兑换货币，金融资产规模巨大，可以无限供给，完全开放就会带来冲击，非储备货币不具有这种特征，故不必担心。更重要的是，出去的本币回流到国内来，相对本币规模来说，很小，不必担心其风险。如同美元流出，再回到美国，美国需要担心这种冲击吗？不需要。只要双边签署了贸易投资协定，允许以本币计价、交易、支付、结算、投资、流动等，就可以完全放开双边本币资本账户的限制，不能把对储备货币下的资本账户管制搬到主权货币上。如果担心风险，双边可以考虑实行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总额或余额控制。

四是引导汇率预期稳定和升值。2005—2012年的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和升值经验表明，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而且保障企业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减少央行对外汇储备的担心。但2015年8月11日以后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性波动，不仅带来市场对汇率贬值的持续性预期，而且带来外汇储备紧张。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将带来当年国民经济和国民财富、金融资产和企业利润的同等幅度贬值，其损失巨大，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从6.11元贬值到7.11元，贬值15%，计算当年经济规模和国民财富以及金融资产的贬值在数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出口带来的利益。从国家竞争力来看，我国经济实力和地位比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的强大很多，地位大大提高，应该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走向升值和稳定，以利于吸引高端技术的外资进入，支持企业海外收购和兼并高技术企业，以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三）其他配套政策

1. 改变土地政策，扩大就业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增长总体趋向是下行，政策的压力在于就业。要把稳定就业、增加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中心目标，宏观政策要围绕就业，出台新的措施。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降低城市土地成本。将土地的“招拍挂”改为出租或者入股，出租以5-10年为主，入股不做时间限制，随企业而变化，参与企业年度分红。这将大大降低企业、个人土地和房租成本、生活成本，降低企业工资成本，效果要好于税费降低。比如城市餐饮，可以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当地政府提供5-10年的土地或房屋出租，在规范餐饮卫生标准和指导价格﹝餐饮价格基本是成本价加合理的人工费用、折旧、行政开支和税后利润（不超过2%-5%）﹞的基础上，对餐饮房屋和土地进行竞标，谁的价格便宜、质量最好则中标，并且建立市场评估机制，对不符合价格和质量要求的，要求整顿甚至停业，实行饮食社会化，可以增加大量就业。生产企业用地，则根据企业提供的税收、就业等指标进行土地出租竞标25+25年;或者10+10年的模式或入股，10年或25年后不能满足条件的，下次竞标则退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土地成本，增加对科技的研发投入。此外，我国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如果能够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和制度规范建设改革，增加个性化的养老、医疗、教育，配合土地出租和入股，其就业增加会非常巨大。快递在我国的发展，增加了数百万的就业。养老、教育和医疗的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会带来更大更多的就业。

2. 调整贸易和海外投资战略

一是转贸易品为投资品。随着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其对我国进口的需要也会下降。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市场难以容纳。因此，我们不可能将出口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需求没有那么大，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美元进口。我们唯一和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贸易出口品转化为投资品，转化为股权，在当地进行投资，促进当地及发展，而不是获得出口创汇。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大部分企业都出口，都到海外投资，只有部分国际化的企业才能做到，因此，对出口和海外投资政策需要调整。集中力量和政策，重点鼓励和支持那些国际化、培养和雇佣当地化人才、使用当地资金等进行投资和发展的企业。

二是重点做好海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突破。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便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要从“五通”尤其是设施联通入手，一门深入。大力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發展“一带一路”国家国内的电站、港口、码头、车站、电网;根据地形和距离远近，选择哪种交通方式更效率，解决好“最后和开始一公里”问题。特别的，将机场、高铁站、汽车站、码头、港口等连接起来，甚至让机场就是高铁站，高铁站建在机场，便利交通。为降低物流成本，机场、高铁、汽车站、码头应设置物流配送中心，相互可以直达，运输、装卸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不再使用人工，甚至可以直接挂厢，不用装卸。对商品库存实行大数据管理，货物要进行细致分类、编号，在仓库存放进行电子化管理，运送、装卸智能化。有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可以为今后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奠定基础，共同推动东道国的发展。

