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凡，王小娟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历来是党和国家教育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刻的回答，他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1]。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荀子从人性本恶出发寻找矫正人性的方法，他最终找到了礼治与法治结合的“化性起伪”的独特机制，以礼法之治为核心方式，以“化性起伪”为运行机制，形成了矫正人性的完整的体系，最终目的是成就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圣人”。在儒家诸子中,孔子提出君子应该具有的有三种道德素质，即“仁”、“智”、“勇”[3]，在他的《论语》中就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4]的表述。在君子之上，就是要进一步造就圣人。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圣人”理想，“认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极致，是天下人德性追求的最高标准”[5]。时至今日，荀子的这一思想依然焕发着生机与活力，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仍不失借鉴价值。

一、性恶论：荀子教化思想的理论起点

先秦的很多思想家，特别是作为当时显学的儒家，对人性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先秦儒家对人性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创始人孔子的“性相近”、“性品论”，到亚圣孟子的“性善论”，再到荀子的“人性恶”这样一个过程。思想家的思想跟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人性思想亦是如此。荀子生活的时代，已经进入战国，诸侯之间战乱纷争不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性之“恶”集中暴露出来，荀子认识到了这种现象，便加以理论的阐释。

(一)荀子人性论的起源

荀子的人性论显然是对孔孟关于人性论述的批判继承，起源于孔孟学说。孟子和荀子思想的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首先人的本性是先天注定的。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即人性先天是善的。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并且这种先天本性不是外部世界强加于人的。荀子在理解人性问题上，是基于人性本“恶”的假设，人生来就喜欢追求色、形、声的享受。其次,人性是可变的，是后天可塑的。对于人的后天教育，孟子借助于“尽心说”，而荀子引入了礼法，以达到“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的境界。[6]272所以，我们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思想起源于孔子的“仁学”思想，以及孟子的“性善论”思想。

(二)荀子性恶论的具体内涵

基于性恶论假设，荀子提出了人性恶的表现，即人性恶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色、形、声的感官需求，二是追求利益之心，三是追求权势欲望。因为人本能地追求色、形、声的感官需求，这是我们肉身的需要，然后就有了利益之心，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其他人的侵害，就进而追求权势欲望。

1.追求色、形、味等感官需求。荀子认为人生来追求身体上的愉悦，所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身体发肤好愉佚”[6]272，这其实是在追求身体上的生物本能，满足生理上的欲望。就像荀子所说，人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颜色，耳朵喜欢听美妙的音乐，人的嘴巴追求美味的食物，这是所有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本能。沉溺于本能肉体之欲容易使人陷入一种享受的心理，而不愿去追求积极的精神生活。

2.追求利益之心。人都有追求身体上愉快的本能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人逐渐滋生了追求利益之心，所以人“生而好利焉”[6]267。荀子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6]270。另一方面，在荀子看来，人追求利益的心是无限的，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如果利益之心膨胀，人人展开对利益的争夺，那么就会伤害对方，产生社会危机。

3.追求权势欲望。人为了追求利益并且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需要一定的力量来保卫它。于是，人的权势欲望应运而生，也就是追求一种权力和地位上高于常人这种目的，进而实现对他人的威慑，避免财产的纷争，进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与纷争。荀子所言：“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6]267，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克制的话，就会产生无止境的占有欲，在有权力的人身上，这种追求将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灾难。

二、荀子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基于人性恶的假设，荀子认为必须要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否则会造成社会危机，于是荀子提出了他的礼法思想。

(一) 礼法施教：荀子教化思想的理论核心

荀子的教化主要包括礼和法，其中法是补充，但是礼和法的地位相同。二者都是对人性恶的一个修正。

1.礼治论 。

先秦时期的儒家十分注重礼的作用，从创始人孔子到集大成者荀子都对此进行了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荀子发扬了孔子“礼”的思想。在荀子看来，“人生而有欲，欲求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6]158。人性是恶的，并且所有人有追求色、形、声的享受，利益之心，权势欲望，必然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与无序。所以荀子试图挽救这种局面，借助于礼治，试图建立起一套合乎礼的规范，来调节人的欲望，进而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要求。个人运用礼来修身，从而实现社会与国家的治理。

对于礼的起源，荀子认为有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6]161。也就是说，天地是生命万物的本源；先祖是家族之类的本源；君王师长是实施教化的本源。这样，荀子就从天地与先祖再到君师，逐层深入，从天人关系来考察礼的起源，最后归结到圣人制礼，君师用之教化天下。

