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采风是对民间“创意”的尊重

2020-12-28干曦礼

文史杂志 2020年5期

干曦礼

摘要：作为先秦時期所形成并且坚持的采风制度，实际上是一项民意采集制度。它起源于夏代的“求歌谣之言”，至周代正式建立采风制度，由朝廷出面组织诗歌采集。之所以要“采风”，是因为统治集团与下层社会在空间上是分隔的，为政需要体察民情。诗歌最适宜于表达人们的感情，是反映民情的最好资料，其中有若干是社会上层并不知道的“创意”。诗歌的语言委婉性和语义真挚性使“采风”制度获得一定的政治适应性，由此代表民意的文人与统治者形成事实上谅解，民间的“创意”也得到了尊重，并产生了《诗经》《乐府诗集》这样的意外硕果。

关键词：古代采风;民意采集;“创意”管理;尊重“创意”;政治适应性

中国古代早就有“创意”这个词，《辞源》释其为“犹言立意，指文章中提出的新见解”，并列举东汉王充《论衡·超奇》“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唐人李翱《答朱载言书》“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为证。[1]所以，“创意”的本义就是著文要立新。这不仅是古代对“文章”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文章”的要求。为了搜集、保存民间的“创意”，上古时代形成了被称之为“采风”的传统，这应该属于对“创意”的管理制度。

一、何谓“采风”？

所谓“采风”的“风”，本指空气流动的现象，因与流动的现象是无形相类似而代指教化、感化、风气、风俗、风度、作风、声势、气势、奔逸、走失及中医“六淫”之一……而来自民间的声音、习俗，如民歌、歌谣，均可以“风”相呼之。“采风”，就是到民间去采集各种信息。“采风”一词出自隋代王通的《中说》：“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2]按王通“天子不采风……《诗》可以不续乎”的说法，“采风”就是搜集民间歌谣，即《诗经》“风雅颂”中的“风”。

据史书记载，采风制度正式建立于周代。《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即是说，周朝的天子设立了采诗之官，定期到各地采集诗歌。对此，史书多有记载：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

《汉书·食货志》：“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诗经》的成集，得益于周代的采风制度。《诗经》里有许多优秀的富于“创意”的作品。

《诗经》现有诗305篇，另有6篇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相传《诗经》是由孔子亲自编定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将“采风”而来的诗歌编撰成书，体现出孔子对“创意”的重视并予以管理。

孔子编定的《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的“风”就是通过“采风”得来的诗篇。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也是《诗经》最主要的最精华的部分。

“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是“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之一。

二、“采风”的起源

史书虽然记载周代就已经正式建立了采风制度，但是，由官方出面组织诗歌采集的行为，可以追溯到比周朝更早的时代——第一个形成完备的国家体制的夏朝。《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夏书》即记载夏代史迹的书，虽然早已佚失，但在《国语》《春秋左传》中有一些引录。

促成夏朝组织诗歌采集活动的一个主要推手，是夏的建立者大禹，这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国家领导人。

大禹长期领导治水，深入民众，对人民群众的苦难以及可以凝聚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团结安定，国家就强大兴盛。他主张国家各职能部门不仅要“敬民”，还必须懂得“为民”“养民”“劝民”“利民”的道理。

大禹说过这样的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3]孔颖达等《尚书正义》解释道：“民可亲近，不可卑贱轻下，令其失分则人怀怨，则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我视天下民愚夫愚妇一能胜过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我临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懔懔乎危俱，若腐索之驭六马，……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大禹执政后，知道下言难上的社会情况，故以其特有方式，来了解民情及政弊。《鬻子》有记载：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4]

门置钟鼓铎磬鼗，就是为了有利于广纳群言，因此说关于夏代“徇于路，求歌谣之言”的记载，当是可信的;由此还可以说，大禹是中国王朝统治者中，最早注意到民间“创意”并给予满满尊重的人。

早先的君王与后世的君王，了解情况的方式大体差不多：从身边人嘴里听到的，基本上全是好听的，动听的，耐听的，很难听到真话与实情。但有作为的君王，为防止与世俗民意相隔绝，就努力开通类似“门置钟鼓铎磬鼗”“求歌谣之言”这样的可以洞察民间冷暖的信息之路。夏代有“求歌谣之言”的活动，周代又有诗歌采集制度，那么其间的商代也应该有相似的制度才合历史逻辑。遗憾的是，由于夏商时代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所以这一时期由官方出面组织的诗歌采集活动，难知其详。但毫无疑义，自大禹开创的“采风”制度，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延续。

“采风”主要当然是采诗。因为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诗歌是最纯粹的精神文化形式，最纯粹的思想活动形式，同时又是最直接的情感交流形式。三国魏时的嵇康说：“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5]所谓“声出于心”，就是说，诗歌是来自心灵的呐喊，是个人情感最直接的张扬。

