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银丽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创伤(Trauma)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指身体上的疤痕，后来其内涵逐渐延伸至精神层面。1996年，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在其著作《沉默的经验》中首次提出“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她认为创伤指“某些人对某一突发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指出灾难会在发生后一段时间内给人留下精神创伤，甚至连生存都成为一种挑战[1]。2012年，米希尔·巴勒夫(Michelle Balaev)的《美国创伤小说的实质》一书中提出创伤的实质，即主人公的个性特点、家族史、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个人所处的时代等因素都会影响并决定主人公在面对伤害事件时在其记忆中留下的记忆[2]。本文运用创伤理论尤其侧重于心理创伤，对《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悲剧人生进行分析解读。

《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3]是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历时六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4]。该书获得包括美国亚马逊网站在内的无数媒体评选出的2014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无声告白》主要讲述了20世纪50至70年代一个美国华裔混血家庭的故事。“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4]1开篇的悬念设置犹如惊雷[5]，几天后，警察抽干了湖水，找到了她。尽管她的哥哥认为邻家少年杰克难逃干系，母亲怀疑她遭遇了坏人，父亲笃信她和朋友在一起，他们还是被告知，莉迪亚系溺水窒息而死，任何其它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她为什么自杀？作者以女性细腻的笔法、社会学家一样的观察力，以及同为华裔的生活体验，将莉迪亚之死的真相抽丝剥茧，一一展开，整个过程扣人心弦，让阅读者感同身受。震惊心痛过后，读者不得不发问：是怎样的重负能让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将她生前所有的困惑、痛苦、纠结带到深深的湖底而不向任何人告白？

一、莉迪亚的心理创伤根源

莉迪亚的父亲詹姆斯·李和母亲玛丽琳在20世纪50年代相识并且组成家庭。当时玛丽琳是在校大学生，詹姆斯是她选修的历史课新来的老师。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结合既非怦然心动的一见钟情，也非相互吸引的日久生情，而是各取所需。玛丽琳走近詹姆斯是因为“他明白什么叫与众不同”，詹姆斯接受玛丽琳，是因为“她能够完美地融入人群”。

玛丽琳曾是美国马塞诸塞州拉德克利夫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立志要成为医生。玛丽琳的母亲是家政课老师，在学校教女孩子们如何用光鲜的皮肤和整洁的家居取悦丈夫。她希望女儿耳濡目染学习如何“管理住宅”并且“遇到优秀的哈佛男人”。

尽管玛丽琳特别渴望当上医生，与母亲的生活方式拉开距离。她的医生梦还是让步于她真的遇到了曾经的哈佛男人——詹姆斯·李。自觉与众不同的玛丽琳发现了詹姆斯的与众不同：干净的茶色皮肤，很瘦；是东方人，却能主讲美国历史；有点儿羞涩，但哪怕学生纷纷离开，留下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荡也能神态自若。无疑，从外形到内在他都和玛丽琳眼中的美国老师不一样。她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他明白什么叫与众不同。”于是玛丽琳中止了学业，放弃了医生梦，嫁给了詹姆斯，像其他女性一样相夫教子，管理住宅。

玛丽琳重拾医生梦是在结婚后的第八个年头。那年，她母亲去世了。

在清理母亲遗物时，她对母亲产生了尖锐而痛苦的同情：她母亲梦想过上金光闪闪，萦绕着香草味道的生活，最后却孤独终老，像一只困在这座空荡荡小房子里可怜的苍蝇。女儿离开了她，除了书上的铅笔划痕，她生命的印迹无处可寻。玛丽琳忧心忡忡地想起她自己的人生：“一连几个小时准备早饭、晚饭，把午饭放进干净的纸袋。”[4]84她对自己发誓绝不能活得她那样。她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你的人生不止如此。”[4]95于是，她在远离家的校园附近租了公寓，再次进军医生梦。遗憾的是，玛丽琳追梦的计划只实施了几个星期就中止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第三次怀孕了。

