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平 章萌

摘 要：《说文解字》是汉民族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和辨识声读的字典，也被称为“字典的先河”。由于它最初主要为解释儒家经典服务，因此经学传统文化渗透在其编辑思想中。《说文解字》的编辑思想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剖解谬误，以达神恉”，即通过搜求古字来推翻荒谬的言论，以通达文字妙意，使经生们正确地理解经义。二是“万物咸睹，靡不兼载”。这部书采纳诸子百家学说，选材广泛且引证材料广博。三是“同条牵属，共理相贯”，即根据儒家思想来理清汉字的归类和编排汉字次第等。四是“以经析字，以字解经”。《说文解字》在征引儒家经典以解说汉字的同时，也帮助读者疏通经义。

关键词：说文解字 编辑思想 经学传统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汉字字源的字典。在“小学”中举足轻重。该书兼形、声、义三事，引领“小学”逐步发展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说文解字》的主要功能是解释经籍中字的含义、源流。汉代以后，历朝学者都十分重视经籍注解。伴随着经学繁荣，出现了古、今文经学派。二者之争在解经所据材料和方式上有较大区别。今文经学用汉隶记录经书，关注现实，以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说解经，内容别具新意，使经典在阐释中获得生命力。古文经学以先秦六国古文记载经书，从语言文字入手恪守经典文本，注重历史事实，力求恢复古书面貌，以阐述经典原义。东汉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今文经学，得益于其语言文字上的优势。许慎编辑《说文解字》，就是为了更好地弘扬儒家经义。许慎之子许冲在《说文解字·奏表》中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 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 昭炳光明;而文字者， 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 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 慎博问通人， 考之于逵， 作《说文解字》……”许慎为了宣扬“五经”之道并准确地解读文字，跟随经学大师贾逵考证研究，博采众长，编成《说文解字》。基于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的紧密联系，《隋书·经籍志》于四部中经籍部下设“小学类”，收录了包括《说文解字》等在内的诸多字书。

《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编辑。许慎，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性格淳厚，少时博学经籍，常被马融推举、赞扬。时人称他为“五经无双许叔重”[1]。他曾师从经学大师贾逵，并著有《五经异义》等书，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许慎开始编辑《说文解字》。至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年），其子许冲将《说文解字》上表进朝廷。全书正文共计133441个字，分为十四篇（不包括后叙）。《说文解字》是首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全书分为540个部首，将古代经书[2]和字书等文献中出现的九千多个汉字进行分类，于标目（如图1）中一一列出，并在正文中对这些部首和下属汉字进行解说。《说文解字》有三点显著特征。其一，贯通字形。许慎首创以部首编排文字的方法，可谓如今汉字字典中部首检字法的源头。其二，以形、音、义探求文字本原。《说文解字》通常被称为字书或形书，但许慎并非只就形论字，而是互求文字的形、音、义。因而，许慎在解说每字时，首先列出字形，然后解释字义，最后说明字音。其三，引证廣博。许慎在编辑《说文解字》时，为了解释字义和字音，引用了大量材料，包括群书、通人说（即通文字、声音、训诂之人）和方言等，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来还出现了有关《说文解字》的引经学研究。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首先，作为“字典的先河”，该书奠定了正字的传统。《说文解字》成书后，几乎历朝历代都以它为标准修订各朝代的字典。东汉以来的语言文字学书基本都对《说文解字》有所传承。一方面，古文、篆、隶、真书、各体书之属如宋朝《类篇》、明代《字汇》、清朝《康熙字典》等，多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增订、完善的。另一方面，以东汉《释名》、三国时期《广雅》、隋唐时期《经典释文》等为代表的训诂学著作，都对《说文解字》的字义解说内容有所继承。此外，宋朝的《广韵》《集韵》等音韵学专著，也保存了《说文解字》中字形解说等的引证材料。到清代，学界大兴以《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的“说文之学”，出现了“说文四大家”（指段玉裁、朱骏声、桂馥和王钧）。段玉裁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他所作《说文解字注》阐明了《说文解字》的编辑条例以及《说文解字》中未道明的声训、转注字、假借字和引申义等，以帮助后人探究《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为经学传统文化的阐释与传承奠定了基础。“盖文字者，经义之本。”学习文字是准确地诵读经典、理解经义和传承经学文化的根本。《说文解字》中的汉字选自大量先贤典籍，在对字形、字音、字义进行全面解说的同时，也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经义。为正本清源，该书力求追溯尽可能早的古代本字，所以书中所列的篆、籀等汉字字形，也有助于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和研究。

