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

我的童年，曾经和一匹马有过一段不解之缘。

这完全是父亲的缘故。20世纪50年代初，他开始养马，后来又去县畜牧站工作。他懂马，爱马;红色的，青色的，都养过。我说的这匹马，是纯白色的——父亲养的最后一匹马。

我现在还能记起父亲把它拉回家时的情形。是一个冬天，午后时光，寒风呼啸，在屋里围着火炉子都觉得冷。突然，院子里想起脚步声，接着是父亲的说话声：“我回来了！”我和母亲赶紧出来看：只见父亲拉着一个齐腰高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马驹，站在院子里。我倒觉得它更像是一条大狗。

母亲惊诧地说：“我的妈呀！你弄这么个小东西干什么呀？”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弯腰把它拢在怀里，不停地摩挲着小马驹的额头、耳朵、脊背。一刹那，我甚至觉得，父亲爱它甚于我这个独生儿子。

随后父亲才告诉母亲说，母马生下这个小马驹后没多少日子就生病死了，马主人怕小马养不活，给钱就卖，于是父亲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它来。

“养着它吧！活不了算咱的，养活了就交给畜牧站。”父亲说。

小马驹一声不响，乖乖地靠在父亲怀里，两只眼睛望望我，又望望母亲。那一刻，我忽然又觉得，父亲不该光是我的爸爸，也应该是小马驹的爸爸，是我们共同的父亲。第二天，父亲扔下我们又回到畜牧站上班去了。从此，母亲就开始了既要抚养我又要抚养小马驹的忙碌日子。

冬天没有鲜草，母亲就熬米汤喂它，把干草叶子剁碎，掺上炒面，让它吃。开春以后，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要到野外去割草。那年春旱，雨水少，母亲要跑很远的路，才能割到嫩草;老的草，小马不吃。

我几乎每天早晨醒来，都不见母亲。我蹬着窗台，扒着窗棂向外张望，盼着早点儿看见母亲。一直等到太阳升起很高了，母亲才背着一大筐草回来。她的衣袖、裤腿、鞋子都是湿的。

她扔下草筐，用手扶扶腰，又向后拢拢被汗水沾在脸上的头发，待会儿，从筐里摸出一个不大的黄瓜来，放在衣服前襟上擦擦，递给我，然后，又赶忙从筐里拽出一大把嫩绿的、带着露珠儿的草来，送到圈小马的棚里去，让它赶紧吃——它早饿了。

母亲每次都不多给，怕它糟蹋。等它吃完了，再拽出一把来，再送过去。有时母亲忙，我就充当了这个角色。我把草送到槽里，看着它吃。它吃完了，看我还不去拿，就用它那柔软的小嘴头，拱我的手，要不就用舌头把我的手指卷到嘴里，试着咬我。有时真把我咬疼了，我就会在它脸上打一巴掌。

可怜的小马驹像受了莫大的委屈，蹦到了圈里边，任怎么召唤它，就是不搭理我。可是，过不了一会儿，它就不生气了，又溜达到了槽边，用它的小嘴唇，又是拱又是舔的;这时候，我就会立刻把一小抱草，抱过去，而且会比刚才的多，好让它往饱里吃。

为了给小马驹增加营养，母亲隔几天就煮一次料豆儿，就是黑黑的那种豆子，煮得软软的，每天让它吃上两把。有时，看它吃得那么香，我也从马槽里摸出几粒来，放在嘴里，嚼着，开始有点儿苦，但越嚼越香。

小马驹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一天天长大起来，壮实起来。它饭量大了，每天一次割的草已不够它吃了，母亲就开始边割草、边拉出去放它。母亲割草，小马驹蹦着跳着，吃草，撒欢儿。我呢，追鸟儿，找蝈蝈，逮蚂蚱。在那宽阔的、寂静的田野上，伴着白云，伴着清风，我和小马驹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小伙伴，真是好不快活啊！

头半年，小马驹还能老老实实地跟着母亲，像个听话的孩子。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就不老实了。它支棱着耳朵，东瞧瞧，西看看，灵敏的嗅觉，使它有了重大发现：一头母驴在不远处。它张大嘴巴，咴咴地叫起来，想扑过去。母亲赶紧把缰绳抓在手里，死死地拽着，它才没有跑脱。再往后，这情形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它还没到身强力壮的时候，母亲已经拽不住它了。