和玛丽琳寻梦“与众不同”而大相径庭的是，她的丈夫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融入人群”，“避免与众不同。”东方人的身份、卑微的背景，让他觉得无论他多么努力，成绩多么优秀，他都和人群格格不入[6]。“他的嘴巴微微张着，一副擅自闯禁地被人逮住的样子。”[4]45“在椅子上坐不稳当的就像随时会有人过来撵走他一样。”[4]46他从来不去跳舞，也不参加动员大会，他只认识几个熟人，没有朋友。他在哈佛读了七年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但作为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笃定留校的他被告知“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最后他只好到名不见经传的米德伍德学院任教。在他的一生中，被戏弄的屈辱，无法合群的挫败感，始终伴随着他，挥之不去。“融入人群”成为了他找到自我和存在的希望[7]。

莉迪亚就是出生并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不难看出，她的父母基于各自的需求组建[8]的这个看似和睦的家庭，其实早已伤痕累累。母亲玛丽琳向往与众不同，想在“医生都是男性”的社会里成为一名女医生，所以那个夏天，她抛夫弃子去追逐梦想，却不曾想过她的突然离家将给女儿莉迪亚带来怎样的心理创伤。父亲詹姆斯只是想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不再听到人们对他的黄皮肤黑头发指指点点，不再把他们一家当作另类。遗憾的是，他们的身份[9]没被认同。这种不知自己是谁的失望带给他们的伤痛浸入骨髓，像幽灵一样，始终徘徊在这个家庭里，这恰恰是莉迪亚心理创伤的根源。

二、莉迪亚心理创伤的形成

莉迪亚为什么会将自己沉入湖底？是什么带走了这个最受父母宠爱的孩子？童年时期形成的心理创伤如果无法得到修复，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影响。除了父母无形中注入家庭的创伤，莉迪亚童年还经历了两次创伤事件。母亲突然消失对莉迪亚来说是难以愈合的创伤。在母亲失踪的这段时间，只有五岁的莉迪亚一直在找寻妈妈离开的原因，她认为是自己不听话、没有达到妈妈的期待而惹妈妈生气了，她默默地发誓：如果母亲能回来，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要实现母亲的每一个愿望。另外一件被莉迪亚埋藏在心底的事件是被哥哥内斯推进湖里。那年，母亲失踪回来后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到了莉迪亚的身上，兄妹俩一起在湖边的时候，恍惚之间，内斯把莉迪亚推到了水里，他想，如果没有莉迪亚，他得到的爱是否会多一点。而莉迪亚掉进湖里却感受到极大的解脱，她觉得哥哥和她的感受是一样的，她感激有人理解她。虽然他们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她心里的创伤阴影却从未消失。从那年夏天母亲离家出走开始，她害怕失去自己的母亲和父亲；而从那次落水开始，她害怕失去内斯。

自责、安全感缺失、无望感成了莉迪亚心理创伤的直接表现形式。

(一)不能告白的人生

相比能在大学谋得终身教授一职的丈夫詹姆斯·李，玛丽琳对自己身份的缺失更加痛彻心扉，因为除了没能当上与众不同的女医生以外，她还有更多的不甘。日复一日，她重复着单面煎鸡蛋给詹姆斯，煮熟的给内斯，炒鸡蛋给莉迪亚的生活。而她总是憧憬另一种生活，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玛丽琳选择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解救自己。“玛丽琳认为，她虽然赶不上了，但莉迪亚还来得及。玛丽琳不会像她母亲一样，把女儿限制在丈夫和家庭的禁锢之内，过一辈子平淡麻木的生活。她会帮助莉迪亚实现她能力所能达到的目标，她将倾尽余生指引莉迪亚，庇护她，像培育观赏玫瑰一样，帮助它成长，用木棍支撑它，把它的茎秆塑造成完美的形状……决不纠正她的坐姿，逼她寻找丈夫，打理家务；决不建议女儿从事不适合她的工作，过不属于她的生活；决不让她听到‘医生’的称呼时，只想到男人。她要在余生一直鼓励女儿，让她做出超越母亲的成就”[4]143。作者这段简单清晰的讲述，已经将玛丽琳移情女儿莉迪亚以及莉迪亚人生悲剧的来龙去脉揭示得淋漓尽致。

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母亲替身活着的莉迪亚起初对母亲的安排并不排斥。作者在展示这段母女共同追梦的画面时，以女性独有的洞察力，将这幅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袋子里有多少个小面包？”莉迪亚伸出手指数一下。“烤炉上有几根香肠？有多少是没有夹在面包里的？”女儿每答对一次，母亲就摸一下她的头发，让她靠在自己的大腿上。莉迪亚一整天都在做算术。“今天母亲给了她十个吻，五个拥抱，叫了她三次我的聪明女儿。”[4]144

