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淯琪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迈入新阶段，我国出版机构不再只专注于出版项目合作、图书推广工作，而是积极主动探索资本运作方式，创新商业模式，推动学术出版进入海外市场，资本“走出去”的热度空前。本文试从资本“走出去”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对目前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商业模式，主要是资本“走出去”进行研究。

关键词：学术出版 资本“走出去” 海外分支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文化“走出去”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出版作为文化市场的重要产业，一直是“走出去”的中坚力量和排头兵，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品种稳步增长，到2017年首次突破一万种以上，引进输出比也逐年降低，到2018年达到历史最低的1.25∶1。学术出版作为展现当代学者先进思想和优秀学术成果的文化作品，直观反映了国家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我国文化真正“走出去”至关重要。我国大多数出版社都涉及学术出版，在2016年上半年，全国出版单位申报出版162816种图书，其中专业出版图书的申报量超过5万种，占比接近同期图书总量的1/3，[1]与之相应地，学术出版“走出去”备受重视。

学术出版物出口、学术出版物版权输出、学术数据库或数字产品的出口、中外合作出版等都侧重于学术产品或版权的出售，商业运作成分较少，通常为中小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可视为版权输出中商业模式初级阶段。这类出版社受限于作者资源、译者资源、版贸人才、海外合作伙伴以及输出平台的匮乏，处于被挑选的处境，学术出版“走出去”工作短期内难以取得质的突破。与此同时，国内学术出版巨头，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则依靠海量内容资源、雄厚财力以及长期积累的海外合作伙伴迅速从版权输出的商业模式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即资本“走出去”阶段。

一、我国学术出版资本“走出去”的现状和成绩

资本“走出去”主要指中国出版机构通过商业运作运用商业模式对其海外出版业务进行投资。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其发展态势在近几年显著活跃。这直接反映出了中国近些年来的学术出版“走出去”正逐渐变被动为主动。

1.参与者越来越广泛

一方面在数量上，越来越多的国内出版机构寻求各种商业模式的资本“走出去”以与国外出版机构进行合作，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机构参与其中。国家新闻出版署进出口管理局副局长赵海云在“走向国际的江苏出版”高峰论坛上说：“目前国内出版机构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另一方面在地域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资本“走出去”的对象正在从以美、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多种商业模式并存

总体来讲，资本“走出去”目前主要的商业模式为设立海外分社和国际编辑部。2016年开始，国际编辑部模式兴起并在短期内迅猛发展，这种小而精的商业模式因其轻资产配置的优势减轻了很多出版机构在生产成本上的压力，也有利于同时在多个国家开展出版业务，因此备受青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分别与美国宝库山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成立国际编辑部，共同探索学术出版的合作发展之路。[3]而仅仅两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外国出版单位合作成立的国际编辑部已从9家增加至20家，遍布欧亚非拉。[4]海外分社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至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美国纽约设立的分公司，进入21世纪以来，为实施本土化战略，海外分社的设立一直热度不减，2016年，社科文献社国际出版分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成立俄罗斯分社，201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宣布成立越南办事处（分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成立了意大利分社。由此可见，成立国际编辑部的热潮并没有减缓设立海外分社的步伐，国内各出版机构在选择适宜的商业模式的过程中更加理性、务实。

3.资本输出热度空前

中国出版机构的首个海外分社成立之后十余年，直到2002年，中国外文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才跟上资本“走出去”的步伐设立海外分社，之后，不断有中国出版机构通过合资、并购海外资产等商业运作手段进行资本“走出去”，而国际编辑部在近五年时间几乎就已遍布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中国出版机构以“讲好中国故事”、宣扬中华文明为方针，在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主动探索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表现出了空前的活跃度、积极性和创新性。

4.本土化程度日益加深

海外分社和國际编辑部的设立使国内出版机构省去中间环节，直接介入海外出版市场，其通常以所在国语言和市场为考量有针对性地挑选或策划选题，而且相较于项目合作，出版活动更有规划性和系统性。在销售渠道方面也能够更便利地和本土销售平台商进行沟通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能够直接迅速接收本土市场的反馈，有助于出版流程良性发展。另外，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地聘请本土员工，比如科学出版社早在2009年就成立科学出版社东京株式会社，其图书编辑也选用本土专业编辑，经数年发展，还建立了与本社出版规模相适应的外编队伍。排版、设计、制作、营销人员均已本土化。[5]这种模式也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最实用的。

二、我国学术出版资本“走出去”中的问题

不论是总量还是与其他类型出版相比，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规模依然较小，2013年以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翻译出版的图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的种类主要为文学类、历史类和文化类，学术类图书只占12.9%，[6]另外，2014年年底正式启动的“丝路书香工程”的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学术类图书只占约10%。[7]这说明我国学术出版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和权威性依然不足，话语权较弱。

1.资本“走出去”规模较小

一方面由于对海外分支机构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既要会语言又要懂出版，还要有相关学术专业背景知识、懂市场。当地工作人员是否能真正理解中华文化、推广中国学术出版尚存疑问，国内派往海外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需要轮换也是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出版规模较小，大多数海外分支机构一年出版图书从几种到十几种不等，市场占有率难以提高，也就无法引领学术潮流。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俄罗斯成立的斯维特出版社在一年的时间中出版了俄文版图书5种，正在翻译编辑中的图书有8种，[8]总共也就十几种，与其在国内一年出版达两三千种图书的盛况相去甚远。