在专门研究、注释《说文解字》的著作中，晋朝吕忱的《字林》和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等字书，在注释中对《说文解字》的引用较为丰富。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3]唐代李阳冰整理《说文解字》，并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改订。北宋徐铉、徐锴兄弟校订《说文解字》，批评了李阳冰的部分见解，致力于还原许慎本意，但原书已无法恢复。目前流传的《说文解字》版本，多以徐铉奉诏宋太宗所校订“大徐本”为蓝本。并且，在刊刻年代上，以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孙星衍的平津馆本和清朝毛晋的汲古阁本为代表。其中，孙星衍系统目前流传最广。[4]同治、光绪年间，蒋瑞堂刻吴县朱记本、小学汇函本、陶升甫刻东吴浦氏本等俱自孙本翻刻而出。目前较为通行的陈昌治一行一篆本也出自孙星衍刊刻的“大徐本”系统。[5]徐铉的弟弟徐锴又有“小徐本”。“小徐本”侧重发表个人见解，而“大徐本”注重恢复《说文解字》原貌。本文主要参照中华书局以平津馆本系列“大徐本”为底本出版的《说文解字》进行分析。

一、剖解谬误，以达神恉

从汉章帝到东汉末期，今文经学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日益兴起。[6]除了记载的文字不同，今文经学认为经书是圣人所言，字字句句蕴涵“微言大义”，可以经世致用。但是，今文经学派有时在缺乏古代文字考证的情况下去揣测经典奥义。而信古和崇古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孔子醉心于古代经典和古代礼仪文化。孔子还说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他不仅认可古代传统文化，而且认为“今不如古”。许慎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遵循“信而好古”、崇尚儒家思想，力求根据古代本字客观地解释经义。在《说文解字·序》中，许慎道出其编辑主张：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哀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至赜而不可乱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7]

《尚书》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意为舜帝依据旧典来制定制度，而不穿凿附会。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今亡也夫！”他批评了不查阅原始文字、仅仅凭借主观猜想去解释古史古事的现象。巧言诡辩必然给学習、研究带来疑团、困扰。文字是经史百家之书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条件。先人用文字记录经验、学识，后人依靠文字了解古代历史。《周易》云：“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8]意为人们需要了解世间最精奥的道理，以不犯过错;人们也需要弄懂万事万物最普遍的运动规律，以不至于出现混乱。为了扭转今文经学派带来的解经乱象，许慎力求推翻荒谬的言论，在《说文解字》中列出比汉隶更远古的汉字，博采诸家之说，以做到言论确凿有证。

《说文解字》以篆籀形体作为探求汉字本义的基石。在编辑体例上，对每个汉字的解说，几乎都先以秦人使用的小篆列字头，然后列出古文、籀文字形，旨在由近及远，追溯尽可能早的古代本字。古文是汉代古文经学家辗转传抄、摹写先秦经传时所用的字体;籀文即“大篆”。《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为后人通读经史百家之书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万物咸睹，靡不兼载

两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特点。西汉时，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董仲舒所指的“儒术”不仅继承了先秦时期儒家原典的思想内容，而且广泛吸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的长处。例如，董仲舒在阐述有关“天”的理论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四时”表现出来的。[9]汉朝统治者“独尊儒术”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以儒家为主，兼采诸子百家学说，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使其焕发活力。[10]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说文解字》的选材汇编和考证辨伪等编辑出版过程遵循了博洽融通、包容万物的编辑原则。

从编辑体例上看，《说文解字》对每个汉字的解说，都是先列字形，后释字义和字音。许慎常引用原典以说明出处或丰富释义，书中所列文字大量选自先贤典籍。选材范围的广度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程度。而且，这部书的引证材料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能搜寻到的文献信息，正如《说文解字·序》中所云：