每当她答对一个问题，母亲的脸上就会出现一个酒窝。“再问一个，”母亲的提问一停，她就这样恳求。每晚，母亲就坐在莉迪亚旁边给她读书，即便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她也要求“再给我读一本。”

若母亲对她说，“只要你感兴趣”，“只要你愿意”，她都会回应“是的，是的”。母亲在心中用金线为莉迪亚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未来：“莉迪亚穿着高跟鞋和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莉迪亚站在手术台前，周围的一切男人敬畏地观摩她娴熟的技术。”[4]155

莉迪亚除了要实现母亲“与众不同”的梦想外，还要替父亲“融入人群”。他似乎对女儿的学业没有妻子那样上心，却十分担心女儿在学校遭人排挤，无法适应环境。他给女儿的圣诞礼物是一本书——《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他希望这本书能帮女儿“赢得朋友，变得受欢迎”。能感受到父亲痛楚的莉迪亚常常在窗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电话搁在膝盖上，肩膀和耳朵夹着听筒，每当父母经过，她就压低声音含糊地嘟囔着，小指绞着电话线，直到他们走开为止。詹姆斯看到女儿在打电话，他的眼神就会亮起来。莉迪亚不敢相信可以如此轻易地让父亲精神焕发。詹姆斯和女儿莉迪亚就这样心照不宣地玩着自欺欺人的游戏，只有她哥哥内斯知道，她从未真正拥有过朋友。

莉迪亚是父母的乖乖女，她的“乖”背后隐藏的是恐惧和害怕，恐惧失去母亲，所以配合母亲学习；害怕父亲失望，所以假装有朋友。莉迪亚过着父母硬塞给她的生活，她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不能告白。

(二)无处告白的人生

莉迪亚是“全家人的宇宙中心”，“每天都担着团结全家的重任，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一年又一年，她撑不下去了。

首先亮红灯的是物理，她只得了55分并且分数越来越低；生物课变得越来越难，她开始抄同桌的答案；对她来讲，最糟糕的消息是哥哥内斯要去哈佛上学了。

多年来，当莉迪亚背负着“与众不同”和“融入人群”两座大山苦苦挣扎时[10]，哥哥内斯是“她生活的调剂，让她能够忍受下去。在餐厅，他会让她坐在对面；在校车上，他为她占座”。内斯了解她的孤单，看见她孤零零地坐着，而其他女孩在聊天；看见女孩们抄她的作业，看见她一言不发地把作业本塞进书包。内斯懂得她的不易，他知道父母越是关注莉迪亚，对她的期望越高，他们的关心会像雪一样不断落在她身上，最终把她压垮。

莉迪亚真的被压垮了。她需要内斯的帮助，不巧的是，适逢内斯忙于幻想自己的未来，无暇顾及她的感受。内斯在莉迪亚哭着想对他倾诉时，关上了房门，只道了一声晚安；内斯在哈佛参加访问学生的派对时，接到她的电话却不耐烦地说“我得挂了，我没时间听你说”。哥哥内斯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不再在乎她是否需要他。失去了唯一的倾诉对象，莉迪亚决定和问题少年杰克交朋友，她知道内斯一点也不喜欢杰克，从未喜欢过他，光是出于这个原因，她也愿意见到杰克。她开始逃课，坐进杰克的车里，把双脚放在仪表盘上，抽烟，聊天。她没料到的是 “坏孩子”杰克竟然会用成年人看孩子摔倒受伤时的眼神看她。在两人的争吵中，杰克嘴里蹦出了“至少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至少我不会一直让别人告诉我我该做什么。至少我不害怕。”[2]266莉迪亚的生活被杰克彻底撕开了：原来她在旁人眼中是一条可怜虫，原来她是一个没有身份被人操纵的木偶，原来她连变“坏”与杰克为伍的机会和权利都没有。