三是海外投资要集中精力，重点突破。海外投资和产业合作，不搞全面开花。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选择重点国家、产业和项目进行突破。对于发达国家，可以集中在美国、欧洲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投资，这也是他们期望的，利用当地的矿产、油气和人才等资源进行本地化生产、加工和研发，减少从国外的进口。只有人才上国际化了，国内企业才能真正国际化，提高国内研发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优先选择资源、人口、市场大国，重点是帮助其发展经济，让其经济实现飞跃，从而提高其出口和进口能力。也有利于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国利用外资外债的经验。当然，一些海岛、海峡、半岛国家、内陆通道国家，也要帮助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以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3. 推动创新研发的分工与合作

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这需要靠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良好的创新研发机制。要在切实保护好知识产权、让研发投入得到应有回报的前提下做到：

一是研发团队竞争化。一项技术的突破，必须有团队力量进行研究和攻关，既要有个别人的深入思考和理论突破，也需要团队作战。个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团队是在运用上。而且，团队之间要经常相互研究、讨论、竞争。团队应该是大团队，可以组建全国的，也可以是地方的，团队内部或者团队之间既要分工，也要合作，更重要的是相互竞争，甚至允许进行技术攻击，即所谓的“黑客”和“白客”。这样，可以不断完善技术，发现技术漏洞。内部经过反反复复，长时间的运用、攻击，使得技术安全不断完善。特别要注意，与开放结合，与集中无数人的智慧和技术集成结合。同类研发和竞争，应该不超过3-5家机构，市场加入，应该不超过5-10家。

二是创新研发要有分工和协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有大批科学家、院士，有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分工和协作。分工合作首先是在产业、产品、技术链条上进行分工，因为我国技术的相对落后，单个企业、环节难以突破，是整个系统性相对落后，因此要做好系统分工。其次是在企业、城市、大学、研究机构分工基础上，进行专业化的研发协作，要一门深入，长期跟踪，适当竞争，或者通过省外的竞争，资金和人才支持，事前和事后支持，监督检查，避免同质竞争。政府为分工、专业化、协作等提供交流、研讨平台，尤其是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协作平台，实行创新突破，要彻底解决全国都研究用一个课题，要形成地区、城市、大学、研究机构的各自特色。最后要在研发机构、企业、链条之间形成产品链、技术链、研发链、信息链、以便共享。专业化、分工、协作首先在各个部门内部以及地区进行，各地、大学、研究机构不要同质化研究，即使同一个问题，也要深入到内部细分，各有侧重，在分工基础上合作。

三是发挥好组织优势。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差距，依靠企业、个人难以突破，必须依靠国家力量、行业或协会的力量，集中人才、智慧、财力和设备等在理论、实践、实验、研讨上进行突破。但国家力量也有不足，所有技术都是逐渐集成的，由小到大，由简到繁，不是突然或者集中就能实现的。因此，需要一种市场机制，鼓励和包容企业创新、个人创新，然后政府去收购这些技术进行集成。特别要注意，集中了国家的力量，不让市场自由发展，不予市场配套，就会形成技术孤立，或者在其他领域应用相对少。我国过去的军工和航天就有这个问题，未来要注意。今天的技术突破，更多要发挥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芯片公司的作用，组织他们形成合力来进行技术创新，解决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问题。

组织优势要做好基础工作，尤其是设计、研发、试验、技术测试的档案积累，做好技术创新的观察、实验、分析、检测，列出每个环节的产品、技术、参数与国际的差距，进行系统性的攻关，要在产业链、产品链、技术链的技术上，建立起研发链、数据链，将大数据、云计算的分析方法更多运用到冶炼、提纯、配方、改善产品性能过程，运用到生产制造过程、流水线、工序、工部和行为动作的分解，通过系统协作、集成以及人工智能逐项逐渐突破技术差距。

[参考文献]

[1] 陈炳才. 从关注增长速度转向更多关注高质量发展[EB/OL]. http：//www.fx361.com/page/2019/1206/609613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