采集老百姓创作的反映日常甘苦的诗，可以了解社会底层的呼声;因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应该说，先前的诗，与后来的诗是有区别的。先前的诗，并不是为了发表和出版，主要是抒写人活着时各种各样的感受，各种各样的不容易。这是即兴的，是有感而发的，是有的放矢的，而且还是不拘形式的。这也自然是极富“创意”的。他们喜爱什么唱什么，怨恨什么唱什么，不无病呻吟，不故作姿态，以我口写我心，所以，完全是原生态的诗歌。这样的诗歌，也最有利于统治者了解到民间真实的声音。

三、“采风”的内容和目的

一说到“采风”，人们就想到诗歌采集，这是因为《诗经》的影响太大了。其实，“采风”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诗歌。从广义上看，作为先秦时期所形成并且坚持的采风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民意采集制度。

司马迁《史记》中的《乐书》基本上是照搬战国时期的《乐记》，其中说：“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汉书·艺文志》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其中的“补短移化，助流政教”;“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将“采风”的内容和目的说得很清楚。

“采风”所采之“风”的本质是收集民意。之所以要“采风”，是因为统治集团与下层社会在空间上是分隔的，为政需要体察民情。虽然谚、歌戏、代语、艺事等都可以表达情绪，但最能充分表达人们感情的则是歌谣，也就是诗歌，即所谓“诗言志”“愤怒出诗人”。歌谣是写照民情的最好资料，其中有若干是社会上层并不知道的底层“创意”。因此统治者十分注重通过采录歌谣来了解民众情绪。正如《春秋公羊传》所说，因为“采风”，“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

先秦严格的礼仪制度使得“诗歌”成为“风”的主要形式。由于“风”的语言的委婉性和语义的真挚性，使得“采风”制度对政治取得了空前的适应性;由此代表民意的文人与统治者形成事实上的谅解，民间的“创意”也得到了尊重。作为中国古代官方圣典的《诗经》就是“采风”制度的一个意外硕果。

由于《诗经》“国风”之大部、“小雅”之小部，皆采自民间，所以《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人民性。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例如《伐檀》《硕鼠》《相鼠》《南山》《株林》等，或讽刺贵族的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这些诗在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东山》，写一位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悲喜交集、喜胜于悲的复杂心情，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七月》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全诗围绕着一个“苦”字，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语调凄切清苦，仿佛是一部哭吟着的沉重历史。

这些来自社会底层、人民自创的歌谣，通过“采风”制度，让先秦统治者知晓了民意;而采风制度的本身，也给予民众一条自由表达言论的渠道。

因为有了《诗经》，那一首首饱含真情、富有创造性的诗歌，也让后人有了“好诗在民间”的认识。其实，包括“好诗”在内的民间文化都有不同的“创意”，样样都是宝贝，所以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6]

虽然周代的“采风”产生了像《诗经》这样伟大的著作，但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落，到春秋末期，采风制度也逐渐淡出。《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说由于王政的衰微，采风制度随之不行。直到汉（代），采风制度才得以恢复。

文献证明，乐府设于汉，汉惠帝时已有乐府令。汉代之所以延续4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而又比较强盛的王朝，是与统治者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重视调查研究有关系的。

汉初，由于内部战乱和边疆战事的影响，经济凋敝，民生贫困。到汉武帝时，为了缓和矛盾，巩固统治，遂繼承西周的采风制度，“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返”[7]。为加强调查，汉武帝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8]据《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二十多岁担任汉武帝的侍从秘书（郎中），除了多次陪同汉武帝出巡外，还多次“奉使”到大西南偏远地区搞调查研究。汉武帝通过调研对民间疾苦有了深刻了解后，发布《轮台诏令》，宣布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元帝、平帝也多次“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因览风俗之化”;“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9]“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10]。

东汉光武帝父子“起于民间”，更对各地风俗民情的考察特别重视，“广求民瘼，观纳风谣”。[11]和帝即位，又“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12]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也未见废止。

与西周采风的结果留下了一部《诗经》相似，汉代采风的结果是留下许多“乐府”诗并最终成为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的重要部分。汉代乐府诗歌亦有“创意”，如《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等，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这些乐府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而且文体较《诗经》《楚辞》更为活泼自由，发展了五言体、七言体及长短句等，并多以叙事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现存乐府诗歌中著名的有长诗《孔雀东南飞》（汉末）、《木兰辞》（北朝），反映了民间的婚姻悲剧和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不凡事迹，成为汉魏以来乐府中叙事民歌的优秀代表作，称为“乐府双璧”。又如东汉灵献时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3]，讽刺了东汉时期察举制度存在的弊端：被推荐的“秀才”却连字都不识，察举的“孝廉”则不许父亲在一起居住，自称清白的文官浊如污泥，号称“良将”的武官胆怯如鸡。高层统治者从市井传播的这些富有“创意”的民歌中，可以了解到社会的许多真实状况。

注释：

[1]《辞源》释“创意”，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张沛：《中说译注》之《问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之《五子之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钟肇鹏：《鬻子校理》之《禹政第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

[5]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之《声无哀乐论》，人民文学出版1962年版。

[6]（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7]（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8]（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

[9]（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10]（汉）班固：《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