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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关切到社会关怀
——论吴敬梓的人格升华与创作转向

2020-12-28陈庆

文艺研究 2020年10期

陈 庆

“五四”以来的吴敬梓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于吴敬梓的生平考察和《儒林外史》的文本解读、版本整理、本事发掘,胡适、陈美林、李汉秋等贡献尤大①。近年来,吴敬梓的诗文也受到较多关注,李汉秋、项东升《吴敬梓集系年校注》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②。以上研究虽成绩斐然,但仍有继续拓展、深化的空间。比如,吴敬梓的创作生涯,可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诗文为主,后期以《儒林外史》为主,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他在诗文中的人格形象和在《儒林外史》中寄寓的人格理想有何显著差异?其创作转向与人格升华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具体作品和具体事实,如吴敬梓的诗文、《儒林外史》《诗说》和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等,单独来看,都有不少学者关注③,但综论作家人格与创作的全面、系统的宏观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拟就吴敬梓的人格升华与创作转向的内、外因缘展开系统论述,以期深化对吴敬梓及其创作的研究。

一、诗文:弥漫着科举失利的挫折感

纵观吴敬梓一生,其前期的首要关切是科举功名。其诗文或写亲情,或写友情,或写游历,情感和题材是多方面的,难以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涉及功名富贵和个人身世,通常充满科举失利的挫折感。

吴敬梓现存可以系年的诗文,包括赋4篇、诗137首、词47首,共188篇。赋止于三十三岁(1733)所作《移家赋》,词止于三十九岁(1739)所作《内家娇》,诗止于四十岁(1740)所作《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均为前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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