2.法治论。

为了补充礼治论，荀子引入了法治论，通过刑罚来惩罚人的恶行。从而试图从道德上引导人向善，用法来惩罚不善的行为。提出这一理论的原因是君子与小人的不同本性，君子知礼、懂礼，运用礼来约束自己。小人可能知道礼的含义，但是在态度上对礼不屑一顾，以追求物质和精神需要为其目的，而不管自己的手段是否符合礼的规范，来进行求利的行动。另一个原因是当教育对象是个体时， 我们就需要用礼和法来共同作用，一方面通过礼的引导，另一方面通过法的制约作用，来改变其恶的自然本性。

荀子的礼治与法治在运用上则表现为礼法并施，刑罚与礼的教化一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7]115。不实行教化而诛杀和只实行道德说教而不进行实际的惩罚，都得不到对民众的有效教化，只会使民众欲望泛滥。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礼的规范深入人心，并借助于法的罚恶功能来有力地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的大治。

3.礼治与法治实施的保证。

人性虽然天然是恶的，但是在荀子看来，人性是可变的，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得到矫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天的人性就具有可塑性，从而为礼治与法治提供了发挥的空间，通过礼法发挥作用，本恶的人性得到了纠正。因此，人性的可塑性是运用礼法来使人性中的恶得到后天的矫正。

另一方面，礼法之治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集团或者说社会权威才能得以实现。荀子认为君主的威行之道会对社会上的民众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君主的行为会得到臣下的效仿，来促进礼法之治的实施。君主的背后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君主的命令和主张能够得到国家机器的保障，通过刚性的暴力机器，如军队、监狱、刑罚等，得以实施。同时这种对于君主的政策也会产生一种柔性的社会意识，使民众自下而上，自发地遵从礼的规范。因此，统治阶级对礼法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是礼治和法治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

(二)“化性起伪”：荀子道德教育思想的运行机制

人的本性是恶的，但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有可塑性，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得到纠正，这种后天对于人性的作用机制就是“化性起伪”。荀子所言：“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6]269。也就是说“伪”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实现的，不是人的本性的作用。“性伪之分”是天性与人为的区别，也就是人性与教化的区别。邓小虎认为“性”有两重意义，第一种被称之为“天生的质具”，第二重意义为“与外界接触后产生的情感欲望”，而“伪”也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义在于“伪”的累积，面向“心的思虑和因之而生的行动”。第二义的“伪”，则是指“礼义的产生于第一义”[8]。

1.化性起伪的外部力量。

“化性起伪”是依靠外部的教化主体来实现的。主要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作用来得以实现和进行的。首先是君主的权威，君主作为封建社会里的当然代表，君主的自身修养和教化实施会产生广泛的社会作用，引起民众的模仿与效法，从而产生君民的良性互动。其次是以礼为教，运用礼的规范实行教化，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其实是一种从社会层面对于人的教化。再次是以法为治，通过法的作用来弥补礼治规范的不足，从而发挥双向作用。最后用刑罚来惩治不符合礼义的行为，来达到禁止此种行为的目的。这四种外部力量构成一个完整的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体来实施的道德教育系统或者说是机制，这些外部教化主体共同发挥作用，使恶的天性得以改变，使之向善的方向发展，从而成为圣人，成就圣人之治。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理想人格，成为圣人。

对民众进行以“礼法之治” 为核心的教化，促使一种符合礼的社会规范得以在民众的思想中发生作用，使得人性由于好利而产生的恶的天性得以修正，从而重塑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人的思想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实际生活中使人的行动往往打上了思想观念的烙印，人的思想观念的重塑也会直接导致自身行为得以改变，个人的行动反馈到社会中，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使整个社会得以治理。

“化性起伪”的提出使得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由理论转变为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以应用的有效治理方式，而这种对于人性改造的实践活动又受到以“人性恶”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体系的指导，从而并没有使其思想停留在他的前辈孔子式的复兴周礼的回归上进行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更加注重社会现实生活，建构出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孟子对人性问题也有细致入微的探讨，但是在道德教育的路径上来看，孟子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而荀子则是从道德教育的外部条件上来分析的。但是荀子的这一努力也是在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离不开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

2.化性起伪的自身努力。

荀子的“化性起伪”既需要教育的作用，也需要自身的努力，荀子认为道德教化的四个步骤在于：“闻、见、知、行”[9]。由此，荀子构建了一个独特而系统的道德教化过程，即听说、看见、了解、行动，其重要性逐渐增强，最后反映到人自身的行动之中，即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将道德修养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具体行动当中。社会有好的道德规范，君主实行好的教化，这些都需要个人来进行一定的体悟，并且要反映到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得到很好的遵循，才算实现了其价值，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否则，只是一纸无用的空文。