2.经济效益不明显

海外分社的商业模式已运营多年，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经济效益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学术出版物“走出去”的目标客户群体一般是固定的，大都是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学生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或高校图书馆等，市场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术出版“走出去”目前更偏重社会效益、宣传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对海外分支机构的考核都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中国出版东贩公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则将国家战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力争收支平衡，由此可见，海外分支机构盈利压力之大。遍布五大洲的尼山书屋以及2019年开始落地的“中国书架”等项目也都是以展示、宣传作用为主。

3.资本“走出去”方式单一

目前资本“走出去”的商业模式基本都是在出版流程的上游开展，有些海外出版机构就是借由项目的推进来组建的，2016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东西方戏剧作家逝世400周年，在伦敦书展期间，外文出版社借与黎巴嫩阿拉伯科学出版社达成“临川四梦”（《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阿语版出版的契机，启动中国主题图书中阿联合编辑部，共同策划选题、编辑翻译，推出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中国主题图书。[9]无论是海外分社还是国际编辑部承担的大部分是编辑的任务，在海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书评，统计相关图书上榜情况，定期举行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相关媒体报道以及客户群体维护等也在其工作范围。而对于出版下游以及可以为出版服务的相关领域，比如译者、营销、法律顾问等则基本采用合作专业团队和聘请专家的方式，资本并未涉足其中。

4.线上投入不足

资本“走出去”多聚焦在线下，出版形式为纸质图书，销售渠道方面也以设立地面书架或地面店为主，比如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成立的中原文化交流中心暨云书网O2O地面店。海外分支机构与当地其他相关领域在线下的合作已经开展多年，日益成熟，但线上投入明显不足，数字出版、数据库以及线上销售等并没有作为主要业务进行拓展或投资，这也是因为在国内出版市场，线上业务的开展多不在出版机构的业务范围，线上销售、数据库、数字出版平台等也都由拥有信息技术和人才的企业运营，比如当当网、知网等。

三、学术出版资本“走出去”的对策和建议

1.投資多元化

学术出版的过程往往都比较漫长，尤其在海外推行中国学术出版工作更加大了难度，因此在海外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对有助于高效、系统开展出版活动的相关领域，无论是出版流程的上游或下游，比如译者团队、学者资源、销售平台、数字制作等都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资本运作，取代现行较为松散、低效的合作、聘用等方法，最大限度地掌握主动权，加快出版进程，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抢占更大市场，制造更多热点。

2.以商业手段发展事业伙伴

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单打独斗显然困难重重，西方的商业环境下，海外出版机构宜在商言商，以商业手段，比如入股、分红等，发展事业伙伴更符合合作方的商业习惯，能解除合作方的后顾之忧，也能建立利益共同体。如此可以发动事业伙伴的积极主动性，真正将中国的学术出版当作自己的事业在当地推广，更快融入到当地文化经济运行中，扩大其影响力，实现更多收益，也为海外分支机构创造更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加大内容创新投入

2018年A股出版类上市公司中，教材教辅出版收入占出版业务收入的55%，是一般图书出版收入的1.5倍，[10]专业类图书收入占比约为9%。2017年，美国图书出版业销售收入约为 262.3 亿美元，大众图书占出版商总收入的 60.8%，为 159.5亿美元，专业类图书收入则为 23.5 亿美元。[11]显然，按照比例来看，专业类图书收入在中国市场占比与美国市场差距不大，但在海外市场，中国学术图书则略逊一筹，这说明中国学术图书目前在国际上并未引领学术潮流，也没有制造学术热点。因此，无论是国内出版单位还是海外分支机构要在内容创新上加大投入，将中国学术界最前沿的理论、中国学者最突出的贡献以本土化、易于被接受的形式推向国际学术市场。很多出版社已经就“中国主题”在全球征稿，由外国人来书写中国，从思维模式到写作方式再到内容都更能引起海外读者的共鸣。

4.充分利用国家扶持政策

201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明确“走出去”的各种扶持政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丝路书香工程”等国家资助出版项目也相继出台扶持细则。在资本“走出去”中，国内出版机构充分利用国家对文化“走出去”的扶持政策可以减轻财务负担，集中更多资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国际化发展，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结语

我国的经济已成长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我国的综合国力也会更加强大，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可以预见的，与此相应地，凝结了中国学者智慧和思想的中国学术出版必然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探索更多元更适宜的商业模式，让资本“走出去”步伐稳健、道路通畅，助力我国学术出版在全球资本市场中更顺利地“走出去”是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徐来.CIP数据观察2016年上半年出版走势[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07-26.

[2]中国出版走出去 打动自己才能打动世界[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07-17.

[3]中国出版“走出去”即将迈入2.0时代[N].国际出版周报，2018-02-01.

[4]张贺.中外出版合作向纵深迈进 出版“走出去”渐入佳境[N].人民日报，2018-08-30.

[5][6]李丽萍.国际编辑部探路新理念新模式[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11-03.

[7]樊程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实施状况分析：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为重点[J].出版参考，2016（10）.

[8]刘扬.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经验梳理与路径探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9]李明远.海外分支机构：对外合作重要窗口[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08-23.

[10]2019年图书出版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企业教材教辅业务向“数字教育+微服务”靠拢[EB/OL].https：//xueqiu.com/8302426719/136503057.

[11]张晴.美国出版业：纸质书回暖，电子书平缓发展[J].出版参考，2019（8）.

（作者单位系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