莉迪亚崩溃了。此时，还有一根轻轻的稻草把她彻底击垮：她目睹了父亲詹姆斯的婚外情。

当莉迪亚已经意识到继承父母梦想的艰难，已经感到裹在父母畸形的爱中的压抑时，她期待内斯一如既往地支持自己，希望在杰克那里体验一下自由放纵，无拘无束地生活，或许她对父亲还存有一丝幻想，刚刚过去的这个生日，她破天荒第一次收到父亲送给她一条拴着心形挂坠的项链。这是她想要的东西。

然而，内斯不再关注她，杰克拒绝了她，父亲背叛了她。莉迪亚发现一切都错了。“她终于知道所有错误是从哪里开始的，也知道自己不得不去的地方”——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离开才是唯一的出路。[11]

三、莉迪亚创伤的归宿——无声似有声的告白

莉迪亚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告白，所有人都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秘密一并带走。

首先是她的母亲。玛丽琳曾暗自发誓她会弄清楚莉迪亚遇到了什么事，她会找出应该谁负责，她会查清哪里出了问题。最后她似乎找到了，是女儿房间撕碎的海报，散乱的书本，倒伏的书架把莉迪亚拖到了湖底。

其次是她的父亲。詹姆斯·李觉得自己像个“自动站在绞刑架的杀人犯”，他觉得“自己的血统害人不浅”[4]210。他后悔生下莉迪亚这个女儿。

玛丽琳的发现，詹姆斯的自责或许都是对的。但作者对这个家庭的历史、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成员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所进行的全方位的精辟分析，意在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社会应该对莉迪亚之死负责，同时社会也应对这个家庭的悲剧负责。

必须承认，玛丽琳梦想“与众不同”，詹姆斯努力“融入人群”的初衷并没有错，两人均以失望或失败告终也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在女权意识[12]不够强烈的20世纪50年代，女性是应该待在家里“管理住宅”，学会鸡蛋的六种做法的。应该说，玛丽琳是勇敢的，她敢于向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挑战，为当上一名女医生奋斗。她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英勇来形容。她曾倒掉男生在她做实验的烧杯里撒的尿液，也曾不分昼夜地学习，甚至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后，她还“抛夫弃子”，只身求学。但唯其英勇，才显其悲壮。

《无声告白》中有一段插曲。玛丽琳在医院看到了邻居珍妮特·伍尔夫。她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自信满满地行走在男医生中间。玛丽琳本能的反应是“她怎么能做到的。”她几乎不敢相信她看到的是真的。伍尔夫的这个形象促使她重返校园，重新问鼎医生梦。

但是附在伍尔夫身上的标签“离异女性，野孩子的妈妈”让玛丽琳放弃了挑战。她不能没有丈夫，也不能因为忙于工作而放纵了自己的孩子。玛丽琳和她的医生梦再一次擦肩而过。

玛丽琳始终没搞清楚：并非是因为她不够努力，也并非因为孩子总是来得不是时候才导致她的梦想无法实现，而是她生活的社会、她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做好接纳女性的准备，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给女性赋予的身份是妻子、母亲，而不是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女性。说到底，女性的社会角色被忽略了。

如果玛丽琳能认识到她的抗争，如同堂·吉诃德对着风车挥舞长矛一样，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以一己之力挑战男权至上的社会，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她就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扛起自己的梦想，去和社会主流价值抗衡，直至失去生的希望。

莉迪亚并不爱科学。她配合母亲做算术，要求母亲“再给我讲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失去母亲。莉迪亚的早熟懂事强化了玛丽琳母亲的身份，她责无旁贷地敦促女儿的学习，让女儿出类拔萃，她对女儿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莉迪亚的父亲詹姆斯·李，他是大学教授，主讲美国历史，遗憾的是，身为历史教授的他，在学习、研究、讲授历史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虽被称为“大熔炉”[13]，但也害怕熔炉里的东西变得太黄、太黑或其它什么颜色。白色人种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永远是社会的主流，真正完全融入白人或白人的文化，不用说他所处的是上世纪50年代，即便是今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詹姆斯出生在美国本土，按照移民法，他就是美国人。但每当他说“我是美国人”时，人们都会惊奇地眨眼睛，因为黄皮肤黑头发是他无论如何也洗不掉的标签，让他永远“与众不同”。他因皮肤、头发、家庭不同总能在人群中被“提溜”出来，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即使他娶了白种女性为妻，他还是那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因为他，他们的婚礼在一些乡村地区被看成是违法的；因为他，有人去玛丽琳的宿舍，“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因为他，玛丽琳的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说：“这样不对，玛丽琳。”[4]54因为他，玛丽琳和她的母亲再也没有见过面。