三、荀子的教化思想对于当代大学生德育的启示

“教育强则国家强”[10],“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11]。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通讯工具、娱乐设施等迅速发展和完善，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多方面的外在诱惑，大学生的道德教育问题面临着诸多挑战。大学是大学生走向成人社会的最后一站，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仍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而，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显得刻不容缓，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另一方面，当前大学生的道德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道德方面的事件令人触目惊心，社会上纷纷指责大学生道德缺失。这也折射出大学生道德教育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很多不足。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完整，并且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虽历经千年，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尤其是荀子从国家与社会层面出发，提出其道德思想和教化主张，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谋而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君王施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国家行动深入人心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2]。在当下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中，“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1]。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1]。先秦时期，荀子便十分注重礼治的作用，主张在社会上建立起礼的规范，来约束和引导人的行为选择。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规范和引导着人的社会行为和价值取向：即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在荀子看来，这种社会规范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通过国家行动和君主权威来保证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只是一纸空文，而要在国家的倡导下全面贯彻实施，表现在国家行动上，浸润到公民思想体系中，反映在公民的实际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行为选择中，这就是说国家要发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素质建设的主导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来体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具有满足自身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在纷纷追逐经济、政治、社会个人发展等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些道德失范问题。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尤其是他们仍处于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之中，心智还不够成熟，在追求个人全面发展和各方面利益时难免会产生一些疑惑和迷失，常不能对利益是否正当进行恰当区分和取舍。而如果此时由国家层面建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导向作用，在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领域产生正向引导效应，从而使大学生由于追求不正当的利益而形成的恶的思想观念得到改变，并直接反映到大学生的行动当中，进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

(二)“法为保障”：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观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法治的作用，主张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论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之一被提上了战略布局的高度。荀子为了弥补礼治的不足，保障礼治的实施，引入了法治。而在国家倡导以德治国，即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强调运用法治的作用来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并运用法律来惩罚社会中的不义行径和恶劣行为。我们国家的这些努力一方面是为了让公民的利益得到法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努力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运用法来处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并惩罚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进而危害他人利益甚至危害社会的行为。

作为公民，一方面，大学生的正当利益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另一方面，大学生因追逐不当利益而产生的不良行为也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因为行为失范的大学生的不良行为产生的后果，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对于行为失范的大学生自身来说，如不进行法律的惩罚，会让其恶的心理不断滋长蔓延，恶的行为更加不可收拾。相反，通过法律的规范，会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身行为的恶劣性，从而使得这种恶行的改变成为可能。这种法律的惩治也会在大学生群体中产生积极的效应，成为一个个法治教育的案例，使得大学生在行动时能够充分考虑到自身行为产生的后果。这就会使大学生时刻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我约束，从而能够将这种法治观念深入到人的全面发展之中。大学生群体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将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从而为构建法治社会创造条件和基础。

(三)“群体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13]，从而会进入社会，过集体的生活。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在具体的道德教育主张方面与孔孟不同，但是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理想人格的培育，即成就圣人，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都是力图使人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与国家的联系十分紧密，甚至出现了“地球村”的说法。当今的中国，由于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再加上受到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影响，有时会产生一些个人主义的苗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自信，对国家前途充满迷茫。这将不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动摇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根基，甚至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由于没有亲眼目睹过近代我国由于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国门，乃至主权沦丧的局面，因而更容易接受这种不良言论的蛊惑，从而误入歧途。思想无禁区，行为有规范。因此，对大学生实施集体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历史经验证明，思想政治教育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上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被称为“生命线”。现阶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公民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而树立公民对于国家和集体的认同，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其系列讲话精神中充分地体现着这一点。这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科学性在于人性的可塑性，特别是大学生人格，也是可塑的；其实践性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深入到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之中。在当下，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而言，其主渠道是学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此我们必须反思：一方面如何将枯燥的理论讲得富有成效，将直接关系到爱国与集体主义教育的成败；另一方面，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如何在课程内容和讲述方式上改革和创新，从而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对大学生产生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这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自身努力”：大学生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

虽然荀子是以外在社会和政治力量为主体的道德教育方面阐述其道德教育主张的，但是在这其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人在外在力量影响之下，必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自身的蜕变，改变恶的思想观念，实现人格上的升华。荀子的道德教育的理想过程，就是要把小人改造为君子，把君子成就为圣人。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自身的努力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既要接受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又要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人格修养，这两方面是有机统一的。这就要求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抱有认同性，从而树立良好的国家认同意识，并且要加强自己的专业素质修养，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身道德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把良好的素质体现到自身的行为当中，实现知识与行动的和谐发展，成为高素质、有道德的人才。

大学生个人也要接受社会的无形教育，这种教育是潜移默化的、间接的。大学生通过这种教育可以充分认识和了解社会的基本规范和规则，形成良好的认识，才能很好地去遵守它。这种过程也有助于大学生对社会现象的鉴别和社会事件的分析，例如大学生接收不正确的就业渠道和信息，再加上不正确的就业观，就很容易落入传销组织设计的圈套，不仅危及自身，还有可能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不良影响。这是一个反例，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大学生在接受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将社会规范和规则内化于自身的行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