“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余不知，盖缺如也。”[11]

许慎以孟喜的《周易章句》、孔安国《尚书传》、毛亨和毛苌所辑注的《毛诗》以及《周礼》《论语》《孝经》等经书，以经证字。实际上，许慎不仅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广泛采用诸子百家学说。例如：

“  （永），长也。象水坙理之长。《诗》曰：‘江之永矣。“凡永之属皆从永。”[12]

“  （几），踞几也。象形。《周礼》‘五几：玉几、雕几、彤几、髤几、素几。凡几之属皆从几。”[13]

“  （取），捕取也，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司马法》曰：‘载献聝，聝者耳也。”[14]

“  （壬），位北方也。阴极阳生，故《易》曰：‘龙战于野。”[15]

“  （爝），苣火祓也，从火，爵声。吕不韦曰：‘汤得伊尹，爝以爟火，衅以牺豭。”[16]

“  （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17]

“  （绷），束也，从糸，崩声。《墨子》曰：‘禹葬会稽，桐棺三寸，葛以绷之。”[18]

“  （畜），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为畜。”[19]

更为可贵的是，该书征引的《汉律令》《汉书·律历书》《军法》《鲁郊礼》等书，均是《汉书·艺文志》中未记载的秘籍。例如：

“  （威），姑也，引《汉律》：‘妇告威姑。”[20]

“  （岁），木星也，从步戌声。《律历书》：‘以五星为五步。”[21]

“  （聅），《军法》：‘以矢贯耳也。从耳从矢。《司马法》曰：‘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22]

“  （蓄），《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23]

许慎世代寒微，但师出名门，18岁起跟从著名学者贾逵①学习古文经学。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贾逵的观点广为吸纳，多次引用“贾侍中说”解释字义。例如在解说“亚”字时云，“贾侍中说：‘以为次第也”，将“亚”解释为“其次、次等”，其含义沿用至今。

因此，《说文解字》在选材和引证上吸收了经史百家学说的内容，包容万物、博洽融通。

三、同条牵属，共理相贯

《说文解字》中的汉字有条理地牵属和贯联在一起。《周易·系辞上传》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24]《周易》的宇宙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按照相同类别聚合，又以群体相异而区分。许慎吸收了《周易》的哲学思想，根据部首对汉字进行归类。从《说文解字·奏表》后叙中可知该书的编辑体例：

“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25]

《说文解字》按照“分别部居”的原则，将9353个汉字统系于540个部首之下，理清了文字的归类，创立了部首归类法。部首和汉字的编排原则体现了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本体论、宇宙论等思想内容。《周易》建立的符号体系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象征和阐释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夫妇、君臣、礼仪等观念。《说文解字》中许多部首的形体构造正是在《周易》各卦形符号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周易》中的八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基本要素或八种现象，用数字占筮定卦，将卦象和数字结合起来，通过错综复杂的排列组合来揭示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说文解字》 9353字归为540部，“六九五十四”，部首数量应了《周易》象阴爻为六、阳爻为九的卦爻占卜之数。阴为阴爻之级，阳为阳爻之终，十为全数，寓意540包含万象。《周易》中“九”为数终，即个位的最大数字，《说文解字》收字恰好在九千以上。另外，《说文解字》“立‘一为端”，取自《周易》中“‘初即‘一，‘一为天地万物之始端”。 “毕终于‘亥”。因为“亥”在《周易》中，为十二地支之终，可扩展为万物之终。并且，《说文解字》在部首为“一”的汉字中，将“元”字列在“一”字后，且将“元”解释为“始也，从一”，与《周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相呼应，[26]意为元始，即各种善良美好事物的尊长。此外，《说文解字》将《周易》中八卦之首“乾”的象征物“天”字列于“元”之后，取自《周易·乾卦第一》：“乾，元亨，利贞。”[27]意为乾卦象征天，占得此卦大吉大利，有利于占筮……可见，《说文解字》的字序编排与《周易》的符号系统紧密相关。