其实就在他们婚礼前几天，有一对夫妻，白种男人和黑种女人，被捕了。作者这样写道：“全能的上帝从未打算让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以及棕色人通婚，不应该出现混血儿，也不应该丢掉种族自尊。”[4]56承认有色人种的地位，赋予有色人种享有和白种人一样的权力，在某些人如玛丽琳的母亲眼中是对白种人尊严的亵渎。如果是这样，詹姆斯怎么可能融入白种人群？另外，“融入人群”也不是他想象的打打电话，聊聊天或参加一下舞会就能办到的。在他的耳提面命之下，莉迪亚并非没有尝试过，她把自己的作业给人抄，她也给同学打电话，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主动被接纳。

詹姆斯本人是在和妻子玛丽琳就是否要求警察继续调查莉迪亚死因一事发生争吵时才意识到“融入”的艰难的。

他和玛丽琳冲破阻拦，自愿走到一起，组成家庭，并育有三个孩子，他挣钱养家，玛丽琳“管理住宅”，生活波澜不惊。他接受了警察的结论，玛丽琳却反应激烈。她质问詹姆斯：“你相信他们，对吗？”，“如果她是个白人女孩儿，他们就会调查下去。”玛丽琳的潜台词很明确：他的女儿莉迪亚，即便不在人世了，也因其黄色的皮肤受到不公正待遇。玛丽琳的质问以及她没说出来的怨恨，证实了詹姆斯一直以来的恐惧。内心深处她还是会给所有的事物贴上标签：白种人和非白种人。玛丽琳骨子里和所有白种人一样。如果他早点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许就不会把“融入人群”的厚望寄托在他女儿身上。在强大的种族偏见面前，他一个成年人终其一生的挣扎，还是被社会甚至至亲的家人视为另类，怎能让未成年的女儿担此重任？黄种人作为少数族裔很难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来自混血家庭背景[14]的孩子，也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他岳母所预见的那样：“你们在哪里都不合群。”

詹姆斯终于明白了，能不能“融入人群”，不在于他和莉迪亚是否努力，而在于他们的肤色。“如果她是白人女孩儿，如果我是白人，她就能适应环境了”[4]200。

莉迪亚试图埋藏在湖底的所有不能想、不能说的秘密通过作者鞭辟入理的分析为她的家人所了解，并因其无声而令人震撼。一对身份缺失、事业受阻的夫妻，竟然和种族歧视喧嚣尘上、女性地位式微的社会联手，断送了自己女儿如花的生命，这与其说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

四、结 语

莉迪亚的父亲从年幼到成年后一直遭受“融入人群”失败的创伤，莉迪亚的母亲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与众不同”梦想破灭的创伤。早期的生活经历在他们内心深处埋下了创伤的种子，他们又无意识地将创伤带入家庭，最终伤及孩子。文学性创伤叙事作品是创伤的载体，以再现创伤、见证创伤、治疗创伤为目的。[15]

“他们会谈到一些从未说开的话题”，“他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儿子也不再和他针锋相对。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日子里，以及以后的很多年，詹姆斯和玛丽琳说话时会选择真正表达自己意思的措辞，无论是对内斯，对汉娜，还是相互之间。他们需要说的太多太多”，这段表述正是莉迪亚的家人打算正视并修复创伤的开始。

社会在进步，时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如今生活在美国的少数族裔不会再像詹姆斯·李那样纠结于能否融入人群，女性也不会再像玛丽琳那样难以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混血孩子不会再像莉迪亚一样负重前行，但是，在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因钱赚的不够多、职位不够高、场面混得不够开因而没进入社会主流而纠结。他们中不少人也像詹姆斯和玛丽琳一样，将自己未竟的理想寄托在孩子们身上，替孩子们规划他们的人生，安排他们过不想要的生活，所以莉迪亚式的悲剧仍然在不断上演。《无声告白》将莉迪亚不能告白的人生、无处告白的人生以及最后无声胜有声的告白，无情地呈现在今天的父母们和读者面前，留给人们以无限的警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