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柏

一、从钱钟书之议曾纪泽说起

钱钟书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最初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用英语写成①，扩写的中文本在华文世界发表，却已是80年代初的事了②。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仅为新时期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学科树立了典范，而且频繁地被研究近现代戏剧史的学者们引用，因为其中有一段颇具“五四”学人遗风的议论，评说晚清国人只知道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对其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层面却始终都很隔膜。——这样一番议论自被广为引用以来，几乎成为国人最初接受西方演剧之情形的定评。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这段议论都说些什么：

（清末出使欧西的使臣们）勤勉地采访了西洋的政治、军事、工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他们对西洋科技的钦佩不用说，虽然不免讲一通撑门面的大话，表示中国古代也早有这类学问。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或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他们看戏，也象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语出《儿女英雄传》三十八回），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日记里撮述了剧本的情节，却不提它的名称和作者。③

接下来，为支持自己的上述观点，钱钟书举例说：“像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书里都只字没讲起莎士比亚。”④

然而，只要翻阅过曾纪泽的出使日记，我们便不难发现，钱钟书的这一论断于事实很有些出入。……