此外，该书汉字的编排原则也吸收了“正名”思想和尊卑等級的礼仪制度等经学传统文化。“正名”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论语·子路》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28]孔子认为，名代表社会各种关系，也是周代的礼仪规范。《说文解字》各部汉字的编排体现了“先名后事”的编排原则。即先列总的称谓，再写具体事类。例如，在“玉”部中，许慎先列出表示玉名称的汉字，如“璙、瓘、璥、琠”等，然后列出与玉相关的具体事类，包括表示玉光、玉饰、玉色、玉声等的汉字。再如，在“女”部中，许慎先列“姓”字作为对各种姓氏的总体概括，然后列出“姜、姬、嬴、姚”等具体姓氏。书中汉字的编排次序还体现了尊卑等级的礼仪制度文化。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礼仪作为最高规范的价值体系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仪式教育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例如，《周礼》《仪礼》《礼记》是专门阐释古代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儒家典籍。其中，《周礼》记录了周代宗法、庙祭、婚嫁等区分尊卑等级的礼仪制度。西周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构成的金字塔式统治体系。其中的尊卑序列关系在《说文解字》相关汉字的编排次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女”部中，许慎先列出与远古三皇五帝相关的姓氏，如“姜”为传说中炎帝的姓氏，“姬”为黄帝的姓氏等;再列出古代祭祀官采用的姓氏“妘”，即掌祭火星的火官祝融之后代的姓氏;其后是与诸侯相关的姓氏“姺”，即殷朝一位作乱诸侯的姓氏;普通人可采用的姓氏，如“妞”“娸”等。在姓氏类汉字之后，许慎列出了代表血缘关系的称谓类汉字，例如，依照次序，“姐”是古代蜀人对母亲的称谓，“姑”是古人对丈夫母亲的称谓，“姊”是对较年长的同辈女性的称谓，“妹”是对较年轻的同辈女性的称谓，“姪”是对兄弟女儿的称谓，“姨”是对妻子姊妹的称谓等。[29]《说文解字》汉字编排次第体现了儒家伦理文化中君臣、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的上下尊卑序列。这种等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阶级等级秩序的合理性。

《说文解字》汉字的编排也体现了儒家“仁”学的思想。儒家将“仁”作为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强调“仁”是做人的根本。为人忠诚，讲求信用，克己复礼，时刻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等，都是儒家仁学所倡导的美德。这种“仁”学思想在书中多有体现。例如，书中对“玉”释义为“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古人将玉的色泽、纹理、声音、硬度、外形等性状特征与仁、义、智、勇、洁的君子美德联系起来。其中，柔润有光泽且温和的玉象征“仁”的品质，位于五德之首。许慎在“玉”部中描述玉或玉饰之性状特征的汉字时，一般将表示其色泽（也就是君子仁德）的汉字排在最前面。如“瑛：玉光也;琰：璧上起美色也;瑳：玉色鲜白;玼：玉色鲜也;莹：玉色”等。[30]这种编排原则体现了许慎对儒家“仁”理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倡导原则。

《说文解字》对汉字进行归类和编次的原则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儒家经典中中国早期血统、嫡庶、仁政等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基础概念体系。正所谓“通乎《说文解字》之条例次第，斯可以治‘小学”，“‘小学明则经学明”。掌握了《说文解字》的编排体例，可以做“小学”研究，从而阐明经学思想。

四、以经析字，以字解经

经典在阐释中传承，经典中的思想内涵需要不断的解释、挖掘来传播与释放。先秦儒家原典问世后，传注、义疏、疏证、集解等解释或阐发经学思想的书籍层出不穷。注疏之学，构成儒家经学的主要内容。儒家的解经之学，向来就有“以经解经”的传统。《说文解字》作为经部要籍的一部分，以解释经籍中字的含义、源流为主要目的，不仅借助经学思想来解析汉字，而且通过解说汉字帮助读者通晓经义，可谓“以经析字，以字解经”。

许慎在解析文字的造字法则和分析文字结构时，多用到“六书”理论。“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中“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1]《说文解字》最早对“六书”做了系统的阐述。[32]而且，从编辑体例上看，对于用到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四种造字之法的汉字，书中一般采用特定的体例来解说。譬如，形声字多标以“从某，某声”。如：