小马驹已经到了青少年发育期，急增的荷尔蒙，异性的吸引，使它兴奋得不顾一切。有好几次，母亲被它拽倒，胳膊上、腿上磕得青一块，紫一块。母亲坐在地上，只能眼巴巴看它奔跑的背影，到最后还要一瘸一拐地把它找回来。

也许是因为它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父亲对它加倍宠爱。即便是困难时期，自己省着，也要让它吃上最好的饲料。它也像要回报父亲似的，转眼就出落成了一匹高大、俊美、挺拔的白骏马。它浑身雪白，没一点儿杂色，油光闪亮;高高的个头儿，开阔的前胸，狭小的腹肚，浑圆的臀部，走起路来，四蹄生风。

父亲当时40出头儿，正当壮年，大白马更是英姿勃勃，无论去哪儿，父亲都骑着它，那步态，那神情，让人看了，无不羡慕称颂。真是春风得意啊！我甚至觉得当年的父亲，就像扑克牌里的“大王”一样神气。

听父亲讲，大白马还曾经和一头饿狼有过一番惊心搏斗呢！那是父亲骑着它赶夜路，在一处人迹稀少的路上，白马突然收蹄，嘶鸣起来。任父亲怎么喝叱，它只在原地，用蹄子“嗒嗒”地磕击路面。父亲往前一看，是一头饿狼，在不远处拦住了去路。它露出饥饿的、凶残的眼光，谨慎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大白马靠近。大白马没有后退，就在它不断咴咴鸣叫的同时，猛一个前冲，一闪后蹄，把那狼踢出去有一丈开外，饿狼连滚带爬，逃命而去。大白马驮着父亲，踏着小碎步儿，又跑在了路上，“嗒嗒”的马蹄声，均匀而又稳健。

那以后，父亲对它更是宠爱有加。

后来，大白马被安排在生产队里，当了一匹辕马，和两个孱弱的大驴一道，架起一辆双轮木板大车，从100里外的北京房山境内一个叫宝水的煤窑上，踏着崎岖的山路，拉着满满当当的一车煤——为了让村里老百姓能熬过那个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季。从此，它那比幼年丧母还要悲惨的命运，就这样开了头！

突然一天，噩耗传来，马车塌架了！那是一段陡峭的山路，因坡度大，刹车失灵，可怜的大白马裹在车辕里，被重车和陡坡强大的惯力推着，一直挫到坡底。大白马两条前腿都挫折了，脖子、前胸血肉模糊。

一直到第二天，大白马都还活着。村里组织人，用一块大门板，七手八脚地把它抬了回来，放在村西的一块空地上。四周挤满了围观的人，有大人，有孩子，还有怀抱孩子的妇女。

平时村里杀猪宰羊，人们一点儿也不稀罕，因为看的多了，屠宰大牲畜，却少见，尤其是一个昨天还在拉车、今天却躺下不能动了的马。他们都想看看，这样一个残马，是怎样被结果了性命的。有几个大人在议论从哪儿扎下去才能一刀致命。有淘气的孩子，用脚使劲地踩它的尾巴，有的踢它的脊背，有的用棍子戳它的伤口……

从白马被抬回来，我一直守候着它。那曾经英姿勃勃、活蹦乱跳的大白马，此刻，直挺挺躺在地上，它的身下，是一片污黑的血迹，前胸、脖子上沾满了杂草、砂石。它的已经折断了的腿偶尔还能颤动一下。

它的眼帘上沾着沙土、草屑，却还直愣愣地望着我，似乎在向我做最后的告别。我摸摸它的耳朵，摸摸它柔软的嘴唇，它的嘴巴还有血沫在渗出来……

从此，那个撒着欢儿、尥着蹶子、咴咴鳴叫着的大白马，永远地消失了，并且消失得那么无影无踪。可它的神韵啊，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以至于每看到一匹或高或矮、或美或丑的白马，都忍不住要扑上去，仿佛我那白骏马死而复生了，又活泼展现在了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