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劲

国别文学/文化和世界文学/文化孰先孰后，是争执不下的老问题，但如果“文学”概念自始就被设定为普遍的“世界文学”理念，文化自始就以比较为内在结构，那当然是世界文学/文化应先于国别文学/文化产生。对此问题，欧洲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能提供一个知识社会学佐证，因为如果把文学史书写视为“文学”知识系统的构建行为，那么从系统角度来看，欧洲的世界文学史书写才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母型：有了书写世界文学史的氛围，有了世界文学史的知识系统框架，才有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结构性需要。而从历史事实来说，早在顾路柏（Wilhelm Grube）、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人撰写专业的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者就已在世界文学史框架内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叙述，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后来在德国学界的基本格局。

世界文学史书写盛行于19世纪的德国。随着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民族学等知识领域的兴起，赫尔德《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807）和弗·施勒格尔《古今文学史讲演录》（1815）中呈现的世界文学理想逐渐为公众接受，至1897年鲍姆伽特纳（Alexander Baumgartner）七卷《世界文学史》出版时，世界文学史书写已蔚为大观。英法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在19世纪的欧洲独占鳌头，德国汉学家处于绝对弱势，然而，德国的世界文学史家很早就开始利用英法汉学家的成果，试图在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呈现出异于欧洲的中国文化精神。佛特拉格（Carl Fortlage）《诗史讲演录》（1839）、蒙特（Theodor Mundt）《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