“  （瑕），玉小赤也，从玉，叚声。”[33]

“  （僮），未冠也。从人，童声。”[34]

总体上，《说文解字》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类字为缘形知义字，即可据形体探求字的本义;而形声字为由声推义字。一般声符代表形声字的造字本义。[35]而且，在形声字中，部分声符除了表声，还有表意的功能，多用“从某，从某，某亦声”标注。如：

“  （阱），陷也。从阜，从井，井亦声……”[36]

“井”既是“阱”的意符，又是其声符。“阜”为平原。“阱”表示在平原上挖地如井，以使野兽陷落。“阱”乃会意、形声两兼之字。可见，由形推义，因音求义的编辑方法。

“欲通‘经学，必先通‘小学。不通‘小学，则不通‘经学。”[37]古代将研究汉字形、音、义三方面的学问称为“小学”。三者缺一不可。《说文解字》以形、音、义探求汉字本源，同时全面发挥解经功用。

《说文解字》结合字形、字声探求本源和阐释经义的特点，多体现在说解体例上。黄侃认为《说文解字》的说解分为“文字”“说解”及“所以说解”三部分。文字是经文的基础。文字的说解中往往蕴含着经义。许慎说解每字时首先简明地解释字义，然后分析字原，同时阐明经义。例如：

“  （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  （即现代‘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38]

关于“  （示）”，下云“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这一说解文字取自《周易·系辞上传》。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家，虽然反对今文经学阴阳五行学说和怪诞的神学思想，但书中也不乏对这类学说的引用。《周易》原句为“天垂象，见吉凶，象圣人”[39]。意为天空垂悬天象，是显示吉凶的征兆，供圣人模拟，制造天象仪器。《说文解字》又云“从（即现代‘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是“所以说解”，即由此事详且义明，这也是从儒家经典的角度对“（示）”字给予的解释。关于其读音，“示”的《广韵》音为“神至切”，浊音，属“床母三等”。进而推之，古属“舌音定母”。“示”字古读舌音，而与“垂”为变声，故许慎以“垂”释“示”，所以明“垂”“示”一意也。然则“示”“垂”一源，共有一义，而后知形、声、义三者，“形以义明，义由声出，比而合之，以求一贯，而剖解始精密矣”。[40]由此字可知，该书中汉字的形、音、义是紧密相联的。

综上，《说文解字》在征引儒家经典以训解汉字的同时，也能帮助读者疏通经义。

五、结语

《说文解字》虽然是一部字典，但通过远古的汉字形体来解说经典本义，信而好古，“剖解谬误，以达神恉”;该书采纳诸子百家学说以广泛选材和引证，博洽融通，“万物咸睹，靡不兼载”;按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理念进行汉字归类和次序编排，融汇了正名、仁义、尊卑等级等儒家思想，使书中文字“同条牵属，共理相贯”;在“以经解经”儒家传统引领下，通过训解汉字疏通经义，达到“以经析字，以字解经”的目的。不过，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说文解字》虽旨在正本清源，但书中未用到甲骨文和金文。因此，许慎解释的并不全是本义。但是，总体来讲，《说文解字》的确在弘扬儒家经义和促进语言文字学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实践角度看，《说文解字》是许慎为了批判今文经学家“巧说邪辞”和维护古文经学地位而编辑的，旨在正本清源和帮助人们获取经籍之要义。书中“剖解谬误，以达神恉”和“万物咸睹，靡不兼载”的编辑原则，对当代字典、词典等的编辑实践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此外，《说文解字》根据经学思想将汉字“同条牵属，共理相贯”，并“以经析字，以字解经”。该书的编辑思想蕴涵深厚的经学传统文化，能为我国传统经典资源库等方面的建设提供珍贵的分析资料。

注    释：

①贾逵，其父贾徽师从刘歆学习过《左氏春秋》《国语》等。贾逵作为刘向的再传弟子，对古今经学都十分精通，曾为《左氏传》《国语》分别作《解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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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吴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章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9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